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工艺与工业

先说青铜工业。西周的青铜文化是殷商青铜文化的延长。周克商以前， 商人的青铜工业是当时的主流，克商以后，商人的技术工人由周人整批整批的接过来，其中有的工人赏给分封的姬姓诸侯，但是西周王室无疑的保留了不少，为生产王室需要的物件而工作（佐藤武敏，1977：20—25）。因此， 西周早期的青铜工业成品，宛

图 55 天工开物铸钟鼎图

然殷器，无论技术或作用，很难有明白可见的区别。西周铜器的铸造，仍沿用晚商已发展的方法，包括制模、翻范及浇铸三个步骤。通常以淘洗过的净泥做胚，塑造成形，在胚上刻划花纹，或以泥条贴附凸纹。第二步在胚外涂一层陶土，干燥后切割取下，再以各个部分拼成整件的外范。第三步则以坩埚熔化成合金的液体，灌铸入范。如果器型不大，可以整体浑铸。如果有一些零件，或则先铸好零件，贴在胚上制范；或则先铸好主体，再以零件的范贴在主体上铸合。此处用殷商晚期的范铸法和东周的范铸法示意（图 55— 60）（石璋如，1955；张万钟，1962：37—39）。两个例子，一在西周之前， 一在西周之后；西周的铸铜技术与这二例的水平相侔。

图 56 单范铸件

图 58 分部铸合之一（斝）

图 59 分部铸合之二(方鼎)

在洛阳北窑的西周铸造遗址，可能是西周宗室的铸造作坊，其年代大约始于西周初年；而至于穆王恭王以后，沿用的时间相当漫长，留下来的遗物也很多。可惜数以万计的陶范，大多破碎不堪，只有四五百片，可以作为考察的对象。这些陶范和炉的成分，都是由石英沙和粘土组成，颗粒细小均匀， 显然经过仔细的粉碎、筛检的过程。陶范分外范内范和母范，而以外范最多。大型的器范，以一件鼎范为例，是由六片范合成一完整的铸型，每片都包括口腹足三部位，再粘合底范，即为整范。器耳部位留有凹槽，可知器耳是另铸，再镶嵌在范上，然后方浇铸为一体。另有一件卣范，则系四片外范合成。器形复杂的爵，可以多到十片范片合成。然而小型的器物，则只有一个范。发掘报告中，称这些范铸的方式为分铸法和分片合范法（图版 38）。出土的熔铜炉壁残块，数以于计，炉径大致在一公尺左右，厚约三四公分。炉壁系以泥条盘筑制成。残块大多在内壁有“烧流”的铜粒及木炭。有一些炉壁下缘，发现有鼓风口。坩埚的残片，内壁呈锅底状，尚附上铜渣。据报告，熔炉温度高到 1200—1250℃左右，当系经过鼓风始能到达如此高温。出土的骨制及铜制锥、凿、刮削之工具不少，大致用来修整陶范及雕刻花纹之用。遗址中有几座烧窑，自然系为了烧范。另有若干卜甲卜骨及非正常死亡的人骨， 或身首异处或经过捆绑，据报告推测，可能有占卜和人祭、牲祭一类的仪礼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1983）。整体的说，西周的铸铜过程，与其前（殷商） 后（东周）互相连续。最近新闻报导，四川广汉出土了西周的大批青铜人像与动物像。其人像大如真人，十分写实。因未见考古报告，未能妄揣。如果断代无误，则西周铸铜工艺的水平，比目前所知为更高。但基本上，掌握了分范合铸及分铸坩接的原则，大型铸件也非难事。

在春秋战国时，青铜工业可能已掌握了脱蜡法，可以铸造极为精细的铜器。曾侯乙墓葬出土的盘尊，有非常精细的镂空浮雕，非用脱蜡法不能奏功。脱蜡法本身的发展，颇须时日，方能达到曾侯盘尊的水平。西周是否已有脱蜡法萌芽？至少至今在考古资料上，犹不可能做肯定的推论，大致西周的青铜铸造技术，还是以陶模浇铸为主（Li Xuequin，1980：63—64；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472；松丸道雄，1977：66—90）。

西周的青铜工业，最主要的中心自然在丰镐畿辅与洛邑成周。洛阳附近发现大规模铜器作坊的遗址，出土了石陶范。丰镐地区现已发现的若干作坊， 规模都不算大，但已看出有分工的趋向。马王村的作坊，陶范都是礼器，而张家坡的作坊，则有不少铜泡的外范和填范，当是专铸车马器的工场。

西周中期以后，青铜器的数量越来越多，一些窖藏，动辄数十器、百余器，而大型墓葬遗址，在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礼器

图 60 东周铸铜陶范分部及拼合示意

即达一百八十件，工具武器车马饰件，相加的总数，多到五千余件。数量的增加，是西周青铜工业的特色，动物写实，式样也多变化（图版 39 至 40）。为了增加产量，西周的铸造技术也有了相应的进步。殷商及周初制范方法， 是一模翻一范，在西周中期以后，出现了一模翻制数范的方法。西周铜器有甚为肖似的数器，即由于这种大量生产方式的出现，零件不再浑铸，改为焊接在器身上。这也是提高生产效率的方法（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

169—170）。

除了王室铸器外，诸侯也可能有自己铸造铜器的作坊。松丸道雄仔细审察若干铭文的内容及器物上的位置，认为接受王室赐器的诸侯，往往翻铸同式的器皿，但是修改了铭文的内容（松丸道雄，1977）。青铜工业的扩散， 无疑会产生各地有地方性发展的现象，在本书第七章中，若干边缘地区青铜工业的特色，当即是这一过程的后果。

数量上的增加，也可以意味着青铜成品的商品化。一方面，铜器的品质可能因量多而差了。西周铜器的早期，承继商器的传统，堪称为青铜时代的鼎盛期。中期以后，花纹渐趋简单，除了昭穆时期有顾凤纹，可算时代特色外，西周一代器形与花纹，都比不上商器的多姿多采，精美细密。商品化的另一方面，则是消费者的普遍化。到晚期时，裘卫的家族，原本社会地位并不高，可是以其富力已可以自铸铜器。西周晚期有长铭的铜器不少，也反映工作技术的进步。若干“契约”性质的铭文，铸刻在铜器上，也反映了铜器的铸造，不再限于仪礼的目的。世俗化与商品化，本是相关联的现象。散氏盘、裘卫鼎之类铭文，正是铜器作用扩大的表现。铜器商品化了，也就可能当作货品运售别处，辽宁喀左北洞出土的一件铜器，与四川彭山出土的一件铜器，形制酷肖，而地隔千里（Li Xuequin，1980：77；四川省博物馆等， 1981）。此中缘故，因为出自同一作坊，分赐不同人物？还是因为当作礼品交换？还是由商贾贾贩两处？究竟哪一个原因最为可能，至今仍只能存疑。再说制陶工业。西周的陶业，可由不少考古资料觇见其发展水平。以沣

西张家坡的制陶工场为例，陶窑的规模不大，火膛挖在地面以下，有烟囱和窑底相连。窑内应有窑箄，置放陶胚。至于制胚过程，西周的技术发展方向， 在早期采用轮模合制，进步到中期以后的快轮法，产品也趋于规格化。这一趋势正与青铜业经历的商品化的现象颇为吻合。西周早期，已出现原始瓷器及带釉陶（图版 41、42）。陕西、河南、山东、河北各地墓葬，普遍出现原始瓷。沣西张家坡遣址中出现的原始瓷片，表面有青色或黄绿色的釉。经过显微镜观察和 X 光透视以及化学和物理性的测定，据专家判断，这些原始带釉瓷的烧成温度已达摄氏一千二百度，硬度高，吸水性低，矿物组成已接近瓷器。瓷质和长江流域发现的青瓷，基本上很相似（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 1979：171—172；考古研究所，1962：附录二）。

骨器也是周人生活中重要的器用，小到装饰用的发笄，箭上的箭镞，大到耕田用的骨铲，几乎无不可用动物的骨角或蚌壳制成（图 61、62、63，图版 43、44）。最近发现的扶风云塘骨器作坊遗址，出土了两万多斤废骨料和蚌制品，无疑是一个规模极大的工场。这些骨料大多带有锯削锉磨的加工痕迹。出土的铜刀铜锯铜钻，也正是治骨的工具。制造骨器的过程，第一步选取骨材，大致以新鲜骨为主。第二步是按适用的部位锯割，例如以肩胛骨截去肩臼作为制铲的材料。第三步削锉成形，第四步在砺石上打磨光滑。如果是细致的工业品，还须加上雕镂工作甚至镶嵌松绿石，以增加美观。由出土废料及半成品看，同类骨材的切割面很相似，可见经过分工后，由同一批工人操作，工作的过程大约也循一定规则达到相同的

1—4.骨笄（陕西长安沣西张家坡西周遣址）（T41：3：7，H9：1，T4A

④：8，H423：3）

1. 蚌戈（河南三门峡市虢国墓 M1670：7）

2. 骨梳（陕西长安马王村西周遗址）

3. 雕花残骨器（河南浚县辛村西周墓 M28：12）

4. 蚌刻饕餮（浚县辛村 M1：113）

5. 蚌饰复原图（沣西张家坡 M466）

图 61 西周至东周初骨、蚌器

图 63 客省庄西周骨鱼镞

图 65 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 M1727 第 3 号车复原图

标准。张家坡的制骨工场，只生产镞及笄两种小型骨制品，云塘的产品也以骨笄占 90％，反映了分工化及专业化的现象。云塘作坊的规模庞大，用料众多。据骨料来源估计，在 21 号灰坑出土八千多斤骨块，须用一千三百零六头牛，二十一匹马！由这一现象看来，周人牛只的供应相当丰富（周原考古队， 1980：29—35）。

玉石雕刻（图版 45—47），为饰物及礼仪用的兵器（如戈、斧、戚、刀）、礼器（如壁、圭、璋、琮、环、瑗），也有专门制造的作坊工场。有一处遗址即离上述骨器作坊不远。以凤雏、召陈两大型建筑遗址附近分布的作坊而言，有冶铜遗址，有制陶作坊遗址，有骨器作坊遗址及玉器作坊遗址。云塘骨器作坊座落在凤雏召陈两大遗址的中间，东西相距各一公里半。召陈遗址出土的镶嵌松绿石骨笄，与云塘生产的骨笄品类相同（周原考古队，1980： 35）。这些手工业作坊工场，密迩宗庙宫室又有专业的分工。凡此现象说明了西周都邑内部贵族与百工的共生互倚，也证明了论周代官制的第七章中所述■理百工，所指者即为管理这些各种各类的生产事业（佐藤武敏，1977： 25—29）。

车的制造，是综合性的工业技术。《周礼》“考工记”：“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是以“考工记”中有车人、轮人、舆人、輈人，均说明车工的细节。“考工记”的记载，未必完全是西周制度，然也可由此说明车制的一般情形。车以曲輈架马，以直辕服牛，轮绠形成碟状的箄。乘车横轸， 有较拭可以扶持。牛车直厢，以载重物。车轮木制，以火烤定型，务求其匀称。车身各部的相合，用闘榫、用革、用筋、用漆、用胶。车上的装饰，漆饰、皮包，甚至玉石镶嵌，还须有铜制的配件，轴须有铜軎、铜辖，及其他轴饰。衡端有铜矛，轭上有铜銮。驾车的马匹，也有铜制的颊饰、当卢、铜泡等，以革条穿系。络头、辔带、缰绳、鞭策，无不用皮革制作。因此，一车之制作，须动员木工、青铜工、革工、玉工诸项手工业。

图 66 张家坡第二号车马坑平面图

车马在西周，除了实用意义外，还有礼仪的意义。一个贵族能使用的车马数量及其装饰，都按等级而增减。一国一家能动员的兵车数字，反映的不仅是兵力强弱，也说明其掌握资源的大小。

考古资料中所见的周代乘车遗物有长安、宝鸡、洛阳、浚县、上村岭各处。不乏真车真马，如原形出土的例证（图版 48—49）。这些车子的基本构造，与殷商车制无甚改变，大体上也与“考工记”所描述的构造相符，都是长方形的车厢，两轮之间相当宽。辀的曲度则相当有限，多为直木两前端上扬（图 64、65、66）。以辐数而言，大致趋于增多。殷车十八辐，西周车由

十一辐至廿二辐。洛阳东郊的西周车有廿二辐至廿四辐。到东周时，车辐更多了。春秋车可有廿五辐（许倬云，1976：522—532；郭宝钧、林寿晋，1954： 115；林巳奈夫，1959）。

西周的水上交通工具，文献上只有一些零碎的记载，如《诗经》“邶风·谷风”：“方之舟之”之类。考古资料中更未见西周的舟船遗物。因此，本文也只能缺略这一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