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商周间的关系

凤雏村出土的一万七千多片卜甲卜骨，都出在同一窖穴，窖穴打破房屋台基，时代应晚于房屋，这一大批甲骨中，已清洗出有文字的卜甲一百九十多片，总字数为六百多字，每片字数不等，少的一字，多的三十字。据初步报告，可分卜祭祀、卜告及卜年、卜出入、卜田猎、卜征伐、人名官名地名、月相及记时、与杂卜等类（图 12，图版 2），足见内容之广泛。西周卜辞， 一向罕觏。这批卜辞的内容类多属比较重要的事项，与商人凡事占卜的习惯不同。月相名称有既魄、既吉、既死霸等词，与金文中的用法一样，也反映与殷商卜辞的差别。有若干异形字，似是数字的排比，有人以为系卜卦数字。整治甲骨的方法，也很不同。凡此均足说明西周卜辞反映了商周制度的差异

（周原考古队，1979A；李学勤，1981：10）。

这批卜辞中有若干条透露了周人与商之间的关系，可以作检讨商周关系的新资料（张光直，1980：212—215）。卜祭祀的一片卜辞：“癸已彝文武帝乙宗，贞，王其■祭成唐，鼎祝示及二女。其彝血■三豚三，亩有足。” 文武帝乙即帝乙，成唐即成汤。用的牺牲是二女，三口公羊，三只猪。周人而祭祀帝乙与成汤，周人自是服属于

图 12 周原卜辞

商。另一片卜辞：“王其■佑太甲，■周方伯，□亩足，丕左于受有佑。” 周王求商人先王太甲的保佑，“■周方怕”，原报告谓太甲告周方伯丰年厚足，然而“惟足”一词，与上文第一片的语尾一样，似指牺牲惟足。“■” 当即册，商人有典有册可能是册封周人为方伯的意思。或以为这些卜辞的卜主是商王，而不是周王（李学勤，1981：10）。然而周原与殷墟出土的甲骨， 整治方法颇不相同。周原甲骨未必由殷墟携来。周原出土甲骨上的刻辞笔划极细，风格一致，不像杂有殷周二种卜辞（周原考古队，1981A：1—6）。退一步说，即使是殷人在周卜问，这一事实已可说明殷人视周为属国了。征之上文第一片，殷商与周有宗主属国的关系，史传又有周人为西伯的传统说法。周王受册为方伯，于是求太甲之灵庇佑，也是说得通的。卜田猎中有一片： “衣王田至于帛，王田”，“衣”即殷，“一戎衣”即“一戎殷”，是则此片卜殷王来帛田猎。也惟有周人服属殷商，商王才能来周地田猎（周原考古

队，1979A：39—40）。有人以“衣”为田猎的方式，但衣逐连言，有合逐之意（李学勤，1959：7）。“衣”在王前为限制词，即不能当作“合围”解。殷墟卜辞中，武丁之世有不少“璞伐”周人的记载，有时令多子族，有时令别的氏族；指挥的武将，有时是犬侯，有时是仓侯，也有别的将领“敦周” “■周”的纪录。除了这些战事纪录外，武丁时代的卜辞也有“令周”及周人有无猎获的占卜。似乎在武丁之时，商人颇用武力，卒使周人顺服。周人既服，接受商人命令，商王也就在卜问中关怀周人的情形。董作宾所找到“命周侯”一片卜辞，当系周人领袖接受了商王的封爵，与本文所列“■周方伯” 一语，可以互相发明（陈梦家，1956：291；董作宾，1929）。

武丁之后，周人臣服于商，有时称为周侯，然也未必即为殷商的内服诸侯（钟柏生，1978：20；张光直，1980：210—212；岛邦男，1958：

408—409）。《史记》“殷本纪”谓武乙猎于河渭之间，遇雷震死。此处所列殷王来田猎的事，未必确指武乙。惟周地已为殷商田猎区，由这两件事可以互证。周人祭祀成汤与太甲，前者为商人创业的君主，后者是商初有数的贤王，有太宗之称。周人其实已将殷商的万神堂接收了。除这两位名王之外，傅斯年以为周人将商人的始祖神帝喾也引为噘祭的对象，又将商人先公相土，作为社神（傅斯年，1952：Vol.IV，223—228）。周人将帝乙列入祀典，有点奇怪。帝乙的功烈不能与上述几位商室祖先相比。惟帝乙是帝辛的父亲，与文王同时。祭文武帝乙的记载也许是文王时的卜辞。文王祭祀新故的封主君王，也未必不可能。《诗经》“大雅·大明”：“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俟。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 文定厥祥，新迎于渭，造舟为梁，丕显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这一段文王娶于商（大邦）的事，顾颉刚以为即是《周易》卦爻辞的“帝乙归妹”的故事（傅斯年，1952：Vo1. IV，222）。此说如果确实，帝乙与周人关系异常密切，周人求他庇佑，自然也很可能。商周关系，遂同甥舅。“大明”还说“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 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文王的母亲已是商人女儿（傅斯年，1952： Vo1.IV，221—222）。文王母妻均来自商室，周人之接受殷商政治及文化影响，可说顺理成章了。

太王立下的制度，似与公刘时代族长权威的氏族组织不同。《史记》“周本纪”据“緜”诗归纳太王时有宫室宗庙，有五官有司。宫室宗庙的考古学证据，已见上文所述的凤雏村早周建筑。五官有司，在“緜”诗中有“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之句，而岐山卜辞中有一片是“其微楚□氒■，师氏受

■”，另有一片是“邵日竝乃克史”，又见师氏及史二职（周原考古队，1979A： 39—40）。史是商之官名，常见于卜辞。师氏则不见卜辞，但在毛公鼎铭文中有师氏与小子、虎臣同列，白川静以为三者合而为三有司（白川静，1970A： 80—682）。“緜”所举的司徒、司空，自是周人政府中的要职，在铜器铭文中则为■土、■马、■工，称为三有■。如盠彝所举即为佳例（白川静，1967B： 316—317；李学勤，1957；周萼生，1957）。由这个官职名称反映的周人官制，与商制并不相同。一则除了“史”外，诸职均不见于卜辞中的职名。二则司土司马司工，均是分曹治事的制度。反之卜辞中小臣之类的名称，反映王者私属和公职不甚有分别。亚之称由亚次之阶级，旅之称由氏族军旅之混淆。凡此都不见分曹治事的明显迹象，五官五工可能是分司职事，但至少在卜辞中不见其详。若由《左传》定公四年所记殷遗民分属周封诸侯的记载，

商人在周人灭商时仍是一族一族的氏族组织。商周制度在这一点上的区分， 大约使周人的领袖可以直接掌握土地人民与武力，其对于各种资源的运用调度，周制当较商制灵活而有效。

周原卜辞中的一些异形符号，曾见于卜辞及若干商周铜器及陶器上，唐兰曾以为是某种佚失的古代文字，李学勤则以为可能是八卦符号。近顷张政烺作通盘的研究，以为这种符号是筮卦的数字，可能用来纪录卦象。筮占来源甚早，是一种数字占，而与甲卜骨卜并用，也颇见于商代若干卜辞。是以张亚初等，以为筮占只是周承继商文化的传统（张亚初等，1981：153—163； 周原考古队，1979A：41）。卜筮并用，颇见典籍，如《书经》“洪范”：“谋及卜筮”及“龟从筮从”之句，又如《左传》僖公四年“筮短龟长”之用于卜纳骊姬，但《周易》是筮占专书，易卦所见的故事也大半为周人故实，是以若说周人在接受商人的两种占卜方法时，特别着重筮法，而不像商人以甲卜为主要方法，也可看出周人在商化过程中自有取舍。因此，周人一方面接受商文化的物质成分，另一方面在社会组织上自出机杼，增加了自己的特色， 遂使蕞尔小邦居然可以崛起西隅。

周原的卜辞也透露了一些周人与其他部族之间的关系。有一片卜辞记载“曰今秋楚子来告□后□”，与前文已举的“其微楚□氒■，师氏受■”一片，都似乎说明楚与周已有统属关系（周原考古队，1979A：39，40），这个楚是否春秋时代的荆楚，尚不能确考。但《尚书》“牧誓”载武王誓师：“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据说八国都是周人友邦。此处微与师氏均出现，楚可能也与他们同类了。董作宾曾由一片“伐芈”的卜辞，考定为商人伐芈姓之国。傅斯年以为即是荆楚，是祝融陆终之后（傅斯年，1952：Vol.IV，193—194）。《国语》“晋语八”：“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成王时的荆楚守燎，此处所举的楚也与视■的任务有关。然则早周的楚大约不过周的附从，其地位甚至于不能与庸蜀等八国同列。“楚子来告”之词，无上下文，也许只不过报告边警，也许因为楚子来而告知神明，现在不能考定了。

周原卜辞还有伐蜀、伐巢二残片（周原考古队，1979A：40）。蜀殆“牧誓”八国之一，大约早周用武力收服。巢位置不可知，是否“书序”所说南方国，不易推定，也可能即在周邻近。以上诸片卜辞，显示周人在岐邑时代已在南方及东南方颇事扩张。《诗》“大雅·緜”的“混夷駾矣”及“皇矣” 的“串夷载路”均描述在西方及北方，也有所举动。据《竹书纪年》，武乙卅年，周师伐义渠，这是西北的征伐。周原一片卜辞：“□鬼■乎宅商西。” 介绍这批卜辞的报告者以为此处的鬼即是商代北方的强敌鬼方，也就是后世隗姓狄人的祖先（周原考古队，1979A：42）。

陈梦家辑录了《竹书纪年》佚文及《后汉书》“西羌传”注中所说早周与戎狄的关系，排比如下：

武乙之世，犬戎迫近太王，太王逾梁山避于岐下。武乙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朝商。

武乙三十五年，季历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商王狩于河渭，大雷震死。太丁二年，季历伐燕京之戎，戎人大败周师。

太丁四年，周克余无之戎，太丁命季历为殷牧师。

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获其三大夫。

帝乙二年，周人伐商。文丁杀季历。

这一系列与戎狄的战争，大率都在山西进行，西落之戎即后世隗姓的潞，当今日潞城附近。春秋时赤狄之中，潞氏最强，潞氏曾夺黎氏地。晋国的兴起， 败赤狄，灭潞子，实底定北方的重要战役。燕京之戎，据《淮南子》“地形训”：“汾出燕京。”高诱注，燕京山名，在太原，汾水所出。余无之戎， 当即春秋时代的东山皋落氏，在壶关附近，也有人以为皋落在垣曲附近。余无如与徐吾有关，则仍是隗姓，在潞境，为鬼方的一支（陈梦家，1956：292

—293）。周人在山西的征伐，连连得胜，商人封季历为牧师，与周原卜辞显示周为商人属邦的情形，也颇脗合。然而周为商捍御北方的戎狄，却也使周人的势力伸展到商人北境。文丁杀季历，未尝不可能已感觉周人有坐大之势， 而采预防之策。周人能在山西成功，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周人在先周时代与戎狄杂居，沾染戎狄文化，知道如何应付戎事。另一方面，山西汾域原是先周时代姬姓的旧地，打进山西，只能算是光复故物，至于因入山西而拊殷商之背，只是形势使然，却也未必不因此而启“实始翦商”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