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穆王之世

穆王以喜欢出游著称。《左传》昭公十二年：“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为此，中国第一部小说《穆天子传》，传述了穆王驾八骏见西王母的故事，事属不经，兹不具论。穆王之世，南方仍不很平静。《后汉书》“东夷传”记载了徐偃王的传说：“徐夷僭号，乃率九夷， 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据传说，穆王在得到善马后，令造父御以告楚，一日而至，于是楚人大举兵而灭徐。白川静举班■铭文毛伯三年静东国的事与徐偃王传说相比证（白川静，1977：67

—69）。然而《穆天子传》是小说，其中人物未必可信，班■的班未可遽订为穆王之世的毛公。即使毛公班为穆世人物，班■明明追述班受命于统帅毛父的经过，班的辈行低于毛伯，则毛伯静东国的事，不当在穆世，已如前文所说。

昭公虽在南征中牺牲了，周人在南方的势力则自此而稳定。淮夷成为经常向成周纳贡的属邦。说将详于“西周的衰亡与东迁”一章。周代的东夷南夷，包括淮汉两河域的大小夷族，其中也有若干《春秋》经传的淮上汉上的列国。春秋时代的楚，在西周时还未扩充至此，是以楚人可以把昭征不复的事推诿不知，“君其问之水滨”。西周建国之初，征东夷的目标，包括山东沿海，以至淮上一带。东邦宁静了，康昭二世的问题在南淮夷，亦即淮上的夷人。金文东夷南夷互见，其故即在淮夷地当成周的东南方。自昭王以后， 淮夷大致宾服。西周再度有东南之患，当已在夷王孝王之世了。

穆王对于西北，也有一番征伐。据《史记》“周本纪”及《国语》“周语”，穆王将征伐犬戎，祭公谋父认为不可轻举妄动。祭公谋父除了用耀德不观兵为理由外，还特地提出犬戎自从大毕伯士二君以后，对周职贡不亏， 而彼时的犬戎国君树敦也能率旧德，必有以防御周人之道。穆王不从谏。用兵的结果，仅获得四白狼、四白鹿，外藩却从此不来朝周了。这一段史事， 在金文铭辞中未见有可以比证的史料。存此以见穆王时周人国力的充沛。

穆王获八骏，遂由造父驾御遨游的传说，自然不能据为典要。但当时重视马匹的蕃息，则有新出的盠驹尊可以作为证明。盠驹尊是在郿县出土的， 器形是写实的马形（图版 18）。铭文：“隹王十又二月，辰才甲申，王初执驹于■，王乎师豦，召盠，王亲旨盠■，易两。”（图 32）尊盖上有两铭， 一是“王■■■，易盠■，用厥雷，骓子。”另一铭：“王■■■，易■■， 用厥雷，骆子。”（白川静，1967B：324—333）执驹是周王亲自参与的礼仪， 象征对于蕃殖马匹的重视。为了礼仪而作的铜器作马形，赏赐的礼物也是两匹小马，而还特地标出幼马的品种（郭沫若，1961：312—319）。赐马成两， 似作驾车用，不是作为祭祀的牺牲。大鼎：“隹十又五年三月既霸丁亥。⋯⋯ 王乎善夫■，召大以厥友，入攼，王召走马■，令取■■卅二匹，易大。”

（白川静，1970：583）此器为懿孝时物，易马卅二匹，恰合八乘，显然也是

驾戎车用的。盠驹尊和大鼎铭都提到“■”或“攼”，该地大致是周王室的牧场所在，有“走马”主持。穆王时对马政的重视，可能遂衍生了造父调养八骏的传说。今本《竹书纪年》孝王“五年，西戎来献马；八年，初牧予汧渭”；未知所据。夷王“七年，虢公帅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 则有《后汉书》“西羌传”引佚文，当是汲冢原文。大致西周对西北用兵， 获取马匹也是原因之一，主要马源仍仗在牧地蕃息。《史记》“秦本纪”， 周孝王使秦的祖先非子在汧渭之间主持马政，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同时，非子一家既善养马，又能使“西戎皆服”，遂得封于秦。这段故事适足以反映渭水上游牧地西戎与华人杂处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