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华润公司”

第一批民主人士安全北上后，钱之光、潘汉年等人接着又开始着手安排第二批民主人士北上的准备工作。

这次是刘昂直接在大连港租用苏联的货轮，装载着东北解放区出口的大豆、土豆、人参等物资来到香港，然后接回第二批民主人士，带回解放区所需的纸张、西药等物资。

为了利用经济贸易工作作掩护接送民主人士，钱之光、潘汉年对设在香港的“联和公司”进行了改组和扩大。

钱之光提议说：“我想给我们的公司取名为‘华润公司’。华是中华的华，代表中国；润是毛润之的润，代表我们党。这就是说，这个机构是我党办的贸易公司。”

征得大家的同意后，“华润公司”的招牌拴到了香港皇后大道上。公司开始由杨琳任经理，后来党中央又决定由钱之光任董事长。 10 月中旬，刘昂在大连祖用的苏联货轮抵达香港。

想不到的是，苏联货轮在到达香港时，与另一艘大船发生了碰撞，搁浅在海湾，必须就地检修。

为了不耽误民主人士北上，钱之光又租了一艘挂挪威国旗的“华中”轮北上解放区。

1948 年 11 月 23 日，在钱之光等人的精心安排下，郭沫若告别妻子儿女， 改名“丁汝常”，登上“华中”轮北上。

与郭沫若一同坐船北上解放区的，还有马叙伦、许广平母子、陈其尤、沙千里、宦乡、曹盂君、韩炼成、冯裕芳、翦伯赞等 30 多人。

陪同第二批民主人士北上的是连贯。钱之光专门派王华生随船护送。

旅途中，许广平的儿子周海婴自己装了一台收音机，无意中收到新华社播发的东北解放军解放沈阳的消息。

大家听了这个消息，十分兴奋，高兴得跳起来。

12 月 1 日，“华中”轮抵达丹东（今安东）石城岛。郭沫若等第二批民主人士改乘小船上岸。

东北局派负责同志把他们迎接到沈阳，住进了铁路宾馆。圣诞夜，泛海赏月，李济深等人安全离港。

10 月以后，这个人来人往的“华润公司”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不断有人到“华润公司”摸底。为了安全起见，华润公司除了做生意，再无其他举措。

圣诞之夜，香港一片火树银花。坚尼地道的皇家酒店三楼，高朋满座。

而一群记者也聚集在酒楼内外，窥测酒宴的动静。甚至香港当局也出动警探， 布置在酒楼周围。

因为席间有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沈钧儒等一大批民主人士悄然离港，使滞留在香港的李济深格外引人关注。围绕李济深的去向，各种势力展开了激烈争夺。美国人积极拉拢李济深。桂系为了实现划江而治的企图，极力拉李济深加盟。国民党则千方百计要把李济深扣在香港，如不能达到目的，不惜置他于死地，而港英当局又是倾向国民党的，要达到目的并不困难。

李济深周围，杀机四伏。朋友们都在为李济深的安全担心。

何香凝一针见血地说：“任公，你还是早走的好，一则是形势的需要， 二则为了任公你自身的安全。”

李济深闻之怦然心动。

中共对李济深的争取工作也是不遗余力。为了解除他出走香港的后顾之忧，钱之光先对他的家属做了周密妥善安排，同时在安排同行的人员时尽量组织民革中与他亲近的人一起走，以增加他途中的安全感。最后，李济深终于决定秘密北上。

李济深出走的时间定于 12 月 26 日夜，圣诞夜，全港放假。如直接出港登上苏联轮船，将会引人注目。为了迷惑外界，钱之光特地安排李济深参加一个宴会，做东道主的名义上是香港名士邓文钊，同时赴宴的有朱蕴山、吴茂敬、梅龚彬、李民欣、陈此生、何香凝。

这次宴会召来的观众不少，但却没有人能接近举行宴会的包间。包间外， 两名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剑拔弩张，任何人接近包房的企图，都化成泡影。

李济深难得这样高兴，环顾左右，都是至交好友，多年来忠诚地追随在他的左右，现在，他将带领他们开始一次新的征程。

李济深感慨很深地说：“中共朋友安排得如此周密，可谓煞费苦心了。你我定不负中共朋友的厚望，为新中国的建立贡献绵薄之力。”

最后他对大家说：“诸位，今天晚上，我们就要离开香港了，我的宗祖李白诗曰‘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此一行，对我们来说，是回家。大家风雨同舟这么多年，这一回是真正风雨同舟了，别的，我就不必多说了。来，我请大家一起干了这杯酒，祝我们旅途顺利，早日回到家中。”

大家纷纷起立碰杯。

酒阑意尽，大家纷纷离座而走。新闻记者们蜂拥而上，七嘴八舌地发问： “李先生，你对毛泽东的邀请将持什么态度？”

“李先生有离港的打算吗？” “李先生是否准备与白崇禧将军合作？”

李济深笑而不语，随行人员从人群中奋力推出一条缝，李济深冲出记者的人墙。记者们失望地瞧着一行人登车而去。仍有些人尾随其后。

李济深一行的车队浩浩荡荡宜奔维多利亚海湾，早有几条游艇等在码头上，小艇上有酒有菜，一行人弃岸登舟。近处渔火明灭，远处万家灯火，良辰美景，泛海赏月，记者们眼睁睁望着小艇远会，好生纳闷：时局艰难，李任公还有这等雅兴？

港湾里游艇如梭，李济深的游艇很快混淆其中。

李济深的游艇在港湾中来回巡梭，所有的眼睛都紧张而焦急地在海面上搜寻。在焦急不安的期待中，游艇在海面上飘荡了近一个小时。这时，一条

小艇飞快地向他们冲过来，驶到近前时，按事前的约定发来信号。艇上的人不约而同地长吁一口气，接应人终于盼来了。渐渐地，大家看清小艇的船头立着一个人，海风狂吹着他的长发。

那正是钱之光。

钱之光的小艇在前方不远划了一道弧，然后，调头向东南方驶去，李济深的游艇立即加大马力，紧随其后。

前方出现一艘巨轮——苏联“阿尔丹”号货轮。小艇一驶近货轮，便发出信号，巨轮立即放下软梯。当李济深被搀扶着颤悠悠登上甲板后，定睛一看，四周熟人不少，有茅盾夫妇、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王绍鏊、柳亚子、马寅初、洪琛、翦伯赞、施复亮、孙起孟等人士。他们不是西装革履， 便是长袍马褂，一副商人的打扮。

大家见过面，彼此握手寒暄。

钱之光上船，与大家告辞，同时又叮嘱大家：“诸位先生已经顺利登船， 但是后面的航程还很长，我们这艘船是跑东北这条线的，所以大家现在都是去东北做生意的，给大家准备的衣服口袋里，都有一份订货单，大家抽空看一看，还要事先准备一套话，以便应付路上的盘查。为了保证航行安全，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自己新的身份。龚饮冰、卢绪章同志将陪同诸位先生赴东北， 另外，徐德明同志随船护送。”最后，钱之光又说：“诸位先生是国家民族的宝贵财富，我们有责任把诸位安全地送到目的地，但是目前在海上，我们的力量有限，我们只有靠机智、勇气和纪律，战胜一切可能出现的困难，在航行过程中，希望大家与陪同随行的同志多联系。”

与此同时，在一家不起眼的小旅馆里，潘汉年、饶彰风和夏衍三个人神色肃穆地候着电话机，紧张地关注着李济深一行人的行踪。在李济深车队所经过的路段，都已事先安排好了人，一旦有事，可立即接应。电话铃声不断， 一切都是严格地按着预定的计划运行着。当最后一个电话打来时，报告消息的人几乎抑制不住兴奋：“船开了，‘货’放在大副房间里，‘英姑娘’没有来送行。”

这就是说，一切顺利，英国警察没有察觉。 “阿尔丹”号一声长鸣，缓缓出港。船到青岛海面，遇到逆风又坏了一

个引擎，每小时只能走 6 海里，直到 1 月 7 日上午，才到了大连。

中共中央已派李富春、张闻天专程在大连迎接，先期到达解放区的民革中央常委朱学范和中共大连市委负责人也恭候在大连港。

李济深等上岸后，立即被安排到大连最高级的“关东酒家”。

因为当时天气很冷，中共接待人员根据周恩来的嘱咐，给他们送来了事先准备好的貉绒大衣、獭皮帽和皮靴。李济深对此十分感动，连声说：“恩来同志想得真周到，吃、穿、住、行都给我们安排好了，真太感谢了！”

当天中午，李富春、张闻天在关东酒家举行欢迎宴会。

晚上，李济深等人到火车头俱乐部观看苏联海军歌舞团的演出。次日一早，李济深就把朱学范叫到自己房里了解东北情况。

李济深对中共与民主人士真诚合作的态度很满意，对筹备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建立新中国十分乐观。

1949 年 1 月 12 日，李济深等已离开香港半个月，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

公署长官白崇禧以 8 万元港市的高价向美国陈纳德的“民航队”包了一架专机，送黄绍竑到香港，请民革主席李济深出来帮忙，以促使和谈。白崇禧很

重视李济深的影响和地位，认为他可能在桂系和中共间起一种缓冲作用。然而，当黄绍竑到达香港时，李济深已到达沈阳。

黄绍竑空走一趟，白崇禧非常失望。

但黄绍竑通过黄琪翔见到中共在港负责人潘汉年，介绍了武汉和南京的政治情况。

潘汉年表示：“关于武汉、南京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白崇禧可能反蒋， 但这样大的事我不能作主，必须打电报给我党中央请示，复电要三四天才能回来，请多候几日吧！”

三天后，潘汉年把党中央的意见转告给黄绍竑：要白崇禧派刘仲容（白崇禧的参议）为代表，由信阳到郑州沿途去找刘伯承接头。

后来在潘汉年等人的多方工作下，黄绍竑本人的态度由“和”转向共产党。

1949 年 9 月，黄绍竑欣然接受周恩来的邀请，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李济深离港北上三个月后，在潘汉年等人的安排下，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及其夫人，还有盛丕华及其儿子盛康年和俞震衰等人作为第四批民主人士离港，到达天津上岸。

从 1948 年 9 月至 1949 年 3 月，从香港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大多数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和著名进步爱国民主人士，都先后平安到达东北和华北解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