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根本没有把打天津放在眼里

第三次出城时间为 1 月 14 日。此行代表团由邓宝珊、周北峰、刁可成及

邓宝珊一名随从，共 4 人组成。此次由王克俊亲自从德胜门送出城外，然后他们骑马到解放军联络站，再转道去平津前线指挥部。

邓宝珊乃华北“剿总”副司令官兼陕绥边区总司令。他是傅作义特地派飞机从包头接来北平，出任和谈代表的。

在关键时刻，请出邓宝珊做和谈代表，主要是因为邓宝珊与共产党以至毛泽东多年来有频繁交往。早在抗战时期，邓宝珊就三次途经延安，每次都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贺龙等人的热情接待，毛泽东曾几次与邓长谈， 彼此关系根深。

傅作义刚把他的和谈代表派出，就收到了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十万火急的电报，说解放军已于上午 10 点向天津发起总攻。

傅作义给陈长捷的命令还是那句话：“坚决守住。”

其实中共方面原来也希望和平解放天津。解放军在发动总攻前于 1 月 11 日致信陈长捷，要求天津守军“和平放下武器”。那封信的副本就放在傅作义的办公桌上——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将军：

我即将开始天津战役了，郑洞国是榜样，将军如仿效将为人民立大功， 如抵抗只能使自己遭受杀身之祸。希望你们在我们总攻之前，派代表来谈判， 在任何地点都可以找到司令部，然后护送你们与我们商谈。

林 彪罗荣桓

傅作义让参谋长李世杰向陈长捷传达命令：“坚决守住，就有办法。” 陈长捷是傅作义的至交好友，他当然明白所谓“就有办法”，就是把天

津当做向中共和谈时讲价还价的筹码。陈长捷自恃天津守备工事坚固，支撑些时日应当无问题，拒绝了解放军的最后通牒。

天津，是有着 200 万人口的华北最大商埠，经过长期经营，它已成为国民党坚固无比的军事要塞。天津素有九河下梢之称，四郊地势低洼，水网密布，不利大兵团作战，子牙河、北运河、南运河、金钟河、墙子河等，成为扼守天津的天然屏障。天津的城防历经日本人和国民党的连年整修加固，碉堡林立，市区内外共有 380 余座大碉堡，小碉堡无计其数。以大碉堡为核心，

四周布设地堡群，构成坚固防御体系。此外，环绕全城挖掘了深 3 米、宽 10

米、长近 50 公里的护城河，引进运河、海河水，使护城河水经常保持在 1

米半至 2 米左右。护城河外侧还筑有碉堡群、鹿砦和地雷区以及 20 余处外围

据点；内侧修有 5 米高的土墙，墙上没有铁丝网、电网，每 30 米就有一个碉堡；墙的内侧有环市公路，便于调动部队；通往市中心的重要街道，路口均修有碉堡，并埋有了美国造的触发抛射地雷。市中心高大建筑物如中原公司、海光寺等为制高点，配置了强大火力，在守军眼中可谓是固若金汤，坚不可摧。

可是，林彪根本没把打天津放在眼里，只派出了他的年轻的参谋长刘亚楼担任指挥。

刘亚楼的司令部在距天津市区 20 华里的杨柳青，他的计划是指挥 22 个师的大军，拿下天津。刘亚楼心里清楚，敌军工事虽坚，但士气低落，斗志不强，而且敌军虽号称 13 万，真正能战斗的，不到一半。傅作义对这笔赌注期望很高，下的本钱却有限，真正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刘亚楼针对天津地形地貌及国民党军守备的特点，制定了攻击部署：东西并进，拦腰截断。先南后北，分割围歼。

“我的布置是先吃肉，后啃骨头。”刘亚楼诙谐的语言引得他的将领们开怀大笑。

吉普车在坑洼不平的路面上飞奔，车上的周北峰不断地催促着，不断地问：“天黑前能到吗？”

负责接待的解放军王科长安慰他：“天黑前保证能到。”

但周北峰还是心焦。他似乎有一种预感，在这关键时刻，可能会发生什么事。

邓宝珊理解周北峰的心情，但没有做声。

这一次，他们要到通往通县的解放军前线总部。大约一个小时后，汽车来到通县以西五里的五里桥村，这里距解放军平津前线总部所在地的宋庄只有五里。汽车开进一座宽敞的大院停住，邓宝珊、周北峰下了车，看见林彪、罗荣恒、聂荣臻三位将军已经站在大门外迎候。

大家握手问候完毕，中共将领决定休息一夜再说，而周北峰却说：“不累，不累，我们还是现在就谈吧？”

于是，在周北峰的坚决要求下，双方立即开始了会谈。

聂荣臻先发言：“周先生，我们上次说得很清楚，1 月 14 日午夜是答复的最后期限。我们普通过北平城内的同志多次催促，贵方迟迟不做答复，我们只好下达攻打天津的命令了，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你们有什么意见？”

周北峰有些怅然，他想到了来时的预感。此时他才注意到中共将领中刘亚楼将军一直未露面，估计是和攻打天津的战事有关。他用征询的目光望着邓宝珊，问：“怎么办？”

这是一个新情况，涉及到被围攻的天津的命运。邓宝珊回答：“用你的

电台发个电报，请总司令指示。”

周北峰外出发电。邓宝珊问中共将领：“你们计划打多久？” “三天。”林彪不动声色地回答。

邓宝珊不以为然地说：“三天？恐怕三十天也打不下来。”

这时，聂荣臻以高亢的四川口音火爆爆地说：“三十天打不下来，那就打半年、一年，反正一定要打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