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周的起源第一节 周人祖先

周室的祖先后稷（弃），据《史记》“周本纪”，是尧舜与夏禹的同时人物。后稷不论是一个实在的个人，抑是一个时代的象征，至少是周人自己承认的始祖。周之为周，当然也就可说与陶唐虞夏同时已在中国古代的诸种部族中出现了。由这一时代到周文王的时候，周人经历了一千二百年的迁徙。周人的足迹及其与其他部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即是本章的主题。

据《史记》记载，后稷之子不密，在夏后氏政治衰微时，去稷不务，不窋失官，奔于戎狄之间。不窋与后稷的关系，自来即为学者所怀疑；由汉以来，史家即认为太史公所记周初世系有错误（《史记会注考证》；4/4；胡承珙，1888：24/33）。大约后稷之名，原非官号，只是指周人为务稷的部族， “去稷不务”一语，本不是以夏后氏为主词，却是形容不密领导下的周人放弃了原有的农业，改采戎狄的生活方式，到了公刘的时候，“复修后稷之业， 务耕种”，则又由戎狄的生活，再变到农业生产的文化（同上），这一大段事迹，未必在两代之间发生。公刘到文王的父亲季历时，周人经历了四百年左右，如以《竹书纪年》及《后汉书》“西羌传”所载，殷王武乙与周人古公亶父同时为基点（陈梦家，1956：292），公刘至古公有十一代，与殷商世纪相比，公刘应该约略相当于商代“九世之乱”的尾声，盘庚迁殷的前夕（《史记会注考证》：3/19—25）。这时商人由频频迁都到都殷不再迁移，由王位继承的承序不定而至盘庚以后的父子相承。商人正在大变动的中间，公刘时代的周族所受殷商的压力可能比较小，也就有可以自行发展的余地了（关于殷商积年及盘庚以后的年代，参看陈梦家，1956：208—216）。

以上由文献上记载的周人祖先活动的传说，可以有三个阶段，后稷时代周人已发展农业，不密以后周人奔于戎狄，以及公刘以后又以农业为主要的生产方式。若配合考古学的资料来说，农业在中原早在七、八千年前即已发端，周人若在后稷时代始有农业，在中国的新石器文化中，应算是后起的。不窋以后又有数百年不再务农，也说明了周人的农业文化还不够稳定。不窋所“奔”的戎狄，已在农业文化圈外，由后稷开始以至古公的迁徙到岐下， 周人大约只能是徘徊于农业文化圈边缘的一个集团。追索先周文化的地望也当由此着眼。

周人起源之地，学者从古代地名着手，总是在今日陕西泾渭二水一带找寻，遂谓弃始生之地邰在武功，公刘以后立国的豳在三水，古公以后所在的岐下为岐山一带（丁山，1935；齐思和，1946）。甚至考古学家追索古迹， 也循此线索，以为周人先世迁徒范围，不过在泾渭之间兜了一个大圈子（石璋如，1952：357—376）。

与传统说法迥异，则为钱穆的周人始源于晋南的理论（钱穆，1931；反对其说者为齐思和，1946，但大体上仍与旧说相当）。钱氏之说，以为《诗经》“公刘”：“于京斯依”，“于豳斯馆”；及《史记》：庆节“国于豳”， 其京与豳在汉代的临汾，今新蜂县东北甘五里处。豳邠古今字，皆得名于汾水。汾水为一条古水，古公得名由此水。《水经注》“汾水注”，汾阴有稷山，山上有稷祠，山下有稷亭，当与后稷有关。又据《水经注》涑水经，闻喜附近有周阳故城，汾口西岸，则有韩城之周原堡。万泉县内井泉百余，正

合《诗》“公刘”：“逝彼百泉”的景观，周之得名，也在此区。古公直父受薰育戎狄之逼，止于岐下，所逾即是韩城西北的吕梁山，钱氏遂以为公刘旧居在晋南，当黄河之东，汾水之南，盐池西北的谏水流域。按地名随着人群迁移而搬家，历史上随处有之。周人在陕西住久了，其地名已深入人心， 后人遂以为周人自古以来即居住在这些地方。如以钱氏之说，则周与豳都可能是古公由山西带来陕西地名，周人的祖先未必局促于泾渭之间。钱氏的理论虽有待证实，事实上也有相当的说服性，至少已是重要的一说（陈梦家， 1956：292；Kwang-chih Chang，1980：249—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