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周人与其他姓族的关系

核心区内是商周相融合的局面，核心区外则情势又不同了，又须牵涉若干古老的族群与周人的相激相荡。江头广据人名从字义抑从译音，划分中国古代的族群为二大类。一群是姬姓、姜姓与子姓，人名都有命义可循。这一群正是上述核心区内商周交融的族群。以译音为人名的族群则有下列各类， 并各有音译的实例：

1. 赢姓

莒——庶其、朱◻、去疾、展舆、庚舆、务娄、瞀胡、灭明、牟夷、苑羊牧之、乌存

秦——任好、鍼虎、奄息徐——章禹

1. 似姓

杞——姑容、匄、益姑、郁厘 越——句践、适郢、寿过、姑浮

1. 姬姓

吴——寿梦、诸樊、余祭、夷昧、匄余、蹶由、掩余、烛庸、庆忌、苦雂、弥庸、寿过、设诸、门巢、寿于姚

1. 芈姓

楚——若敖、斗谷于菟、艾猎、率且比、句卑、舆罢、浮余、橐师、宣谷、巫臣、负霸、相禖、宣僚、州犂，（楚例甚多，未全录）

1. 曹姓

邾——邾侠、车辅、将新、蘧篠、貜且、捷菑、庶其、卑我、徐钽、丘弱、茅地、射姑、夷鸿

小邾——犂耒、郳甲

1. 诸子国

赤狄隗姓——■咎如、潞婴儿姜戎姜姓——驹支

白狄——鼓◻、肥绵皋莱姜姓——浮柔、舆丁

所谓音译者，如《春秋》襄公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而《左传》同年，“莒人弑其君买朱◻”。又如邹与邾娄，同是一国，只是语音缓急而有别名（江头广，1970：22—74）。

归纳这一大群以音译为名字的族群，则又可归为祝融集团包括己、董、彭、秃、妘、曹、斟、芈八姓，徐偃集团的赢、偃、盈诸姓，夏人后代的姒、己、弋诸姓，及南方的吴越，北方的戎狄。凡此都在古代中国核心地区之外围。核心地区的族群，可称为中原族群；外围的族群则可称为边缘族群。中原族群的文化系统适当第一章的仰韶——龙山系，边缘族群文化系统则祝融集团地区约略相当于屈家岭文化圈，徐偃集团地区约略相当大汶口文化以下的东方沿海文化圈。夏人后代的姒己诸姓所在，约略相当于第二章的光社文化一系列，在中原龙山文化圈以北的文化。戎狄所在，属草原上文化；吴越文化所在则为长江下游河姆渡以至良诸的文化系列。周人对边缘族群的地区，可能因为文化距离较大，不可能采取完全与其在殷商地区相同的文化融合政策。大体上，周人仍是对土著文化及土著族群以融合为主，而控制与对抗只在融合不易时始为之。

唐叔所封的地方是晋。前引《左传》定公四年给唐叔的封地是“夏虚”， 受命“启以夏政，疆以戎索”，陈槃缕析前人对晋初封地望的考证，以为唐叔受封实在晋南，今日翼城附近。近顷考古学的发现，在洪赵、曲沃、侯马一带发现有西周早期遗址。翼城城关凤家坡和洪赵坊堆村、永凝东堡出土的大量西周早期铜器，以及多处西周早期遗址，提高了唐叔建国晋南的可信性

（山西省文管会，1955，1959；解希恭，1957；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 155）。

唐叔的功业，据晋公■，早在武王之世，即已“膺受大命，左右武王， 广司四方，至于大廷，莫不事王”；唐叔可能是武王之弟，甚至长于周公（陈槃，1969：1/36—47）。商世的晋南诸国，与商对抗时多于和平相处之时。周人翦商，逐步向东进展，也取途晋南一线，已见于第二章。唐叔受封晋南， 很可能早在武王之世，并不须等到三监之乱以后。以唐叔的任务，异于康叔与伯禽，不在怀柔殷遗，而在确保殷商北方的一线。山西是夏人旧墟，周人自命为夏人的后裔。“启以夏政”一语，不啻谓尽可能保持周人的本来面目。山西在商时已有戎狄，鬼方为晋南方国之一，然亦为戎狄。亘西周之世，晋人必须与戎狄周旋。《左传》昭公十五年，晋史官籍谈说：“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晋人的处境艰困可知。曲沃代晋，晋始逐渐取得优势，终于凭借戎疆的人力物力，蔚为春秋时代的第一大国。所谓“疆以戎索”一语，殆为晋国有戎化趋向的原因。康叔受赐“怀姓九宗”，怀与媿槐相通，是鬼方的姓（王国维，1959：590—593；1968： 13/4—6）。殆是周人在晋南的一部分鬼方降服后，即派唐叔率领周人，在鬼方的旧地建立有职官五正的政权。

《左传》定公四年，唐叔的疆域没有明白的四止，也许正因为唐叔处戎狄与中国之间，原有开疆辟土的任务。晋国历世由南渐渐向北开拓，沿汾水

而上，终于底定北方，此是献公以后事业，不在西周之世，此处不赘。汾水流域属黄土高原，比较高旱，必须有水利工程方收灌溉之效。山西的农业晚至战国，仍以豆藿为主，这个地区的文化特色自然与中原黄土平原的黍稷农业文化不同（松田寿男，1965）。由于地居北方草原与中原之间，山西的土著文化早在商代已呈现草原文化与商文化交流混合的特色，例如商代遗址， 每有商代铜器具与小铜铃，刀剑柄作兽首，蛇头，及弓形器出现（吴振录， 1972；杨绍舜，1981；文物编辑委员会，1979：

58）。是以在唐叔封地上，原就有异质文化彼此融合。晋国数百年对戎狄文化的交流，使晋国文化中呈现相当的戎狄特色。晋国公室常与戎狄通婚姻，《左传》成公十三年，“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雠，而我婚姻也”。献公配偶中有大戎狐姬、小戎子、骊姬，文公取狄人二女及季隗都是例子。晋国在春秋时，公族不盛，固然是由于晋国内乱的后果，也正可与鲁卫郑三国公族特强对比，说明晋国的宗族组织未必与中原周制完全一致。晋国公位继承的系统，常二分而有“耦国”的现象，大异于嫡子继承制（字都木章，1965： 134—137）。可能也与草原文化成年儿子分产外住，成年王子分领人众外移立帐的风俗有关？

唐叔的封晋，受当地土著文化的吸力，可能发生一些离心的倾向，以至晋国文化多少与中原有些不同。但是，从另一角度看，晋国在中原直北融合了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的族群，无疑为周人确立了北面的屏障，若不是有西周早期立下的基础，晋国在日后未必能完成经营北方的工作。

殷商的北面偏东是燕国，燕国是召公之后。陈槃综合傅斯年、小川茂树等人的意见，以为燕之初封在河南郾城，三监之乱后，召公驻军徐奄，遂有诸燕器出土梁山之事；及伯禽封鲁，召公遂移封北土，在易州建立燕国（陈槃，1969：1/79—82）。前引梁山诸器中大保■有大保奉命征录子■的铭文。武庚在失败后，《逸周书》“作雒篇”：“王子禄父北奔”，则召公追奔逐北，也是可能的事。近来考古发现北京近郊昌平白浮村出土西周木槨墓，年代在西元前 1120 士 90 年，正当西周初期。房山琉璃河黄土坡西周墓葬更出土有匽侯赏赐的若干铜器。是以燕建国于今日北京附近，殆无疑问。白浮村西周墓葬的内容，与陕西洋西西周早期墓葬在形制、葬俗、及随葬物品的类型各方面，均甚相似，燕地有周人居住，也可有考古证明（北京市文物管理处，1976；琉璃河考古工作队，1974）。带有医侯字样的铜器，也出土于大凌河流域（晏琬，1975；北洞文物发掘小组，1974）。杜正胜根据出土诸器铭文文未的族徽，认为作器者多为殷商旧族。诸器形制花纹也与殷器相类， 铭文中的父母名讳，也常见干支命名，如父乙、父辛、父壬、母己，仍沿殷商旧俗。北洞出土的■方鼎，铭文“丁亥，■商又正■■贝，才穆，朋二百。

■■■商，用乍母己■”。这位■在殷器文公丁■曾参加征人方之役，而在此处又是燕侯手下的大将了。鼎底有亚形及■侯■铭文。斐方鼎旁置有■父辛鼎，而河南濬县辛村的亚■■也和■甗同出。辛村墓葬的墓主陆，是服事卫侯的殷遗，■侯■器则频频在北京附近出现，斐又是■的手下将领，各项关系颇堪寻味（晏琬，1975：277）。房山琉璃河黄土坡出土的复尊铭文：“匽侯赏复冂衣、臣妾、贝，用作父乙宝■彝。”铭末有■族徽，墓中出土随葬品极多，有大量兵器，并有人殉一人（琉璃河考古工作队，1974：314）。杜正胜据这一类的例证，推断当时的匽侯手下，有若干东方旧族，从征幽燕， 也就葬在北方。这些人有臣妾之赐，有贝朋之赏，墓葬内容颇为丰富，杜正

胜以为殷遗东方旧族在燕国可能仍保持原有的氏族组织，也当仍有其领地采邑。在北土的东方旧族与周人共同享有统治者的地位（杜正胜，1979：522）。这些殷遗，也可能是原在北方的殷商诸侯及其部属。1977 年在平谷县刘

家河发现一座商代墓葬，属于商代中期。其中出土了一批青铜礼器，都具有中原典型商器的风格，还出土了一件铁刃铜钺，其刃部由陨铁锻制，与藁城出土的铁刃铜钺一样，墓中出土的金耳环与金臂钏，则说明与夏家店下层文化有一定关系（北京市文物管理处，1977）。在琉璃河董家林有一座殷商古城。古城因遭大石河泛滥破坏，残址南北长度不明，东西长 850 公尺。除南面外，古城三面均有护城河。城墙结构分为主墙、内城附墙和城外平台。有两处城基夯土被西周墓葬打破，可见年代早于西周。有一处打破夯土城基的墓葬，其出土陶■，形制与安阳殷墟同类陶器相同，可见古城年代应在商末或更早。黄土坡遗址出土了二百余座墓葬和十余座车马坑，现已发掘的只有六十余座墓葬。墓葬可分四期，第一期在商代晚期，第二期在成王以前，第三期在康王前后，第四期在西周中期或更晚。铜器中有匽侯赐臣下的铭释。董家林古城密迩黄土坡墓地，这座古城应即是燕国的都城。墓地可分Ⅰ区和Ⅱ区。有人殉的墓葬都在Ⅰ区，而该区中均为中小型墓葬，普遍有殉狗的现象，随葬陶器都为鬲、簋、罐的组合，葬俗和安阳殷墓基本相同。在Ⅱ区内的墓葬，不论大小，未有人殉发现，狗殉也不多见。随葬陶器是鬲罐的组合， 有匽侯铭刻及有重要青铜器的大墓，都在Ⅱ区（琉璃河考古工作队，1974）。

由董家林古城的情形说，燕侯在此建都以前，这里已有相当规模的城市。其复杂的防御设备，说明了这座吉城的重要性。由黄土坡墓葬的两区歧异现象说，Ⅰ区殆是原殷遗的墓葬，其中没有大墓。Ⅱ区是贵族墓地，都已不再遵循殉人殉狗的殷商风俗。Ⅱ区中青铜器上，颇多受大保赏赐或医侯赏赐的铭文，纪念的对象则是带于支名号的“父乙”、“太子癸”等人物。如果Ⅱ 区包括随召公北来的周人及东方旧族，Ⅰ区则是保持殷商文化的普通人民。Ⅰ区的墓葬可能即是该地原居民的后代。是以燕国所在，也许原来即是殷商的方国，而且是同一文化的方国。

武庚在失败后北奔，殆为北方有仍忠于商的方国。更往远处说，殷商始祖神话——玄鸟传说，酷肖满洲天女传说与高句丽朱蒙传说，殆也由于环渤海地区的古代居民本有文化上的渊源（傅斯年，1952：Vol.IV，32—41）。另一方面，昌平白浮村的西周椁墓中，出土一些有鹰首或马首的青铜武器。这类武器过去在内蒙、河北、辽宁一带屡有发现，也提供了西周文化与北方文化系统的关系（北京市文物管理处，1976）。

因此，由考古资料看来，燕地西周势力的建立，显然与卫和成周的情形相似，是商周二族上层的交融与合作，而底层则仍是殷遗为基本成分的当地居民。但在燕地，当地的居民可能又不是殷商本国的人民，而是住在北方的一个支派，甚至只是受殷商文化影响的当地土著，经过商周合力征服始建立为燕国。燕国方言与内地不同，燕北方言则颇与朝鲜接近，至汉时燕代一系语音仍有特色（陈梦家，1955A：126—127）。燕国在春秋时期，不甚参与内地诸侯的会盟，未尝不可能正因其文化中有东北地方文化（如夏家店下层） 的成分，不免自外于中国。

周人封建东方的另一大国为齐。殷商王国的东方，风偃集团之所居，是前引禹鼎的东国，也即是《诗经》中的大东，指泰山迤南及迤东的地区。齐之初封本在河南宛西之吕，其移封济水，也与封鲁燕卫三国的情形一样，也

是为了镇抚三监之乱以后的反侧（傅斯年，1952：Vol.IV，1—11）。《史记》“齐大公世家”：“于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东就国道宿行迟，逆旅之人曰：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安，殆非就国者也。太公闻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 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这段叙述以太公封齐在武王伐纣之时，自有时代错误。也有人因这段叙述与《说苑》所记郑桓公及厘何争国的故事太相像而怀疑其历史性，莱人与齐人之间的战争，《春秋》经传屡有记载，至襄公六年，齐始灭莱（西元前 567 年）。是则齐莱之争，早在西周即已开始，亦未为不可能（上原淳道，1965）。《礼记》“檀弓”：“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返葬于周。”齐国初建时，情势之不稳定，可想而知。

成王东征，平服商奄，有鲁齐镇抚东国，然而东国为古代著名部族的旧居，到春秋时犹有谭纪莒邾任宿句须不少小国，大都为大皡少皡等古族的苗裔。齐国处于异文化的部族群之中，真有困难，事所必然。《史记》“鲁世家”：“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这一段记载，有后世应验的预言，未必全是吏实。然而齐鲁之政相较，春秋时，鲁以周礼旧邦自居， 齐则颇违于周制，那句“从其俗为”可能正是齐鲁相异之所在。

由考古资料说，山东半岛已不在中原文化核心区之内。早在新石器时代， 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即在中原的仰韶——龙山系统以外，独树一帜（山东省文管处等，1974）。商代文化的遗址在山东分布甚广，但仅有济南大辛庄早期遗存相当于中商的二里冈期（山东省文管处，1959；蔡凤书，1973），此外各处遗址和出土铜器多属商代晚期（齐文涛，1972：3—5；文物编辑委员会， 1979：190）。是以山东进入商文化的势力圈，为时较晚。成王东征的对象是随着三监之乱起兵的东方诸侯，齐国建立，这些响应武庚的东方族群都已降服；其时向齐挑战的莱人，可能本在商文化的边陲之外。齐国的建立，任务正在绥辑商王国最濒临海边的地区，这里的族群成分也殊为复杂，有商奄遗民，有熊盈之国，有莱人一类的东夷；齐人自己是姜姬联盟，同来的周人队伍中，不可能没有姬姓成分。春秋时代的齐国，仍有国子高子号二守，位列齐国上卿，世为齐国的巨族。《左传》僖公十二年：“王以上卿之礼飨管仲， 管仲辞曰：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若节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礼焉，陪臣敢辞⋯⋯管仲受下卿之礼而还。”这二大卿族，殆即周初配属在姜姓之国的周族后代。是以齐国内部及四邻的族姓繁多，情形不若卫国单纯。

《左传》信公四年，管仲引述齐国在周初的任务：“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 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五九殆均为成数，山东小国众多，至春秋之世犹然。齐国在封域四周有征伐的全权，周初的王命正反映齐国环境的特殊。

齐国在众多族姓共处的情形下，其凝聚实力，一方面如前文所举，从其土俗；另一方面，齐人大约也尽力组织混合的统治势力。黄县归城小刘庄出土的启卣，铭文：“王出兽南山，■■山谷，至于上■，■川上，启从征堇不夔，乍且丁宝旅■彝，用匄鲁福，用夙夜庭事，戉箙。”启尊铭文：“启从王南征，更山谷，在洀水上，启乍且丁旅宝彝，戉箙。”卣盖有“■父辛”

铭辞。启的祖父用丁辛名号，似是殷遗。启二器的时代，据判断为昭王时物， 是则昭王之世，殷遗仍有为山东贵族的例子（齐文涛，1972：5—6；白川静， 1978A：185—189）。

在 1951 年黄县曾出土了八件■侯的铜器，1969 年在烟台又出土了■侯鼎。■国女儿有叔姜、孟姜、姜无，是以■当为姜姓国。师旂殷：“王若曰， 师旂■⋯⋯令女率齐币、■■、僰■左右虎臣正淮尸。”又明公簋记载的“遣三族伐东国”，这三族可能即是齐、■与■（莱）人（齐文涛，1972：8—9）。是则齐人能发动的军队有同姓之国，也有当时仍力外族的莱夷。■侯器也曾在燕国出现，已见前文；可知齐国附近的■，南征北讨，颇为活跃。■侯的封地在烟台黄县之间，正当莱夷北面，殆是齐人的一枝偏师，驻防海嵎，以镇抚莱夷。除■以外，纪（己）与向也是姜姓，都在齐东，前者在寿光县， 后者在莒县附近（杜正胜，1979：517；陈槃，1969：164—166，175—178）。莱人亦号为姜姓，然而姜姓一向在西方分布，忽然在山东半岛有此一支夷化的姜姓，颇堪存疑。揆之云贵土司的冒用中国姓氏，莱之姓姜，殆亦冒用。齐同的同姓，如■纪向为诸侯，而不为齐之分邑，可能即因太公“简其君臣之礼”，遂未有层级式的封建系统。《国语》“齐语”管仲重组齐国为乡鄙， 似乎齐国未有鲁卫那样的宗族分邑（沈刚伯，1970）。《史记》“齐太公世家”齐国太公以下三世是丁公吕伋、乙公得、癸公慈母，均以日干为名号， 姜姓而袭子姓的命名习惯，殆为东七多旧族，齐公室也“从其俗”之故。齐地宗教别有系统，《史记》“封禅书”有记载齐国八神将的信仰。包括天主、地主、兵主、日月之属，在卜辞可见的殷商宗教信仰之外另立系统。地主祠泰山梁父。泰山为山东圣山，然泰山原在霍，本是姜姓国族尊祀的宗神，古称太岳。姜姓移殖豫南，以嵩山为岳神。移殖山东者，又携泰山名号来山东

（陈槃，1980：409；1969：430—433）。则又是移殖族群的信仰与土著信仰交融汇合为一了。

祝融集团，族姓甚繁，分布也广。《国语》“郑语”，祝融八姓有己、董、彭、秃、芸、曹、斟、芈。己董彭为夏商所灭，秃姓舟人为周所灭，只有“妘姓邬、郐、路、偪阳，曹姓邹、莒，皆为采卫，或在王室，或在夷狄”， 此外斟姓无后，芈姓则有后世的荆楚。祝融之后，有一部又与少皡之后的盈姓部族混合。《逸周书》熊盈之国，已混二者为一。偃姓群舒，也即是赢姓的徐。秃姓舟人，明是祝融后代，又有偃姓之说（陈槃，1969：241，269， 289）。这一大批混合的族群，大率分布在山东半岛，南经江苏安徽，迤通及于汉东（杜正胜，1979：525）。居周人东方诸国的东南方。

周人在这一带也先后封建不少姬姓诸侯。《左传》僖公二十年所谓汉东诸侯，二十八年所谓汉阳诸姬，皆属此类。其中大约以随为最大，蔡为后援。金文史料中有 1954 年在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的宜侯矢■铭文：“隹四月辰才丁未□□珷王成王伐商图，■省东或图。王立于宜，南乡，王令虎侯■曰：

■侯于宜，易■鬯一卣，商■一□，■■一■矢百，旅弓十旅矢千，易土厥川三百□，厥□百又□，厥□邑卅又五，厥□百又卅，易才宜王人□又七生， 易奠七白，厥■[千]又五十夫，易宜庶人六百□□六夫，宜侯■扬王休，乍虎公父丁■彝。”（图 21，图版 14）（白川静，1965A：531—553；陈梦家， 1955：165—167；1955B；陈邦福，1955；郭沫若，1956；唐兰，1956；岑仲勉，1956；NoelBarnard，1958）

此器既提到成王，若王为生称，则在成王世，若为谥法，则在康王之世。

铭文读译各家颇有歧异。惟珷王成王连读，此器当以康世可能为大。细处姑不论，主要的差别在“图”字及宜侯原封的国名。郭唐二氏以图为图象，余人则译为都鄙之鄙，亦即附近疆域。兹从后译。宜侯原封虔，唐氏以为是虞的早期写法，并谓当是由吴国的仲雍移封，岑氏谓宜当是俎，亦即周公之后的胙侯。白川静则以为虔为虎，虎方在卜■中为一方国名，地点可能在淮水上游。白川氏并以为安州六器中，中氏诸器“惟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 即为同一虎方。安州六器出于孝感，中甗又有戍汉之语，故李学勤以为虎方在汉水流域。中鼎下文，“王令中先省南国”，省视南国的文法与省视东国的文法完全一致。安州六器的年代，陈梦家也以为是成康之世，在武庚之叛以后（白川静，1965A：557；1966A：790；李学勤，1959：99；陈梦家，1956： 77）。陈梦家谓矢曾见于洛阳出土的令方彝、令尊和令■，凡此诸器又与作册大鼎在铭末都有鸟形册的

图 21 宜候■■

族徽，其父考为父丁，也与令器所记相同。陈梦家遂谓矢在令彝任王室的作册，在令■从王东征伐楚至炎，而在本器则从王巡省东国（陈梦家，1955： 167）。

综合诸说，大约■是殷遗，入周之后任作册于王庭。周王伐封代旧有的方国虎方，平定后以矢为虎侯，及至巡省东国，又由虎移封长江流域为宜侯。久受封的土地，因为铭文不清晰，不能明解，至少知道有田有邑。到于■受封的人民，则有三种：郑可能即是殷商的郑，也许■原是郑人，随西徒的郑人入周。“王人”唐郭均以为是殷遗沦为周王的私人，可以整族分配给诸侯如《左传》定公四年所说殷民六族七族之例。陈邦福以为是周的下士。二说对比，陈说为长。如以《春秋》经传的用法为证，“王人”每指王室的代表或军队。矢如系殷遗身分，自然在郑人之外，王室不能不派遣若干周人同去。齐以太公之功勋地位，尚有国高二守，殷遗受封，有若干周人在宜，也是可能的。“易宜庶人”则是宜地的土著了。这批宜庶只有六百多人，大约不是指宜地的全部人民，而是宜侯公室直属的民户。因此宜侯新组成的统治集团， 本身即是一个殷周与土著的揉合，其模式与前述卫、鲁、晋、燕、齐各国的情形并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