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神道设教观

荀子（约公元前 313—前 238 年）名况，字卿，战国末期赵国人。荀子继承了儒家淡化彼岸世界、重视现实社会的人本主义宗教观，并批判地吸收了道家的自然无为的天道观，从自然的角度解释天及天命，大力抨击迷信活动，具有无神论思想的趋势。

荀子几乎净化了儒家天命论的神秘主义成分，把天视为自然之天。“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 各得其善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荀子·天论》）。他认为“天”本身“无形”，人们所见到的只是列星、日月、四时、阴阳、风雨、万物等自然界的变化。人们只见自然界的变化的结果而其奥妙是看不见的，故而称为神。

荀子认为自然之天与人类社会的政治无关。“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即天有其自身规律，不论政治如何变化，它依然依其规律运转。他认为“不为而战，不求而得，夫是之为天职”（《荀子·天论》），即自然界的变化是天的职能，不受人的意志的影响，并举例说：“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荀子·天论》），以此说明自然界的变化与人的意志无关。荀子还吸取了老子的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认为自然界的产生是“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

（《荀子·天论》），说明自然界万物的生成是天地阴阳变化的结果。既然天道与人道无关，所以荀子提出与孔子不同的见解，即人们不必畏天命，而应“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人应该积极地利用自然规律，造福人类。

关于鬼魂是否存在的问题，荀子的观点已达到了无神论的边缘。他认为人只是自然界万物之一，并无其神秘性，“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按周礼之“义”为礼仪之意，所以其意为人之不同于万物者在于人知礼仪。人之所以知礼仪在于人具有依赖于形体的精神与意识。他说：“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臧焉，夫是之谓天情”

（《荀子·天论》），他在此所说的“神生”是指人的精神与意识，强调了精神与肉体的一体性。而精神并非独立于肉体而存在之物，其意仅表达至此， 而未引伸至否定鬼魂的存在。所以说他在此达到了无神论的边缘。尽管如此， 在两千余年以前的战国时期，能提出这一观点实为难能可贵。

荀子从他的宗教观出发，大力批判诸种迷信思想与活动，他认为星坠、木鸣、日蚀等并非什么天意，而是自然现象。“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 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荀子·天论》），这些怪异现象仅是自然变化而已，不足为怪。“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至，无伤也；上暗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他认为只要政治清明，这些现象即使一齐出现，并没有什么可怕；如政治混乱，这些现象即使一项未发生，对社会亦无益处，荀子也批判了求雨与卜筮。他说“雩（祈雨祭礼）而雨，”“犹

不雩而雨也”（《荀子·无论》），说明求神祈雨的祭祀是否举行与下雨或不下雨无关。

荀子的世界观具有向无神论发展的趋势，并猛烈抨击了迷信活动，但他不反对宗法式的宗教，并主张以神道设教，以教化民众。荀子提出：“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荀子·天论》）的说法。因为他主张“性恶论”， 故必须以反映等级制度的礼去教育、改造人的本性，使社会成员安于自己的等级、地位。而礼又必须依靠全套的宗教祭祀活动维系。他主张“礼有三本， 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教之本也”（《荀子·礼记》），故要实行严格繁琐的宗法性宗教、礼仪，以规范与区分尊卑关系、长幼之序，以教化诸民。他并明确说明宗教与治国的关系，认为宗教是治国安邦的不可或缺的手段。“祭者，志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荀非圣人，莫之能知也。圣人明知之，士君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为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荀子·礼记》）。在这里，他明确说明了神道设教的目的，即进行祭祀活动是人道之事，但仅极少数圣人了解此事，一般士人则习以为常，至于百姓则认为是鬼事，故统治者应将宗教祭祀视为治国安邦的手段。

但重宗教礼仪而轻信仰的神道设教，缺少宗教的神学基础，哲学家的“天”亦使人难以理解，因而得不到君主的支持和社会接受。所以荀子的宗教观在以后儒学的发展中不可能居于主流，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他的向无神论思想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地位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