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商代的农业与文字

以经济型态言，商文化在农业上有不可忽视的进展。商代的作物，如以“禾”部的卜辞文字计算，为数颇不少。不过，经常出现而且辨识无疑的作物名称，也不外黍稷、来麦、■秜三类（于省吾，1957；张秉权，1970）。除了稻类不见于今日的河南外，至今小米和麦类仍是中原的主要粮食作物。据陈梦家的意见，卜问收成的记载，也几乎只问黍稷与麦类。大率在春间（正二三四月）问种黍的好坏，秋季（九、十、十一月）问收获的丰俭。农作的过程为藉（踏耒而耕，亦即掘地）、黍（下黍稷种）、获（收获）、■（储藏），正符耕、种、收、藏的四个阶段。商代农业卜辞中有粪尿之词，有人以为是用肥的证据，但也有不同意此说，以为前者指壅土，后者也有疑义（陈梦家，1956：532—538；陈良佐，1971）。

商代农作似是大群劳动力集体协作。“王大令众人■田”即是一例（陈梦家，1956：537）。殷墟晚期的一个窖藏中，曾发现了四百四十四把石镰， 都有使用过的痕迹。同一窖藏中还出土了黄金页、雕石、铜器、玉器诸种贵重物件。足见这个窖藏不是一般平民贮藏工具的地方，也不是制造石镰的作坊。惟一可能则是农具由当时的贵族分发给属下农户。想来这些农夫工作时， 也是成群的协作（邹衡，1980：89）。“众”之一辞，是否奴隶，仍在争辩之中，可能力商人平民的集体名词（岛邦男，1958：481—484；萧璠，1981）。

众是国人的基层，受王及统治贵族的指挥与控制，平时务农，战时服役。在族的共同体下负担师田行役的责任。由“小臣”一类官员监督着“■田”也是可能的（Kwang-chihchang，1980：225—227；张政烺，1973）。

商代农耕技术不高，田地不能继续使用而不失地力。裒田即是开发田地的制度。大量劳动力在合作垦荒方面的效力远比少数人手各自进行为有效。张政烺根据卜辞记载推测，裒田的第一阶段在盛夏夏至前后烧薙草木，及严冬冬至前后，剥除树皮使树木枯死。在用石器为主要砍伐工具时，只有经过这种方式才能清除大片土地上的林莽。第二步则是平整地面，疏解土壤，使成为可用的田地。水淹火烧杂草腐木，可以增加土壤的肥力。这时，地力已足，事实上已可种植了。第三步则是把大片田地的陇亩修整，有疆埒畎亩， 可作良田了。张政烺认为这一连串工作，属于垦辟田地的过程，正合《诗经》“菑、畬、新”的三个阶段（张政烺，1973：98—102）。

商代的农业，还不够精耕水平。裒田大约正是由新石器时代“刀耕火种” 的游耕逐渐开展。有些田地只要开到舍的阶段，就能使用了。有些到了第三阶段的“新田”。由于水利建设及用肥须在相当迟晚的春秋战国才普遍发展， 这些“新田”的肥力也未必能长期不衰退，也因此在使用过一段时期后，仍不免抛荒以息地力。裒田遂未必以处女地为开发目标，而可能是经常在各片土地上轮流转的作业。

裒田之举在卜辞中有时见于某一方国，例如“令众人□入羊方裒田”， 又例如“今日裒田于先侯”一类的记载。张政烺以为这是“寄田”，亦即到旁国去种田，并且引了《盂子》葛伯仇饷的故事，说明商人可派“毫众”前去葛国代耕（张政烺，1973：107—108）。其说甚有意致，可备一说。裒田某方，也未尝不可解释为类似汉代以后屯田的制度。卜辞中有命令“多尹” 或某某人去从事裒田的记载，有的奉派裒田的人带有武官的衔头，如犬征的“犬”当是由狩猎时管猎狗的职位演变为武职。“尹”是阶级可高可低的官名，高官如伊尹，贵为宰辅。族尹则职司不外一族三百人之长（张政烺，1973： 109—110）。这种情形，当是商人借裒田在别处屯养兵力，以巩固对于战略地区的控制，当然也仍是开拓疆土的举动。

裒田以族，则商代的耕种为集体的工作。前述数百件使用过的石镰贮存在贵族的窖穴，自然可看作这位贵族掌握了数百人的劳动力。前节论建筑时， 曾指明都邑中有农业聚落错置分布其间。这个现象当由于农户直接由各贵族掌握，王也有直接统率的王众。一族、一族，居住在一个一个聚落。商代的生产能力无疑比新石器时代的水平为高。然而以农具而论，商代并无多少青铜农具供众人使用，出土的农具绝大多数仍是石、蚌、骨器，最多的一种是磨光的扁平石铲，当是挖土或松土之用。次多为蚌铲，即用自然河蚌的壳稍加磨制而成。骨铲则用牛的牙床骨剖裂后，再加修治而成。殷墟窖穴土壁上， 有不少木耒的痕迹，均为双齿。这种耒，早在龙山文化即见使用，而迟到战国两汉仍见于文献，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起土工具。收割工具则有石镰蚌镰， 须安装上木柄。早商还有一些矩形穿孔的石刀与蚌刀，则又比石镰为原始了

（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38—39）。农作仍用石器，商代生产能力之提高，似乎与生产工具无甚关系，毋宁是由于商代在人力的组织与运用方面，比前代较有效率。国家的形成，当是产生这种情况的条件。另一方面， 商代的作物种类中有黍稷与■秜，黍稷是华北作物的正系，■秜则在南方开始栽培的作物，商代农业无疑是一个南北交流的后果。

书写文字，自然是人类文化进展上的一大成就。如前文曾提过，陶器上的刻划纹是否均是文字仍在聚论未定。但大汶口晚期的几个陶纹，一则以其部分的配属已符合造字原则，二则有在不同地点出土的陶器，而纹样几乎完全一致，似乎已经约定俗成，是大汶口时迨已有文字了（山东大学历史系， 1979：1—28）。商代占卜文字，属于一种有了特定功能而发展的文字，在当时必已有另一种比较正式的书写符号。如果由商代铜器的标识作为这种文字的选样，固无不可，但是其数量有限，目前讨论商代文字，仍非由卜辞下手不可。许慎《说文解字》，第一次将中国文字的造字原则归纳为指事（上下）、象形（日月）、形声（江河）、会意（武信）、假借（令长）、转注（考老） 所为六书的六个范畴。唐兰约简为三书说：象形、象意与形声，象形与象意是古代图画文字，形声是声符文字。象形简单而具象；象意稍复杂而抽象。陈梦家进一步引申，谓象形假借和形声是从以象形为构字原则逐渐产生的三种基本类型，是汉字的基本类型，而均在卜辞中充分使用了。假借与形声中的一部分，形与义已无直接关系，然而这些发音的部分，原先仍是象形，后来始作为注音的符号。是以汉字以象形为基础，却大部是形符文字。象形的原则，也不能一切依样画葫芦。为了书写方便，若干简省变化的原则出现， 以求约定俗成的效果。例如用部分（牛头、羊头、虎纹）来代表全体；用三个小点（小）来代表沙粒、汗滴、血迹；用指示特点的点划来标明所指（刃）； 用分合单独图形，来表示某种的配合，（二木为林，半门为户）之类。假借之说，即许慎所谓依声托事。字之意义有三，一是本义，如牛之为牛；二为引申，如日（太阳）引申为日期之日；三是假义，如羽象羽毛，却借用为明天之翌。凡假借字只能有假义，而象形和形声有本义，有引申义。凡此均为卜辞中已可找到的若干原则（陈梦家，1956：75—80）。如此商代的卜辞与西周的金文比较，也有若干不同：第一，新的象形难得出现，表示象形的产生，已告停顿。但是省变字形，仍在继续，至于有时反而变得繁体，则可能因西周金文的母体由商代较卜辞为正式的繁体演化。第二，形符（我们今日称为部首）逐渐定型，在卜辞中有从彳、从止、从■三个书写方式，以表示遭逆的■部。而西周金文中只从■了。第三，西周金文加了若干新符号，如走部、心部、言部⋯⋯。第四，形符与音符的替代多于卜辞。第五，通假字出现了，原来有一字，却又借另一字以为代替。第六，虚字如哀哉之哉出现了。凡此六项变化，一部分是约定俗成的后果，属于演化而定型。一部分是由于适应时间与空间的差别，例如甲地方言不同于乙地，即必须用乙地发音加新的形声字，或创造新的假借字。文字孳乳，由此而生（陈梦家，1956： 80）。总之，商代的文字从大汶口及其他古代书写符号发展为相当完整的文字，再由西周继承，实为后世汉字的祖先。商代约当汉字的成形期，商代国家在中原的优势地位，无疑的使这一个文字系统成为当时的主流。在中原以外，北方的夏家店文化，南方的吴城文化，也都有若干不易识别的符号，这些文字系统终究不能与中原已成型的商代文字系统抗衡。即使以卜辞文法来看，卜辞的词句构造基本上是以词的排列次序为造句的原则。这也是汉语的基本特性（陈梦家，1956：132—134）。中国古代方言众多，而由卜辞到西周（甚至到春秋以后的文言），文法构造大致遵循相同的原则，大约也当归功于商代文化的优越地位，遂使商代的书写文体成为当时的“雅言”

（linguafran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