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政治、教育合一的明堂制度

周代政教合一的国家宗教，集中体现在将宗教、政治、教育合一的明堂制度。春秋战国时代，随着社会的变迁，宗法制度的动摇，明堂制度也随之瓦解了。

明堂古已有之，在西安半坡遗址中，正中为一大房子遗迹，大约就是远古居民集会与举行宗教仪式之地，后世明堂的形式与功能大致是“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岁终献功，以时尝谷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风雨不能袭，寒暑不能伤”（《淮南子·主述训》），说明远古的明堂为一有顶无墙，四周通风的亭式建筑。但其名称各代不一，“神农曰天府，黄帝曰合宫，陶唐（尧）曰衢室，有虞（舜）曰总章，夏曰世宫，殷曰阳馆，周曰明堂”（《周礼·考工记》）。据《考工记》等古籍记载，周代之明堂已发展成为异常壮观的宫殿群体，中央大殿，上为园顶，四面通风，周围有四座配殿，各有正厅与侧宫。据《礼记·明堂位》说明，周天子居于明堂宫室， 每月居一室，每年轮一周，中央大殿为天子祀天、祭祖、接待诸侯与理朝政之殿堂。

周人以明堂为中心，发展成为一种明堂制度，集中体现宗教、政治、宗法、教育合一的体制。明堂的大殿为周天子祭天、祭祖之殿堂或庙宇，祭天于明堂称为“明堂报享，”为对天的月祭仪式。明堂祭与郊祭的区别，《考工记》曾加以说明：“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由此可知周代的最高神有两种称谓，即“天”与“上帝”。在南郊设坛而祭

称为“天”，在明堂祭天则称为“上帝”，同为祭天却有两种称谓，很可能是祭祀的角度有所不同。从“明堂报享”可探知其异，《周礼·大宗伯》说“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帅执事而卜曰。”由文义看可理解为祭天为“祀”，祭鬼（包括祖先）为“享”，祭地为“祭”。故“明堂报享”很可能是以“天”为天子的最高祖先供奉，故称之为上帝，以报答天对其祖先、家族的恩赐与护佑。关于祭祖是维系宗法制度与父系血缘的重要宗教仪式和纽带，所以周王对此极为重视，在明堂祭祖被认为是以祖先配天，《史记·封禅书》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在明堂制度中，宗教与宗法、最高神与祖先合为一体，为周代的宗法制度带上了神圣的光环。

明堂除进行宗教活动外，其经常活动则是政治事务，是国王发号施令的场所。郑玄注《孝经》说“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堂也”。其行政事务包括发布政令、施惠于民，决断诉讼，管理农事等。明堂也是天子大会诸侯之地， 平日诸侯分封四方，拱卫京城。诸侯定期朝见天子，以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仪式甚为隆重。此外，明堂还要颁布历法。周代为农业社会，天文历法对农业生产关系极大。中国的旧历为阴阳合历，以月亮纪月，以太阳纪年， 当时尚未掌握十九年置七个闰年的规律，而需观察天象，设置闰月，故需国家统一历法，按时公布于明堂。

周代的教育是“学在官府”，天子教育王室子弟的场所亦在明堂，称为“群雍”，天子将幼年王室贵族集于此地，学习与观察宗教祭祀，掌握宗教知识与仪礼，了解掌握政权的能力，以及学习文治、武功与生产知识。荀子认为明堂制度是“下以教诲子弟，上以事祖考”（《荀子·成相》）。在周代，不仅明堂是教育机构，而且诸侯亦将宗教、政治与教育合一，形成官府垄断知识及其传播，只有贵族才有权利受教育，直至春秋时代始开办私学之风。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说明了宗教在周代的地位，通过明堂制度，将宗教与政权、教育结为一体。宗教垄断了社会意识形态与人们的精神活动，天子是最高神“天”之子，“敬天法祖”是国家政权的精神支柱。国家的主要活动均需占卜与祭告天神、社稷与祖先，其活动之成功，取得成果后又均归于神的佑护。所以，明堂制度的建立标志着古代宗教与宗法制度在周代达到了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