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结论

彝铭内容王臣受命职司的个例较多，诸侯受疆土人民的个案较少。惟本文列举诸例，已显然可见两种策命在形式上并无二致。如此，则封建诸侯， 也是分派特定的职司（李志庭，1981）。若以西欧中古封建的契约关系来讨论西周分封的封建制度，二者有可以相比处，也有不须相比处。西周诸侯以典策与瑞玉代表相约的任务，以礼物与荣宠申明其责任。这自然已是约定的关系了，诸侯的子孙必须朝觐以再受命，正表示约定的关系仍是存在于王与诸侯个人之间。策命必称扬祖先功烈及双方祖先的关系，则又不外重申列代旧约了。西周分封，以姬姜为主，其中已有血亲与婚姻的韧带，休戚相关， 其来有自。天子与诸侯，诸侯与臣属，并不是新发展的投靠与依附。反之， 西欧中古历史，异族一波一波的侵入，旧人与新人之间，及新来的异族彼此之间，原无君臣血亲姻娅诸种纠葛。在无秩序中，澄清混沌，建立新秩序， 主从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必须明白规定，也必须在神前立誓许愿，以保证彼此信守不渝。这点是西周历史与西欧历史相异之处，也因此导致两种封建制度各有其特殊的形式。

当然，西周的封建社会也有确立个人间主从关系的制度，是即委质为臣的约束。因此，西周的封建制度，一方面有个人的承诺与约定，另一方面又有血族姻亲关系加强其固定性。二者用合，遂有表现于彝器铭文的礼仪，礼仪背后，终究还是策名委质的个人关系。上对下有礼，下对上尽忠。史官读命书，受命者受策。加之以赏赐，信之以瑞玉，正是为了确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