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文化圈的扩大——北面与西面

以上所说是政治力量之所及。若以文化的影响力而言，周人的文化圈范围则又不同了。兹先讨论北方的情形。1956 至 1964 年间，在赤峰药王庙和夏家店的考古工作，逐渐理出头绪，考古学家认识了沿着后日长城线左右分布的夏家店文化，夏家店文化下层是龙山文化的变种，夏家店上层文化大致与西周相当，但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没有明显的继承性与连续性。前者是属于铜器时代的一种北方民族文化遗存。青铜器有铜胄、戈、短剑和圆饰牌， 铜器常在石槨墓出土。夏家店上层文化基本上是农业文化，兼营一些畜牧业和狩猎业（图 33）。文化的主人大约即是中国史书上的山戎和胡人（文物编辑委员会，1979：71—72；夏鼐，1964）。

在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下限不能晚于晚商，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上限不能早于中周晚期（喀左县文化馆，1982）。在这个过渡时期，中国的西周文化时时侵入。自 1955 年喀左马厂沟出土商周铜器窖藏以来，至今在其附近已另有十余处发现，分布遍及辽西，跨过辽河两岸。西周早期铜器主要是喀左出土的几批窖藏，时代都不晚于康王。西周在这几个地点的大族，显然都与北京附近燕国有关。器物形态以中原作风为主，又表现若干地方特点。抚顺新民一带的墓葬，也有若干铜制刀斧及车马器出土，大都是西周早期形态， 也有未见于中原的甲饰。辽宁铜器大都能与北京附近出土的西周早期铜器相比。陶器以红褐色为主，三足器甚发达，凡此都表现接受中原文化影响，但仍保持地方特点。西周晚期到春秋时期，辽宁夏家店上层文化却呈现了强烈的独特作风。青铜短剑不仅量多，而且具有当地的发展方式。一般认为这批青铜短剑遗存的族属是山戎与后世的东胡（文物编辑委员会，1979：88—92）。整体来说，辽宁的西周文化分布，大约与周初召公建立燕国有关。到西周晚期，地方特色增强，相对的，中原的影响就比较不很突出了。

（1）剑鞘（2—4）剑（5）矛（6）镐（7、8）斧（9）锄（10—13）刀

（14）戈（15、16）镞（l—13.宁城南山根 M101；14—16。赤峰夏家店 Ml2） 图 33 辽宁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武器与工具

图 34 北京昌平白浮村西周早期墓出土的青铜短剑（M3：22）

河北方面，夏家店上层文化分布北京一带，但燕国的中心也在这一地区。黄土坡燕国墓地出土了不少铜器，证实了燕在这一带确是中原文化的中心。昌平白浮村的三座木椁墓中出土了若干鹰首马首的青铜短剑（图 34），则又是此地中原文化受草原文化影响的证据了（文物编辑委员会，1979：4—5）。在沿着渤海的天津一带，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上面，没有突变的迹象，但也有一些西周文化陶器特征出现（文物编辑委员会，1979：23—24）。这一现象说明周人在当年燕国的地区，只移殖开拓了燕国城邑附近及东延到喀左辽河的一线。西周的政治及文化影响，大致都是点状与线状的发展，占有了以北京为中心，包括东到辽宁凌源，南到满城元氏，西到蔚县的一个地区。元氏以南邢国的邢侯，在昭王时代，还须与戎族作战（文物编辑委员会，1979： 39；李学勤等，1979）。

夏家店上层文化分布的地区，在承德、唐山、张家口等处发现数十个遗址。遗物都与中原文化的遗物不同。滦平苘子沟的土坑墓七十余座，出土的文物有千余件，死者颈下多佩有“鄂尔多斯”青铜器，有蹲踞虎形、蛙形、羊形等青铜牌饰及各种形制的青铜短剑、铜泡等，代表了草原文化的特色。夏家店文化的主人是山戎，以该文化分布的情势言，周初的山戎已控制了老哈河、大凌河、滦河、潮白河等流域，时时会威胁燕国。春秋初期，齐桓救燕救邢，对手都是山戎。足见春秋时代山戎之强大（文物编辑委员会，1979： 40）。是则在西周末年时，周人在今日河北境内，大约只剩下燕国邢国这几个孤立的据点，中原文化的影响也不能与当地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抗衡。在中原东北方的情势来说，中原文化恐怕从西周早期的开张，已变化为晚期的退缩了。

山西山地是中原直北的地区，西周文化在山西的遗存却不多。主要的只有洪洞的一批青铜器，此外则是闻喜翼城等处西周晚期的铜器，侯马有晋国

早期到晚期的都邑。凡此只在晋南，最北也不过汾水中游。反之，沿着黄河与陕北相接的保德、灵石、石楼等处，早在商代即已有不少草原文化遗存（文物编辑委员会，1979：58）。大约晋国与若干姬姓诸侯，在山西捍卫黄河北岸，也只能做到保住晋南地区，更北便是戎狄之所居了。

更往西去，在今日甘肃境内，与西周同时代的土著文化有湟水、洮河的辛店文化及洮河、陇山一带的寺洼一安国文化。两者都有长远的新石器文化传统，其主人当是羌氏（夏鼐，1961）。西周文化侵入陇右的考古学证据颇为众多，其中最重要者是陇西的西周居住遗址，及灵台与平凉两县的数十座西周墓葬。灵台遗址有不少西周青铜礼器出土，车马坑似为燎祭，然后埋入车马。出土的兵器，构造奇特，不见于别处。青铜短剑，有形状奇特的剑鞘、缕孔、饰牛、蛇和缠藤。铸虎纹的戈也为西周时代所少见。灵台墓葬的时代是西周早期及中期，即康王至穆王的时期。灵台县春秋时代的遗址，大约是秦国的墓地，排列严整，却只有玉器石器及仿铜的陶明器（文物编辑委员会， 1979：144—145；甘肃省博物馆，1976，1977）。灵台居泾水流域，应是周人可以到达的地区，西周遗址的礼器，均为常见之物。但虎纹、燎祭及纹饰奇特的剑鞘，凡此都已带异文化的色彩了。墓中出的玉石人形，一件裸身站立，发譬如盘蛇，饰虎头；另一件发上有带歧角的高冠。二者都不是周人的发式。原报告人以为奇特的兵器为了处死战俘，而玉人则是异族俘虏的形象

（甘肃省博物馆，1977：125—127）。无论如何，这些异族色彩的存在，至少说明了灵台已是周人与异族的接触点，应是周文化领域的边陲了。虎在羌人文化中占重要地位，灵台器物多虎饰，可能即因接触最多的异族是羌人之故。青铜短剑的剑身有纹饰，剑鞘三角形，有镂孔的牛蛇缠藤的纹饰，鞘背有带漆木板。西南夷的古剑也正是如此，剑身有动物或几何纹饰，鞘作三角形，一边是带漆木板。两者之间的肖似，不能谓偶然。西南夷的铜剑，大约在其发展过程中接受了羌族的影响（童恩正，1977：42—43，52—53）。灵台的铜剑也说明了曾有过同样来源的异文化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