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实始翦商

周以蕞尔小国而能克商，既不能由经济力强弱作理由，又不能由军事力量的优劣来分高低，周之胜利当只能由战略的运用以寻求解释了。

本章首节曾提起周人由太王开始就有翦商之志。据《后汉书》“西羌传” 注引《竹书纪年》，及《晋书》“束皙传”引《汲冢纪年》，王季一生为商人征伐西落鬼戎、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而且获得商王的锡命与封号，但最后却被商王文丁拘执处死。有功而诛可能即因为周人的野心已经显露，引起商人的警惕，遂采先发制人的手段。《史记》“殷本纪”，文丁的父亲武乙猎于河渭之间，遭遇暴雷震死。武乙河渭之狩，未必只为了畋猎，大约也多少有以兵威镇慑周人以防反侧之意。暴雷震死又太古怪，未尝不可能是其他死因的掩饰。例如后世昭王南征不复，楚人诿过水滨， 也是掩饰之词。王季是太王的幼子，其兄长泰伯仲雍，据《史记》“周本纪”， 为了故意要把王位让给幼弟季历而出亡，在遥远的南方建国，即后世的吴国。

吴为姬姓，见于金文；《左传》哀公元年、哀公十三年及定四年，吴人君臣也都自称姓姬。而且《左传》哀公十二年晋昭公娶于吴，为了避同姓不婚的忌讳，当时称昭夫人为吴孟子，足见吴国为姬姓的事，不是春秋的新兴势力冒攀，连老牌姬姓的晋国也承认如此。长江下游离渭水流域虽远，周初也未必不可能有交通与联络。张家坡西周遗址出土了若干带釉陶片，陶胎作青灰色，陶质细致，表面有青色或黄绿色的釉。很多西周墓中都曾发现带釉陶片， 地区分布由陕西长安，河南洛阳，到安徽屯溪，江苏丹徒都有之，而尤以丹徒、屯溪的西周墓中更为大量出现，器形也较中原一带为多样。原发掘报告认为这些在长安出土的带釉陶片的化学成分与原始的吴越青瓷接近，也与屯溪的硬陶片性质类似，而与北方的瓷器不同。因此他们以为张家坡陶片可能是在南方烧造的。夏鼐比较了各地釉陶的器形，以为大都属于屯溪出上的Ⅰ 式豆类，质料和釉彩也相同。张家坡釉彩陶都是残片，但仍可看出大多是豆盘的折肩处和足部的残片，似乎属于同一系统。就质料而论，也和南方硬陶相近，与南方汉晋时的原始型青瓷似乎有渊源关系（考古研究所，1962：94， 161—165）。由江苏，经安徽，到陕西，陶器可以流传正启示了西周与东南有某种特殊的关联。至于泰伯仲雍为什么跋涉江湖，远去东南建立吴国。徐中舒以为不外以下两个原因：一为帅远征之师以经营南土，一为因与季历争位逃亡，受殷商卵翼立国东南。但他认为后者不可能，不仅泰伯季历的友于， 史所明载；更重要的，如果商人收容周族逃亡的王子，当置国于周的近旁以害周，远置东南，殊无谓也。因此，徐氏主张，太王之世，周为小国，实力远逊殷商，正面冲突，势所不能，必先择抵抗力最小而又与殷商无甚关系的边缘着手经营。而且周人经营江汉流域，至迟已在武王之世。或者泰伯仲雍原来的目标是江汉流域，因楚之兴起而由江汉东徙于吴（徐中舒，1936A： 143）。检讨徐氏的假设，楚的兴起当仍须俟诸后世。固然传说中有楚先王鬻熊已归周的说法，据《国语》“晋语八”：“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则成王之世，楚还不成气候，岂能在太王、王季时即有足以威胁周人远征军的声势？然而商人在湖北自有据点，盘龙城的遗址，俨然是镇守一方的气象。泰伯仲雍由渭河流域出来，经过汉水上游的河谷，进入湖北，其势不难，在湖北立足就未必容易。商人势力，可远到江西吴城。这支远征军也只有远趋长江下游，方可立足， 后来周人克商之后，句吴这一着闲棋，没有发挥功用，但徐氏之说如果诚然， 太王翦商的策略，实由泰伯仲雍南征为始。

文王继承大王王季的事业，号为西伯，俨然商西的霸主。第一步似乎仍是在西北两方戎狄中求发展。《诗》“大雅·緜”：“混夷駾 矣，维其喙矣”， 是为了困窘西北的混夷。同时，“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据《史记》“周本纪”，这虞（山西解县）与芮（山西芮城县）两个小国争地而取决于文王，入周见耕者让畔，惭愧而去。文王能得两国的信心，大约因为二国所在，本为先周旧地。虞与句吴的吴本为同名，传说是虞仲之后，可能在太王王季之时，就是姬姓之国。陕晋之间姬姓部族不少，如犬戎、骊戎，河北之鲜虞也是姬姓而视作戎狄，可能早在周之为周已存在（徐中舒，1936A：143， 155）。凡此诸部更可能即是先周在公刘以前的同族。文王的势力大了，旧日同族遂折而又与之联系。是以“緜”末章“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周人的羽翼渐趋丰满，虞芮的归服，更开了东进的端倪。“皇矣”：“帝谓文王，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密人不

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依其在京，侵自阮疆， 陟我高冈。”密是密须氏之国，在今甘肃灵台，阮共两小国在今泾川县。征服密须大约是文王早期工作中第一件大事，为了纪念此役，分赐唐叔的宝器中还有密须氏之鼓在内（《左传》定公四年）。

灭密须氏的第二年，文王伐耆，《史记》“殷本纪”作伐饥。《尚书》“西伯戡黎”，文王伐黎。因为黎在山西上党（今日长治县），地属晋东， 已迫近商本土，据说“殷始咎周，周人戡黎。祖伊恐，奔告于受”，警告商王，危机已经接近。《史记》“周本纪”又说“明年伐邗”，但除了此处及

《尚书》大传外，别的记载中不见此事，邗，即盂，已入商王田猎区，地当今日河南沁阳，在黎的南方，居黄河北岸，黎邗两地，距离商王纣所在的朝歌已非常接近，而且濒山西高地的东边，俯瞰朝歌附近的黄土平原，直叩天邑商的大门（李学勤，1959：97）。祖伊惊慌也就在常理之内了。又明年， 伐崇侯虎。崇之役是周人扩展史上一件大事，《诗经》“大雅·皇矣”：“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临冲闲闲， 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是类是祃，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诗句形容崇城的难攻，周人使用了攻城的战具，终于获得重大的战果。又据《左传》僖公十九年，“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 因垒而降”。是文王攻了两次才攻下崇城，其抵抗之烈可知。上章曾说过， 商人在渭域也有垦殖的队伍，崇可能即是商人在渭水流域的重要据点。克崇之后，“大雅·文王有声”：“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旧说文王所建的新都邑，即在崇旧地。但俞樾以为崇嵩一字，崇当在今河南嵩县附近（陈槃， 1969：379）。丁山、徐中舒并从俞说。至于作丰之说，丁氏释为作丰宫于镐的附近（丁山，1935：111）。新说较之旧说，似更合理。周人已经在山西境内的黄河北岸有长足的进展，如果崇是周的敌人，而又在丰镐附近，商人有可以随时切断周人进展之可能。如崇在河南嵩县附近，地当黄河南岸，抵盂津直南，平行于山西一线所至的黎盂一带，伐崇次年，文王去世，武王即位后几乎立即率诸侯会于盂津，当即是南北会师之举。

卜辞中有旨方，陈梦家以为即是上文“伐耆”的耆国，卜辞中记旨，有西吏（或西史）经纪，时时为商征伐晋南诸国（陈梦家，1956：296）。白川静认为旨方当是召方，其地域跨商西一大片土地，北至山西垣曲的邵亭，东至河南修武的召城，南至河南郾城的召陵及南召，均是这一商西雄族的分布地区。他以为召方原是殷商势力以外的古国，经商人压服，在召方立了监督的“西史”专制西道。在周人东进时，召族折而与周人合作，遂有周初与太公周公齐名的召公，同为一时重要的领袖。后来“召南”的地域仍在两周都城轴线的南方。周召分治的故事，当由召族分布原在晋南豫西一线（白川静， 1973：171—185）。白川静对于召族是否姬姓，不予断定，只以为是非周非商的古族。按召公为姬姓从无别说，但向来不能决定其所自出。如果召族为姬姓诸族中由山西向南开拓的一支，则向西开拓的周人在东向图商时，同为姬姓的召族与周联盟，自在情理之中，崇为商人重镇，然在周召合击之下， 恐也难为商守。周人在晋南沿河东进，殆也有召族接应。

丁山认为镐京是周人的首都，由公刘至武王底定，未尝有别的王京（丁山，1935：107—110）。按《史记》及《诗经》都谓作邑于丰在伐崇之后，

《竹书纪年》文王三十六年，西伯使世子发营镐，是营作丰镐以前必然别有首都。最近周原发现岐山凤雏村与扶风召陈村两个大型宫室遗址，气象弘大，

足为宗庙宫殿之用。而且遗址的层次判断，岐山旧都，由灭商以前的早周继续存在，迄于西周晚期（周原考古队，1979：34；1981：21—22）。相对的， 丰镐一带，至今只有窖穴居住遗址，虽已有瓦及瓦坯出土，尚未见大型宫殿遗址。如以岐下两个遗址赓续使用的情形言，这个岐山的旧都，颇可能如丁山所说周人只有一个“京”。岐下正是“京”之所在。丰镐最初也许是经营东方的指挥中心，渐渐变为行政中心，而岐山的京，则始终保持其宗庙辟雍， 为周人精神上及宗教上的中心。后世因为在克商之后召公营作洛邑，号为成周，渭水流域的旧地遂号为宗周。在克商以前，周人可能已有两都制度，以京为旧基地，以丰镐为前进指挥中心，因此周人实际上有三都：京、丰镐及洛邑。

周人在不断的经营。上文说过召方可能即分布在豫西豫南，召公图南国， 江河一带是真目标。周初可能已着眼在此。昭王时的铜器宗周钟铭文：“王肇遹省文武堇疆土，南国民子，敢臽虐我土，王■伐其至，■伐厥都，■子乃遣间来逆邵王，南夷东夷具见廿又六邦。”（白川静，1967，A：261）南国指江汉流域，是则文武之时周已视南国为疆土。周人的势力已迂回到商王国的南面（徐中舒，1936A：145—146）。汉阳诸姬，为数不少，大多数在武王克商之后及西周中叶始建国。但如果南国早在文武之际已因召族的势力而服属周王，则周人在克商以前即在江汉流域建立若干据点，也未尝不可能（徐中舒，1936A：144—145）。郑玄《诗谱》周南召南，“至纣又命文王典治南国江汉汝旁之诸侯”。究竟纣命文王，抑文王自为，也就难说了。相对的， 商在东方遭遇不小的麻烦。《左传》昭公四年，“商纣为黎之搜，东夷叛之”。昭公十一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都说商纣时东夷与商之间有战事，纣明明不是在克东夷之后死亡，此处所谓“陨其身”，当指东夷之叛促成了商的失败及纣的死亡。至于黎之搜一事与东夷叛变之间的关系，徐中舒有所考定。他认为黎即上文西伯勘黎的黎，地居朝歌西北，应与“东夷”不相及。是以黎之搜是商纣为了遏止周人在山西的进展而作大阅，也许在商纣注目西边时，东方的夷族起而叛变。纣在东方的战役大约相当激烈。商胜了，克服了东夷，抚有夷众，但这些新服的夷人，口服心不服，《左传》昭公二十四年，“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当为对商夷关系的描述。关于东夷的问题，当在周公克东夷的一段再提。

在西北方面，商也可能有麻烦，《诗》“大雅·荡”：“咨！咨女殷商⋯⋯ 内■于中国，覃及鬼方。”则周初认为鬼方也怨恨殷商。结合《易》“既济”：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及“未济”：“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可知殷商与鬼方的战事，发生在武丁之世，而王季曾为殷商伐鬼方，立下功劳。纣之世，鬼方与商之间，已有周人的势力隔断，大约鬼方未必能成为商人严重的外患。纣的国力消耗，仍当在东夷方面的战争。

总之，整个情势，商人处于不利的局面。周人在北边已循晋南拊朝歌之背，由山西高地高屋建瓴，俯视商人王畿。中路一线，已克崇而入中原。南路一线，江汉已为周人疆土。这时商的东方，却又有大规模的东夷之叛！商纣的实力在东夷之役当然难免耗损，而周人因为商专注东方的时腋，也许更得以在中原的南北多所经营。《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周书数文王之德曰， 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周人克商的大战略，已经接近完成。《左传》襄公四年：“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周人的声势也就不小了。《论语》“泰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以当时的“天下”而言，周人

大约已居渭水流域，黄河中游之半，并加上晋南及江汉，而殷商占了黄河下游及东夷所在的淮上以迄海边。双方盛衰之分确已判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