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通道——香港至北平

1948 年 8 月，朝鲜罗津港。一艘名为“波尔塔瓦”号的苏联货轮缓缓离开海岸。

海风轻轻地吹拂着，空气中夹杂着一种咸腥的味儿。

货轮甲板上，一位身着西装，年纪大约 40 多岁的中年男子，凝视着大海的远方。他便是钱之光，其公开身份是“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中共地下工作者，他正肩负着一项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

钱之光曾长期在国统区开展革命工作。抗战时期，他担任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处长。

1945 年 8 月底，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钱之光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对毛泽东在重庆期间的安全警卫、住宿饮食等做了大量工作。

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后，中共驻重庆、南京、上海等地办事处工作人员撤回解放区。钱之光回到解放区后，又被组织上派到大连，负责与苏联方面的联络工作。

1948 年 7 月 31 日，周恩来致电中央军委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港、沪将有一批党员干部和民主人士经大连来华北，已指定钱之光负责大连的接头、招待事宜；由大连到庙岛以及由庙岛到石家庄，拟由后勤部负责。

8 月 2 日，周恩来又致电钱之光：“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名义前往香港，会同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等，接送在港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

之后，周恩来指派刘昂赴大连，代替钱之光的工作。

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后，钱之光马上开始做赴香港的各项准备工作。

钱之光又安排祝华、徐德明和俄文翻译陈兴华等同他一起去香港。等刘昂一到大连，钱之光便启程出发了。

当时由于航道的原因，还不能从大连直接坐船去香港，必须先到朝鲜平壤的苏联办事机构办理租船手续后，才能行动。

钱之光带着几位同志离开大连，经过丹东，跨过鸭绿江大桥，进入朝鲜境内，来到平壤，并办理了租船手续，安排一艘“波尔塔瓦”号货轮去香港。租好船后，钱之光便在第二天立即赶到 201 罗津，乘上了“波尔塔瓦”号货轮，开始了香港之行。

从罗津港到香港，要经历漫长的海上航行。沿途要经过朝鲜海峡、东海和台湾海峡。

望着宽阔的海面的钱之光，心头却悬着一块巨石，他必须准备随时应付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

航行途中的一天上午，钱之光等几个人正在甲板上观赏海景，突然空中响起轰隆的飞机声。抬起头来，只见两架飞机正在货轮上空飞行。

开始，大家以为是飞机在航飞时经过货轮上空，没有在意，继续观望海景。

然而，几分钟后，两架飞机仍发着轰隆声盘旋在货轮上空，而且越飞越低，飞机上涂的颜色能看得清清楚楚。

突然有人说：“这是国民党的飞机在监视我们所坐的船。”

钱之光一听，说：“对，肯定是这么一回事，大家要注意。不过，我们船上挂的是苏联国旗，大概国民党的飞机也不敢丢炸弹。”

跟踪监视了一段航程后，两架飞机没有发现船上有可疑之处，便悻悻地往东飞走了。

过了台湾海峡，旅途的风险总算过去了。

船快到香港时，海面上出现许多轮船，船杆上飘着不同国籍的旗帜。香港当局的缉私快艇，来回穿梭在各轮船之间，搜寻走私目标。

为避免引人注意和猜疑，钱之光改扮成“波尔塔瓦”号货轮上的锅炉工，终于安全地抵达香港。

“波尔塔瓦”号货轮抵达香港后，苏联方面马上派人乘小汽艇来接头。当时苏联方面在香港设有办事处，与船上有通讯联络。办事处事前就已

得知“波尔塔瓦”号到达香港的时间，并通知了“联和公司”。 “联和公司”是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设立的一个与外界进行公开联系的

办事机构。在“联和公司”工作的有杨琳、彭超俊、刘恕、祝华、王华生、徐德明等人。

钱之光一行上了苏联驻港办事处的小汽艇。

中途，钱之光碰到先期到港、这时前来接人的袁超俊、刘恕两人。

上岸后，袁超俊、刘恕引着钱之光一行先到“联和公司”商量卸货的事宜，布置今后的工作，然后再和设在香港的中共华南分局进行联系。

在钱之光等人启程赴香港后，周恩来于 8 月 9 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中共华南分局负责人方方并香港分局的电报。

电报说：“为邀请与欢迎港、沪及南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来解放区，并为他们筹划安全的道路，望指定汉年、夏衍、连贯负责计划，并协商一个名单电告。”

方方接到电报后，立即和潘汉年等人着手安排这项工作。

钱之光到达香港后，马上与方方联系上，并来到方方家中。这时，华南分局负责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的领导人潘汉年也正好在方方家中。

钱之光应大家的要求，首先介绍了解放区，尤其是东北解放区的一些情况。钱之光讲得眉飞色舞，方方、潘汉年等人听得津津有味。

喝了一口茶，钱之光又说：“8 月初周副主席给我来电报，让我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名义来香港和大家一起安排民主人士赴解放区的事宜。大连的接待工作由中央派刘昂从西柏坡赶来接替。我们租了苏联的货船从朝鲜的罗津港出发，沿途遇到了国民党飞机的监视，现在总算平安来到了这里。”

方方说：“老钱长途航行，辛苦了。关于安排民主人士赴解放区一事，我们也于 8 月 10 日接到中央的电报。这项工作意义很大，我们必须好好安排计划。”

潘汉年推了推眼镜架，机敏的目光透过眼镜片放射出来。他说：“香港社会复杂，港英当局的巡警密探、国民党特务十分注意民主人士的动向。而安排赴解放区的民主人士，社会影响大，一举一动为人们所关注。所以，这项工作是十分艰巨的，责任很重大，大家要很好地商议筹划，才能把工作做好。”

在议论中，几个人一致认为，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很多，他们一直与中共常有联系，其中有与华南分局直接联系的，有和香港工委联系的，还有中共其他方面的同志所联系的民主人士，这样，宜分期分批行动。至于每一批安排哪些人走，什么时候开船，必须根据民主人士本人的准备情况、货物的采购装运、香港的政治气候以及联系工作的情况等来决定。

大家认为，为了尽快与中央和大连保持联系，还必须建立专门电台，以便随时向中央和周恩来汇报情况，并通知大连方面。

几天后，电台建起来了，并与西柏坡和大连沟通了联系。

为了尽快安排首批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钱之光、潘汉年等人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

在一家高级旅馆的五层一套客房里。钱之光、播汉年正在和“联和”的职员们商议着详细具体的行动步骤。

潘汉年对参与联系民主人士北上的同志说：“香港情况复杂，而工作出不得半点差错，所以，我们负责联系的同志，要机智灵活，特别要注意密探的跟踪。对于上船要经过的路线，要调查，熟悉要经过的地段。同时，还要事先约好，要经过哪些街道，什么人去接。还要知道，万一遇上了紧急情况，如何应对和处理⋯⋯”

经过一番努力，在较短的时间内，基本上做好了第一批民主人士北上的准备工作。

8 月底，钱之光向周恩来发出请示电：准备租用苏联货轮运送第一批民主人士经朝鲜到东北解放区。

月 30 日，周恩来起草并发出与任弼时、李维汉联名的致钱之光电：同意一批民主人士乘所租的苏联货船开往朝鲜，但须注意绝对秘密，保证安全。出发以后有什么情况，要随时报告。

收到了周恩来等人发来的电报，钱之光与潘汉年便开始确定具体的护送名单。

当时准备进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很多。因第一批带有试探性，人员不宜安排太多。经过反复考虑和斟酌，安排了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四人。

月 1 日，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冯玉祥将军乘船由美国返回途中，在黑海因船起火遇难。

中共中央得知此消息后，十分震惊。由此十分担心，在香港租的苏联货轮旅途中是否安全。

9 月 7 日，周恩来为中央起草致潘汉年并香港分局电： “民主人士乘苏轮北上一事，望慎重处理。第一，如该轮确无航行保证，

以不乘该轮为妥；第二，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表示有顾虑，亦可不乘该轮；第三，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也愿意北上，亦不宜乘一轮，应改为分批前来，此次愈少愈好”。

接到此电报后，潘汉年和钱之光等人对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做了更为慎重而妥贴的安排。

9 月下旬的一天下午，钱之光赶到苏联货轮上，迎接民主人士上船。为了避免可能引起的麻烦，直到黄昏时，几位民主人士才离家上船。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四人利用黄昏的掩护，打扮成短衫工

人模样，在章汉夫的陪同下，乘小舢板登上苏联货轮。

沈钧儒已是 70 多岁高龄的老人，比起过去他在重庆、上海时要消瘦一些，但仍步履稳健。

谭平山过去在重庆时与钱之光就有往来，现在见面彼此十分高兴。钱之光说：“可能没想到吧，在这里我们又见面了！”

谭平山紧握钱之光的手，连声说：“是呀！是呀！”

这时章伯钧攀扶着软梯爬上货轮。他猛一抬头，突然看见钱之光，感到很惊奇，忙说：“老兄，你也来了！”

两人笑了起来。由于工作的关系，钱之光此次到香港后还未与他见过面。突然相遇，觉得意外。

为护送第一批民主人士，钱之光、潘汉年除了安排章汉夫陪同北上外，又派祝华和徐德明两人护送。

离港后，钱之光立即向党中央和大连方面报告了第一批民主人士出发的情况。

收到钱之光从香港发来的电报后，在西柏坡的周恩来马上起草了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

“第一批来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近日内抵朝鲜罗津，请张闻天、高崇民、朱学范分别代表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全国总工会前去迎接。”

中共东北局接电后则建议改派离罗津较近的李富春、朱理治代表东北局前往迎接。中央同意了东北局的建议，重新派李富春等人去迎接第一批民主

人士。

在香港的钱之光、潘汉年等人一直焦急地盼望着民主人士抵达目的地的消息。直到第八天，焦虑不安的钱之光等人才收到大连刘昂发来的电报：

“船已顺利到达朝鲜罗津，中央派李富春同志专程迎接，已前住哈尔滨。”

9 月 29 日，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钩四人顺利抵达哈尔滨。为了祝贺第一次完成这项任务，钱之光、潘汉年和其他一些同志在旅馆

里举杯痛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