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为确定国歌彻夜难眠

世界上每一个主权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歌。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民众共同心声的表达和共同意志的体现，能起到统一人们思想、激发民族爱国情感、催人奋进的巨大作用。但创作或确定能代表一个国家全体民众共同心声的国歌是相当不易的。

在筹备新中国的过程中，确定国歌也经历了一番曲折过程。

新政协筹备会的征稿启事发出后，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华侨的国歌歌词、歌谱 694 首，其中有筹备会成员如郭沫若、马叙伦、欧阳予倩、冯至、柯仲平等知名人士的作品。

第六小组在评审国歌时，选了一部分歌词、歌谱印发给大家，对有的歌谱还组织乐队进行演奏。

遗憾的是，征集来的歌词、歌谱都不太理想。

在讨论时，大家认为在短时间内创作出理想的国歌词、谱是困难的。 商议的结果，倾向于在国歌未制定以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最早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作国歌的人便是著名画家徐悲鸿。

新政协筹备会党委会接到的马叙伦和沈雁冰关于国歌选评情况的报告称：“经本组慎重研讨，认为国歌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尚少。必须再有计划地征集一次，将选取者制曲试演，向群众中广求反应后再行提请决定，非最近时期可以完成。”

然而，没有国歌的开国典礼，至少会使大典的气氛和人们的心情受到影响。常委们十分着急。

毛泽东亲自去到勤政殿，召集常委成员、第六小组成员和有关专家顾问以及各界人士座谈国歌之事。

座谈会一开始，出现冷场，无人发言。大家都在思考。

国歌既要有大众性，又必须具有庄严性，如此雅俗共赏的歌曲创作实属不易。而且，国歌是代表一个国家，尤其是代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的歌。

身材瘦弱的徐悲鸿站起来说：“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怎么样？” 在去中南海开座谈会之前，徐悲鸿已经为国歌的事情几度夜难安寐，辗

转反侧了。他对夫人廖静文说：“我准备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

“那怎么可以，歌词里不是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不好吧？”廖静文说。

“你知道法国的《马赛曲》吗？那就是一支很悲壮的歌曲。”徐悲鸿在法国巴黎留学期间，对这首法国国歌印象根深。他为廖静文唱了一遍：

前进！前进！祖国的儿郎， 那光荣的时刻已来临！

专制暴政在压迫着我们， 我们的祖国鲜血遍地， 我们的祖国鲜血遍地。 你可知道部凶狠的兵士， 到处在残杀人民，

他们从你的怀抱里， 杀死你的要子和儿女。公民们，武装起来！ 公民们，投入战斗！ 前进前进！万众一心 把敌人消灭净⋯⋯

“你看，这歌词的味道和《义勇军进行曲》差不多呢。”徐悲鸿说，“抗日战争中《义勇军进行曲》唤起了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今天，它仍将鼓舞人民以昂扬的精神继续前进。”

廖静文终于点了点头。

徐悲鸿的建议立即得到周恩来的响应。周恩来发言说，这支歌曲雄壮豪迈，有革命气概而且节奏鲜明，适于演奏。

建筑学家梁思成说，我记得在美国时，有一次上街，听见有人用口哨吹

《义勇军进行曲》，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美国青年。这说明这支歌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我看就这支歌吧。

刚从国外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说：“国歌是一个国家的歌，它的产生应该有历史背景，如法国的马赛曲，还有国际歌。这些歌曲在法国大革命、苏联十月革命中唤起了广大人民。《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于抗战时期，唤起民众向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保卫祖国的神圣战斗。还有，这支歌可以用来纪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创始人聂耳。另外，在国际问这支歌也建立了它的地位。兄弟在美国，同美国最勇敢的黑人歌手罗伯逊见面时，他说他爱唱《义勇军进行曲》。美国的中学生、小学生从广播电台和电影中学会了这支歌，无论在娱乐场所还是朋友问都唱。罗伯逊问，这是不是你们的国歌？我说，不是， 我们的国歌是丧歌。当然，那是指国民党时期。这样看，《义勇军进行曲》在国际上确已建立起伟大的历史地位。按一个歌曲本身讲，好坏不靠几位音乐专家评判，而是需要广大人民去下判断。《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内国外人民中博得了一定的颂扬，所以按它本身价值，也应采用作国歌。歌词可以按新的国内外情况编拟，这是兄弟本着在国外作宣传工作的经验，提供的一点意见。兄弟希望能采用聂耳的歌谱，歌词另拟。”

但也有人表示不同意见，认为新中国即将成立了，中华民族已经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屹立在世界东方，而这首歌当中还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样的句子，是不是过时了？

周恩来回答说：这首歌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作用，尽管现在新中国成立了，但今后还可能有战争，还要居安恩危啊。

在座人士一个接一个表态同意《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

最后，毛泽东总结说：“既然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最好， 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歌词不要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过时了吗？我看没有。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终于胜利了，但是还是受春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原词好。”

大家对毛泽东的讲话以鼓掌表示同意。

接着，毛泽东综合了座谈会上众人的意见，宣布通过了徐悲鸿的建议。这首在仓促中写在香烟衬纸上的歌词和聂耳的谱曲同样受到了政协一届

代表的喜爱，全体代表一致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之前，以

《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在血与火的年代。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到肥沃的华北平原，中华民

族危在旦夕。共产党员田汉为了躲避搜捕，搬到上海法租界。他发现音乐界的一些人，或写靡靡之音，或写艺术歌曲，仿佛生存在桃花源中。也有一些人写救亡歌曲，但因为思想感情的原因，这些歌曲无力在民众中流传。

田汉决定要写一些能唤起民众、鼓舞人民斗志的歌曲。此时，他正在为上海电通影业公司编写《风云儿女》的梗概。这是一部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反映了国民党统治区知识分子从苦闷、彷徨中勇敢走向抗日前线的故事。剧本着重描写了从东北流亡到上海的男青年的遭遇。田汉为影片的主人公诗人辛白华设计了一节诗稿：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田汉写出歌词不久，就被投入铁窗之中。夏衍接手他未完的剧作，把梗概改编成电影，歌词交给共产党员聂耳。

正在华联公司搞音乐的聂耳和田汉既是同志又是朋友，而且田汉是聂耳的入党介绍人。他们常在一起谈论国事，并多次合作歌曲。

聂耳拿到田汉歌词的时候，也得到敌人即将逮捕他的消息，上海地下党决定让聂耳出国暂避一段。出国前，聂耳连夜突击拿出了曲谱。这支歌的每个音符都充满了强烈的战斗气氛，铿锵有力，浑然一体。前奏曲像嘹亮的进军号，连着三个“起来”，把音调推向高潮。结尾不但坚定有力，而且有绕梁不绝之感。

1935 年 7 月，田汉由南京宪兵司令部获释出狱的当天，适逢《风云儿女》首映式。作为电影主题歌的《义勇军进行曲》第一次问世。但曲作者聂耳再也听不到这支昂扬向上的进行曲了。年仅 24 岁的聂耳，不幸殁于日本藤泽市海滨的波涛中。《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他的绝唱。

然而，这支歌很快唱遍了上海，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兴起，又唱遍烽火遍野的中国大地。

美国朋友斯雷尔·爱泼斯坦写过一篇题名为《反抗的歌声》，谈他 30

年代在天津，第一次听到人们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的动人场面。大约是 1938

年 5 月，他路过天津青年会堂体育馆时，远远听到一阵有力的歌声，原来是天津青年会的秘书刘良模在教普通老百姓唱《义勇军进行曲》。爱泼斯坦觉得，歌曲的每一句都是一个口号。他在文中写道：“这种类型的歌曲只要听到一次就会终生难忘。它的急促而充满胜利的信心的词句，像是一位紧张得喉咙沙哑的指挥员在战斗打响之前作动员报告。”

聂耳死后，郭沫若亲笔手书“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并撰写墓志铭， 全文是：“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鼙鼓也，其所谱《义勇军进行曲》已被选为代用国歌。闻其声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壮然而宏志士之志，毅然而趣于共同之鹄的。聂耳乎，巍巍然其与民族并寿而永垂不朽乎！”

1959 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聂耳》时，结尾处理为聂耳站在甲板上， 轮船向远方航行。周恩来看完样片，建议结尾改成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边行进边唱《义勇军进行曲》的镜头。周恩来说，应该唱到天安门。

艺术的各门类是相通的，徐悲鸿不仅凭艺术感觉，更凭他一生中的磨难， 真正认识了《义勇军进行曲》这首非凡的歌曲。开国大典时，徐悲鸿作为政协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听到了那庄严的乐曲。

4 年后徐悲鸿病逝。他当然不会知道他提议的代国歌在 1978 年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修改国歌歌词。全国人大许多代表、宪法修改委员会许多委员和各界人士都建议恢复国歌原词。

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歇的决议，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昂扬的歌曲响彻山川湖滨。天安门城楼前，每天迎着曙光都要升起庄严

的国旗，响起雄壮的国歌。它早已成为全中国人民奋进的号角，与中国的民族精神浑然凝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