中国共产党一度希望得到美国的理解支持

抗战后期，为了建设一个光明的中国，中国共产党除了在内部加强人民力量外，在外交上也进行了艰苦的努力。有中、苏、美、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通力合作的背景，中国共产党开始的确是真诚希望各抗日盟国，尤其是美国能够帮助中国避免内战，而美国当时出于对日作战的军事考虑，也需要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和武装力量进行合作，于 1944 年 7 月向延安派出军事观察组“迪克西使团”。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一契机，开始了与美国政府间的正式交往。

1944 年 8 月 15 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题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8 月 18 日，中共中央还专门作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各级组织应把观察组的到来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中国共产党人的外交工作，便是从与这个美军观察组打交道开始的。借此机会，经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与观察组的包瑞德、谢伟恩

等人进行了多次长谈，希望美国敦促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把援华物资公平地分给共产党军队，消饵内战基础；如国民党拒不实行改革，则希望美国对共产党采取一项正确的决策，并希望美国积极援助战后中国的和平建设；在延安建立领事馆继续对延安进行考察。对此，谢伟恩向美国国务院报告兑：我相信，中共现在真心诚意地寻求在美国支持基础上的中国统一。这并

不排除他们再转向苏联，如果他们在美国援助的国民党进攻下而不得不这样做的话。

诚恳而坦率的交谈，使中国共产党和迪克西使团的关系迅速地密切起来。

然而在蒋介石的强烈反对下，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却公然采取了单方面援蒋和反共的政策。

在得到美国援助后，蒋介石更加肆无忌惮，变本加厉地抢占地盘，造成抗战后中国空前的内战危机。

仅从 1946 年 3 月至 6 月间，驻华美国海军就帮助国民党运送 8 个军到东

北和华北，蒋介石终于在 1946 年 6 月底挑起全面内战。

内战爆发前夕，中国共产党一直没放弃同美国建立友好合作的愿望。1945 年初，中国共产党还打算派一个非正式的代表团到美国访问，就中国问题与罗斯福总统直接商谈。1945 年 12 月，毛泽东对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美国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一是华盛顿时代的民族独立精神；二是林肯时代的民治、民有精神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精神；三是美国的农业改革和国家的工业化。1946 年 1 月 31 日，周恩来在向马歇尔转达毛泽东的信件时还说：“如果美国能在处理中国问题上持完全公正的态度，中国共产党人准备在这个基础上同美国进行合作。”

为了打消马歇尔对双方意识形态对抗的顾虑，周恩来强调说，我们在理论上主张实行社会主义，但目前不打算将其付诸实现，所以要学习美国的民主与科学，要使中国能进行农业改革，工业化，使企业自由发展个性，进而建成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国家。

然而从赫尔利到马歇尔，实际上都想把中国所有的军事力量和政治集团统一到蒋介石的领导下，保存现有的国民党政权，由所谓少数党和武装集团

组成并无实权的松散联盟从属于国民党政权。

美国人帮助国民党抢占地盘，从根本上辜负了中国共产党在外交上的诚意。

虽然罗斯福曾劝说蒋介石在政治上进行一些民主改革，建立一个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但是，他最终采纳了赫尔利扶蒋反共的下策，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一直在不断变化。抗战初期，美国推行“不承认主义”和“不干涉”政策，一方面拒不承认日本法西斯侵占中国大片领土，另一方面对日妥协，企图以牺牲中国为前提条件，把祸水引向北面，挑起日苏战争。继而又采取以华制日的政策， 1941 年 12 月 8 日珍珠港事件的爆发，才促使美国与中国结成同盟。

为了共同对付日本法西斯，美英在军事上设立了中国战区，给国民党政府大量军用物资和经济援助，主动放弃过去不平等条约给予美国的在华特权，在国际提出中国为世界四强之一的大国地位。不过，罗斯福当时采取扶蒋政策，不但是为了联蒋抗日，也是为了战后通过蒋介石政府控制中国，遏止苏联。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罗斯福越来越重视对共产党问题的处理。

1943 年 10 月，罗斯福试图同延安建立联系，命令战略情报局开始在共产党控制区收集情报。2 月，罗斯福在开罗会议期间，曾劝说蒋介石在政治上进行一些民主改革，建立一个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

从 1943 年下半年开始，美国对华政策，从单纯扶蒋演变成扶蒋又联共的两面性政策，这样既可以把国共两党的军事力量都集中起来打击日本人，又可以防止共产党倒向苏联，以达到战后控制中国遏止苏联的目的。

1944 年 5 月，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一份文件宣称，“美国并未承担在任何

情况下都支持国民党政府的义务”。同年 7 月 10 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在访华后给罗斯福的报告中说：国民党政府“是由一个地主、军阀和银行家支持的落后无知的政府”，蒋介石本人“并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智慧和政治力量”，因此美国“对蒋介石充其量不过是一项短期的投资”。他预言，“战后中国的领袖将在政治演变或革命中涌现出来”。

由于国民党军队抗战不力、蒋介石又向美国讨价还价索取大量物资援助，引起当时担任蒋介石参谋长的史迪威和罗斯福的反感。有人提出“我们必须限制我们与国民党的牵涉，而开始与注定将控制中国的力量——共产党进行某些合作”。

滇缅战役爆发后，由于蒋介石军队的腐败无能，罗斯福对蒋已失去信任， 1944 年 7 月 7 日，他打电报要蒋介石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史迪威上将。而蒋介石则用拖延应付的办法抵制罗斯福。他在给罗斯福的回电中表示，原则上同意交出军权，但要罗斯福派一位私人代表来华。于是罗斯福在征得蒋介石同意后，于 8 月 18 日委派赫尔利赴华。

临行前，罗斯福告诉赫尔利：其来华的直接使命有二：一是调解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紧张关系，设法使蒋介石支出军事指挥权；二是调解国共关系，促成两党合作，执行美国政府扶蒋联共的对华政策。

在调解蒋介石与史迪威关系的问题上，赫尔利向罗斯福建议，不能再支持史迪威了，否则“将失去蒋介石”，“并且还会连同失去中国”。于是，罗斯福决定由魏德迈来接史迪威的职务。

在调解国共关系的问题上，赫尔利开始是相当卖力的。直到 1944 年 11 月赫尔利延安之行，与毛泽东共同签订“五项协议”，都看不出他与他的同胞高恩大使、华莱士副总统、以及谢伟恩等人有什么区别和矛盾。然而，当蒋介石坚决反对延安“五项协议”时，赫尔利完全站到了蒋介石一边，开始推行他的扶蒋反共政策，并与谢伟思等大多数美国在华人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和斗争，谢伟恩与赫尔利之间的分歧与斗争，如当时延安《解放日报》在一篇时事述评中概括的那样，“是美国对华政策两条不同路线”的争论：“一条路线承认中国人民的伟大民主力量和这个力量的中坚——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因而主张和这个力量合作，反对中国反动派利用美援来打内战，愿意以美国的影响促进中国的民主团结，以加速抗日战争的胜利，增进中美两大国家的反法西斯事业的真正友谊”；“另外一条路线”，“不承认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而只承认‘反民主的而又不是中国人民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及其蒋介石”，认为“他就是中国⋯⋯因而采取支持中国反动派的方针，实际上助长了中国的内战危机，妨碍了对日抗战的共同事业”。

由于在执行罗斯福调解国共关系，促成联合政府的过程中，出现了谢伟思与赫尔利为代表的两种主张的分歧、争论、斗争，因此，当时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中出现了矛盾、对立和反反复复的复杂情况。毛泽东在和谢伟恩等美军观察组成员交谈中，在与赫尔利打交道过程中，得到的是友好、合作和敌视、不断施加压力两种绝然不同的态度，以至于他对谢伟思表示：“美国最近在中国所显示的政策仍是一个谜。”

1944 年底，赫尔利公然撕毁他签过字的延安“五项协议”，支持蒋介石的三项“反建议”，并拒绝周恩来提出的“讨论军事合作问题”的建议。至此，赫尔利成为中国战后和平统一的障碍。

对于赫尔利这种企图把美国和蒋介石挂在一起的作法，引起美国大多数在华人员的强烈不满。当时美国财政部驻华代表爱德华，在写给财政部长摩根索的信中说，赫尔利“完全误解了和歪曲了现实。极需要华盛顿施加压力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人。”爱德华希望摩根索能促使罗斯福约束一下赫尔利，否则赫尔利“铸下的大错误很可能导致内战，使共产党人完全同美国疏远，并使中国变成苏美冲突的焦点。”

1945 年 2 月 28 日，美国驻华使馆全体官员，趁赫尔利回国述职之际，联名打电报给国务卿，指出“赫尔利大使的行动已经损害了中国和平统一的任何机会”，现在“避免内战的唯一希望在于表明美国愿意和延安合作，并迫使蒋介石和中共分享权力。”

面对着这些尖锐的批评，赫尔利联合了一切反动势力开展反共活动。再加上由蒋介石集团和一批美国右翼政界核心人物组成的“院外援华集团”，也在发出鼓噪。这时侯，罗斯福只能听到赞扬蒋介石的消息，这使他原来厌恶蒋介石的看法发生了动摇，反而认为自己并不了解蒋介石，希望能听听赫尔利对蒋介石的看法。

最终，罗斯福接受了赫尔利的主张，认为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援助将会同时招致苏联武器进入中国。这将破坏他战后控制中国的计划，并将遭到国内的攻击，说他帮助中国建立共产主义政权。

1945 年 4 月 2 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谈话，表示美国政府只支持国民党，不支持共产党，把共产党拥有的武装力量指责为阻碍中国和平统一的主要障碍。

到此，标志着美国政府由扶蒋联共的两面性政策，转变成为扶蒋反共的政策。

罗斯福是一位卓越的富有远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在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的斗争中，是他力主打破思想意识的界限，和社会主义苏联结成联盟。毛泽东曾对他寄予希望，表示要耐心等待他连任总统后，能对国民党施加“直接影响”，来促进中国的战后和平民主。

毛泽东认为，没有罗斯福的指示，赫尔利是不会到延安签订“五项协议” 的。然而，由于历史的、阶级的原因，罗斯福在逝世前夕，改变了原来与共产党友好合作的打算，支持并赞扬了赫尔利的主张。

由于罗斯福的支持，赫尔利扶蒋反共的政策得以确立，谢伟思等 11 人以“亲共”嫌疑遭逮捕，美国对华政策两种主张的争论、斗争到此结束。从此美国完全走上了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