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商代的国家

国家的组织，也许已见于二里头文化，但只能由考古资料作若干推测。夏代的国家，由传说中看来，刚刚踏入父子继承王位的政治组织。商代的政治制度可由卜辞中获知不少细节。商王王位的继承，按照《史记》“殷本纪” 以来传统的说法，已是父子相承，而以兄弟相继以济其穷。张光直以为由商王下支命名的规律性推测，商王王位可能由三组十个亲属团体的成员分为二群或三群轮流担任（张光直，1963）。这种继承方法下的国家领导权较弱， 而那十个亲属团体的权力则较强，也应当较为显著。但至今卜辞中却未见这一类团体的活动。商代的国都，在早期屡屡迁移，盘庚以后，则似乎确定不迁了。这种现象至少说明了盘庚以后王权已相当的稳定。商王的继承方式， 至今尚不能有确切的解释，然而由传统的谱系看来，商王确定的并未实行周代那样嫡长继承的规则，更不论所谓宗法制度了。若单从祭把的系统看，商室似乎仍有一个“直系”的观念。也许这样的王室传承，重点在宗教意义而未必完全是政治权力的意义上。大约商周制度在王位承继上确有不同（王国维，1959：451—459）。

商王国的中心是大邑商，至于这个大邑商是否即是首都所在，仍在争议之中（Kwang-chih Chang，1980：211—214）。商可能指商人的本土。商都常常迁移，一直到盘庚迁殷以后，大致就在安阳定都了。王都四周的一片直属领地，是卜辞中当作本土的区域，卜问天气收成及征伐，都冠以“我”字。这块直属的本土，大约也正是多子族及“妇某”率族众活动的畿辅地区。《尚书》“酒诰”，“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的内服，当即围绕天邑商的本上。《汉书》“地理志”：“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邶鄘卫是也。”这块土地，李学勤据卜辞地名考证，当在沁水东北，太行山之东， 商丘以北，曲阜以西的地区。“酒诰”的外服是侯甸男卫邦伯管领的地区。李氏以为在武丁时，服属于商的地区已西至山西中南部及晋陕交界，甚至越黄河而西。祖甲时，可能在西方失去若干地方，后来在廪辛、武乙、文武丁手上逐渐取回。卜辞中征人方，董作宾以为帝辛征东方，李氏以为是帝乙时征取渭水中游，是商人西及最远处。商的南土在武丁时即已到达汉水流域。

北方疆域则未易推知（李学勤，1959：37—60，95—98）。近来出土的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是一个商代的城市，规模为郑州古城的具体而微，大约即是商人南土的一个据点吧。

超过外服，即是方国，其对商的关系是敌体。商的力量大时，若干方国降服或和平相处，否则侵轶商的田邑，与商作战也是常事。李学勤细绎卜辞中的方国，分别考证，兹择要述之。土方■方为一组，地望为在山西中部，与商人的接触，冲突规模不大，不过侵犯若干田邑，俘走十余人而已。危方、鬼方与微方是另一组方国。危方与鬼方常常是卜辞中同时卜问的题目。危方当在山西西南部，鬼方也在其邻近。危方时服时叛，有一次战事，俘获人数以千计，当是不小的部落。鬼方则是商的劲敌，《周易》“既济”：“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未济”：“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其令商人困扰可知。王国维著名的考证，以为鬼方与ǎ狁之属同为北方的游牧民族，则商人与鬼方的冲突，当是牧人与农人之间的斗争。商代南方无劲敌，北方则常有边患。周代也同此现象（王国维，1959：583—606；李学勤，1959： 61—76）。

商人对西方之人泛称为羌，正与泛称东方之人为夷相同，羌方则仍是西方的一个方国，常与商人有冲突。对羌人的战争，动员了成千的军力，包括号为“王众”的“五族”，后者当是与王室有关的部族。被俘的羌人不是当做祭祀时的牺牲，即是当做奴隶。然而也有在商人武力中的多马羌，似乎是羌人御马的特种部族。羌人不只一族，在被俘的羌人中曾出现过羌人的两位方伯，则他们也有超越部族的联盟组织。商人曾征讨过羌方与龙方的联军， 而三邦方、四邦方的集合名词指明了羌人的众多。在商代西方羌人未如北边鬼方、土方为患之烈。反之，商人常以俘羌为奴，而不以鬼方的俘虏为奴， 可能反映商羌之间生产方式相同，可以为农奴，而北边的牧人却不能担任同样的工作。

人方的方位，据李学勤的意见，也在西陲。此点暂存疑。盂方、刀方、大方，均离天邑商不远，而盂方似乎也在西边。井方离商西更远，反而离周人的菱京可能近些，其详细地望不知（李学勤，1959：77—90）。此中人方的地望，未必如李氏所说在西，而可能仍是东方的方国（岛邦男，1958：387

—400）。

东方与南方的方国，不常见于卜辞的战事纪录。如果人方是董作宾所认定的东方方国，自然该是山东江苏一带的东方旧族，也就是商人称为东夷的人民，商亡以后，周人东征，这一大批东方居民始逐渐归属周人。商人在江汉之间，既有盘龙城这样的据点，当然必有其东南的经营。卜辞中常见东方与南方的方国及在彼处的征伐，大约由于商人在这两个方向有逐渐的经营而少武装的冲突。因此，商王国在东方与南方的边界也相对的较为模糊。考古的资料指明，长江以南颇有商代文化的分布，如吴城文化分布于湘赣北部， 受商文化影响极深。又如苏皖两省沿江两岸的湖熟文化，是印纹陶为特征的青铜文化，与商文化平行发展，但受商文化的影响（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 1979：136—143）。在东方与南方，商人的文化渗透力较为显著，而在北方与西方，则是以国家的型态形成政治力量，与别的部族争长短。

商人的国家权力，在那几百年中自然也有其独特的演变过程。由卜辞资料看来，晚商的政府组织相当复杂。商人重祭祀，王可能只是一个军事与政治的领袖，而自有巫祝之辈（如巫咸，如黄尹，如沚）担任宗教上的领袖。

但到了晚商，王的身分有显然的改变，凡百事务都出之王的名义，而且死去的王就在上帝的左右为人间的代言人（陈梦家，1956：202，365，580—581）。另一方面，统治机构渐有分工的趋向。“小臣”原是家中仆役的身分，在卜辞中，小臣可以是十分有权力的人物。妇某与多子族原在本土管理族众，分别率众驻防，犹如满人的八旗制度。晚商末期的卜辞中，渐有分层治事的组织，也渐有监督官吏的监察人员。人类幻想的天庭，原是人间实况的反映。卜辞中以为上帝有凤为帝史，以监察世间，又以为天上有五工正，分科办事， 正足以说明人世政府已有这样的组织。卜辞有在某一个地方以武力建立商王御史的记载，又有北御史的名号，是王权直接伸张于方国的现象（陈梦家， 1956：504，572，510）。武职有亚旅的阶级：箙射马犬卫戊的专称，正说明了文武已分途，而且军队已由部族组织转化为专门的军事团体了（陈梦家， 1956：277，508—517；金祥恒，1974）。商人军队组织，也可由卜辞中记载看，步卒与射士均以一百人为一小队，三行各为左右中，合为一个作战单位

（陈梦家，1956：513）。由考古资料观之，石璋如以为殉葬的军士按军事组织埋葬，当是五车为伍，五伍为行。每车有三名战士，左执戈，右为射士。殉葬的步卒，十人一列，另有一名武装较佳的战士埋在前列。这也可说是作战的最小单位了（石璋如，1951）。这样的军队，配备了铜戈、铜刀、铜铁及强劲的复弓，驾着由两匹马拖拉的战车，商文化国家的武装力是相当强大的。事实上，商代青铜器用于作为工具及农具的比例，远小于作为礼器及武器的数目。青铜文化的意义，也许正在强化国家的机能。周人在未来将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更重要者，商人由夏人继承了中原的霸权，而又扩大了领域，充实其组织。到西周从商人手上接下中原主人的地位时，古代的中国已不是仅有相当整合的文化，而且已有了相当充实的政治权力，以为更进一步凝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