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说：中共提出的“和平协定” 可以理解为最后通牒

双方代表经过广泛、具体地交换意见，基本上摸清了对方的底，而中共方面起草的“和平协定”草案也准备就绪，并认为按前方的军情，谈判应加快步伐。

毛泽东铺开信纸开始给周恩来写信：恩来同志：

今日下午双方代表团应举行一次正式会议。在此会议上，宣布从今日起，结束非正式谈判阶段，进入正式谈判阶段，其时间为 13 日至 17 日，共五天。在此会议上，大略解释协定草案要点，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另向张治中表示， 4 月 17 日必须决定问题。18 日以后，不论谈判成败，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他们派回南京的人，14 日上午回去，15 日下午必须回来。南京四要员（李宗仁、于右任、居正、童冠贤，不要张群）如愿来平，15 日至迟 16 日必须到达，17 日必须举行签字式。应争取南京代表团六人都同意签字，只要他自己愿意，亦可签字。签字后他们不能回去，设法将他们全体留平。如他们因南京不同意签字而不敢签，并有些人要回去，则必须争取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三代表及四个顾问留北平。

毛泽东 4 月 13 日

毛泽东写完信，立即吩咐机要秘书立即将信送给周恩来。

在同一天，周恩来派人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送交国民党方面，并通知当晚 9 时开正式会议。

会议的地点在中南海勤政殿。

勤政殿大厅中间横放着一排长桌，两边分坐双方代表。双方代表后边各放三张小桌子，坐着双方列席人员和记录人员。

会场布置简朴，气氛严肃。

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宣布开会，然后对《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作了说明。最后，他说，如果和平协定的条款都能实现，我们相信国内的和平就有

了永久的保证，南京政府代表团及南京政府中的爱国分子，努力于这个全国人民共同希求的和平事业，当然可以得到人民的谅解，也可以得到人民的赞许。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共代表团愿意在这里提出保证，当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时，以及在筹备开幕时，接受南京爱国分子的参加，同时也参加联合政府。

周恩来讲完之后，由张治中发言。

他说，对国戾党的错误，有诚意承认；对国民党的失败，也有勇气接受。张治中把《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中不同意接受的各点一一提出。

最后他说，我今天固然代表我们政府和中共商谈和平，同时个人一向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至少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反对者。我今天在中共代表团诸位先生面前，不想说什么恭维的话，今后国家的责任，是落到了你们身上。

希望中共从此领导国家，达到独立、自由和民主的目标，并建设国家，臻于富强康乐之境。张治中表示，愿就中共所提草案加以研究，提出修正案。

张治中发言后，双方同意再作会外协商，然后定期举行第二次会议。次日，南京代表团经过一天研究，提出了 40 处修改意见，写成了一个修

正案。修正案用词力求和缓，同时对军队改编、联合政府两项进行了若干修正。当晚，张治中把这个修正案交给周恩来，二人进行了长时间交谈。

4 月 15 日早晨，双方代表分别进行了交谈。晚上 7 点，中共代表团送交南京代表团最后定槁的《国内和平协定》，周恩来表示，这是最后的文件。张治中注意到这份文件已删去“草案”字样，他明白了一切，但他还是

问道：“所谓最后的文件，是不是解释为最后的通牒？是不是只许我们说一个对或者不对？”

周恩来严肃地点点头，说：“可以这样理解。这是我们的最后的态度。” 张治中如释重负地长吁一口气，说：“也好，干脆！”

接着周恩来要求双方代表团两个小时的时间研究最后定案。

9 点整，会谈开始了。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首先发言，对协定修正案作了详尽说明。

周恩来最后正式宣布说，这个协定是走稿，是不能改变的，南京政府同意就签，但无论签或不签，到本月 20 日为止，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将立即渡江。

周恩来最后的宣布，令国民党代表团个个心旌震荡。

张治中缓缓站起身，说：“刚才恩来先生说这是最后的文件，那就意味着同意就签字，不同意就拉倒，如果是这样，我们代表团同人现在就没有再发表意见的理由和必要了。我们将把这个文件迅速报告我们的政府，请示它作最后的决定，然后再答复中共代表团。”说到此，他略为停顿一下，又继续说道：“不过我想略为提出一点个人的意见或感想。我要再说明，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和感想，而不是代表团的意见和感想。

“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可以说是告一个结束了。谁胜谁败，谁得谁失，谁是谁非，当然有事实作证明，将来也自有历史作评判。不过要打个比方来说，我想国共两党之争，好比是兄弟之争，我们同是中国人，同是一个民族，俗语说‘便宜不出外’，今天谁吃了亏，谁讨了便宜，那是不必太认真的。国共两党等于兄弟一样，大哥管家管不好，让给弟弟管，没有关系，‘便宜不出外’。做大哥的人，不但对于弟弟的能干，有这个能耐来担当重责大任，表示敬重、表示高兴，而且要格外的帮助他，使他做得好，做得比哥哥好。表示我当不好，你来当，希望你当得好，一定当得好。这不仅是站在兄弟立场应该如此，就光是基于人类之爱，同胞之爱，民族之爱，也应该如此。

“今天的中国，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孙中山先生去世二十四年了，我们还没有把中国弄成自由、平等、独立的国家，我们的同胞，在国外受到人家的鄙视轻视，我们实在感到惭愧和耻辱！

“近几年来，国民党以国内第一大党的地位，对待中共实在太狭隘一点，胸襟和态度都狭隘。老实他说，是有很多对不起人家的地方，应该首先作一个自我反省，认识错误，感到惭愧，转变过来。我们国民党虽然失败了，但是今后还有它的新生和改造的机会；我们还是愿意重新团结合作，来共同担负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我们应当把眼光放大些，胸襟开阔些，重新合作，这才是国家民族之福！在国民党方面，今后应该有这个眼光，有这个胸

襟，有这个态度。这是我个人在自我反省之余的一点感想，愿意提出来请大家指教。

“最后，我们没有别的，只有祝愿两党过去的一切芥蒂、一切误会，一切恩怨，永远结束：过去的让他过去。在我们方面，当然首先做一个自我反省，同时希望中共也保持着这种远大的眼光，开阔的胸襟，明朗的态度，来领导未来的历史性的新的政权。中国共产党基于过去的努力奋斗，到今天已经接近——最少可以说接近——到它当政的理想。也有了成功的把握，用不着我们恭维。

“对于其他方面，没有任何意见。以上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与感想，假使有不对的地方，希望恩来先生和诸位代表先生们加以原谅。”

张治中不囿于一党一派之利，而是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对待国民党的失败，真是难能可贵。但是，他的关于“兄弟之争”的一段话，模糊了国共争战的实质，与共产党人的立场格格不入。

对此，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立即起身反驳。他说：“刚才文白先生说的几句活，我不能不辩白一下。就是对于兄弟的比喻。假使文白先生说双方的关系等于兄弟一样，是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那么我们都是为和平而努力的，我们很愿意接受。过去大家虽有不对，今后大家仍可以一道合作。但是如果拿过去国民党二十多年来，尤其最近两年又九个半月的蒋介石的朝廷来说，这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孙中山先生当年革命的时候，对清那拉氏进行的斗争，就不是兄弟之争；对袁世凯的讨伐，就不是兄弟之争。如果说是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是不会同意的。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表示它的严肃性。说是兄弟之争，如果把蒋介石朝廷和一切死硬派也包括进去，就失掉了它的严肃性。”

会议于当晚 10 时 20 分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