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昭王与南征

昭王之世的事情就多了。史墙盘，“宖鲁邵王，广■楚荆，隹■南行”， 着重了昭王南征的事迹，符合传统上昭王伐楚的记载。其实昭王之世的北疆， 也不很宁静。新近在河北元氏西张村出土的臣谏■：“隹戎大出于軧，井侯搏戎，诞令臣谏以□□亚旅处于軧从王□□。□谏曰拜手稽首。”据李学勤考订，此器为昭王时作。臣谏受命率师驻防軧国，辅助邢侯搏击“大出”的戎人（李学勤等，1979）。是以当时北边的戎患，颇仗北路诸侯抵挡。

至于昭王南征的记载，史籍金文颇为不少。《史记》“周本纪”：“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

《竹书纪年》：“（昭王）十六年伐楚，涉汉遇大兕；十九年，⋯⋯祭公辛伯从王伐楚，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王陟。”这一件事，是当时人所周知的公案。《左传》僖公四年，齐桓公伐楚，楚人来问罪状。管仲答复：“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包茅不入， 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管仲之问， 楚人之答，都证明了昭王南征不复的事，无可疑问。

金文中伐楚的铭辞不少。■■，“■从王戍荆，孚，用作■■”（白川静，1966A：773）；■伯■，“■白从王伐反荆，孚金，用作宗室宝■彝”

（同上：776）；■■，“■■从王南证，伐楚荆。又得，用乍父戊宝■彝”

（同上：778）；及小子生尊，“隹王南征，才□，⋯⋯小子生易金，鬱鬯， 用乍■宝■彝，用对扬王休，其万年永宝，用卿出内事人”（同上：782—784）。诸器时代，陈梦家列在成王之世，认为与安州出土的“中”氏诸器，同样记载武庚之叛，南方熊族响应，成王南征伐楚的事（陈梦家，1956A：77）。唐兰则以为这些铭文都与昭王南征有关（唐兰，1962：37）。白川静根据花纹及书法的特点，也将小子生尊各器归入昭王时代（白川静，1966A：772，782， 786）。中氏诸器记及伐虎方，而荆从未有虎方的称呼。伐荆之役不能与陈梦家所举中氏诸铭相涉（同上：792）。以上■■诸铭都提了“孚金”，有人遂以为昭王南征的目的即在于打通南方金属产地的运输路线，并且举证曾伯■ 簠，“克逖淮夷，邗爕■汤，金道锡行，俱既俾方”；及晋姜鼎相似的铭文， 谓晋人曾人曾经同伐淮夷，为了南方多锡金（唐兰，1962：37；郭沫若，1957：

186）。这时的南国或南方，大致仍指汉淮之间的地区，还未到春秋以后楚国所在的江汉地区。

另有一组与师雍父师旂父有关的器铭，不少涉及征伐淮夷的事。如竞卣： “隹白屖父以成师即东命，戍南夷。”（白川静，1967：154）■鼎：“隹十又一月，师旂父省道，至于■，■从。”（同上：178）有人谓■即徐舒，淮上大邦，也有人谓■是姜姓的甫，为周人南征的支援据点。又■甗：“隹六月既死霸丙寅，师旂父戍在古自，■从，师雝父■，史■使于■侯，■侯蔑

■历，易■金，用乍旅甗。”（同上：184—136）由此铭可知，■侯是与周人友好的诸侯，又不在战地，方才必须有人特地访■为使者；甫是姜姓四大国之一，徐舒正是淮夷一家，则■奉使的■当以甫的可能性较大。另有臤觯， 也记师雝父出征事：“隹十又三月既生霸丁卯，臤从师雝父戍于■■自之年。”

（同上：190）■■即古自，同为师雝父驻戍的地点。■卣也提到此处：“■ 从师雝父，戍于古■。”（同上：195）而彔■：“白雝父来自■，蔑彔历。”

（同上：199）又提到■地。彔的另一器彔■卣，更说明了此役的目的：“王令■曰，■淮夷敢伐内国，女其以成周师氏，戍于■■，白雝父蔑彔历，易贝十朋。”（同上：202—204）连系这一批材料，陈梦家以为周军的师雍父统帅，六月戍于由。命■使于甫，十一月师雍父省道至于甫。淮夷入侵，彔奉王命戍于由。由即古自。陈氏并以为由即《诗经》“扬之水”：“戍许” 的许。陈氏的断代，以花纹中的大鸟形为标准，定诸器为康王时物（陈梦家， 1956C：107—111）。但白川静则断代为昭王时代，以为彔伯■卣铭文赐车马与西周后期同，字体也接近穆王时代的作风（白川静，1967：229）。兹以昭王时对于淮汉地区的活动较多，故仍列这一批器于昭王之世。

1976 年扶风庄白又出土了几件有关伯■的铜器（图 31），其中两件是■ 追述与淮夷作战的武功。方鼎二：“■曰乌呼王唯念■辟刺，考甲公，王曰肇吏乃子，■■虎臣御■戎。”又■一：“隹六月初吉，乙酉才■■，戎伐

■，■率有司师氏■追禦戎于■林，博戎■。朕文母竞敏启行，休宕厥心， 永袭厥身，俾克厥啻。隻馘百，执■二夫，孚戎兵、■、矛、戈、弓、备矢里、胄，凡百又卅又五■，孚戎孚人百又十又四人。衣博旡斁于■身。”（扶风县文化馆等，1976：52，53）唐兰认为这次■夷的战争，直抵棫林，即西郑附近，或奉命率王的近卫虎臣堵截，俘获了敌人百余，武器称是。他认为

■戎是居于泾洛一带的西戎，而不是淮夷（唐兰，1976A：33—34，38）。原报告人则仍以为是伐淮夷的战事，而且认为是西周中期器（扶风县文化馆等， 1976：55）。这一批新出的铭文，足可补正陈梦家集合的南征诸器，说明昭穆之世，周人在淮夷方面也不是完全主动，淮夷也曾远侵到内地。

图 31 伯■

昭王十九年南征，在江上淹死了。然而在六师俱丧前，昭王做到了慑服南方的工作，宗周钟：“王肇遹省文武堇彊土，南国■子，敢■虐我土，王

■伐其至，■伐厥都，■子乃遣闲来逆邵王，南夷东夷，具见廿又六邦，隹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朕猷又成亡竞，我隹司配皇天王，对乍宗周宝钟。”

（白川静，1967A：260—269）本铭中的■子，据杨树达的意见，是经传中的濮，也就是《左传》文公十六年提到的百濮（杨树达，1959：136）。总之， 当是南方一个邦国的君主。周人讨伐后，能令东夷南夷廿六邦都来朝见，周的声威，可谓已到顶点。至于铭中邵王，自然是昭王无疑，或谓“邵”作“见”

解，是动词。但来逆邵三个动词相叠，词意不顺（郭沫若，1957：52）。昭王此举，当在十九年南征前，也可能在接见了百濮君长后，继续南下，疏于防备，遂至有江上的大败。盛极而覆，西周再经过穆王一代，也就渐次衰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