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华夏国家的形成第一节 迁殷遗民

商代统治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当然有其凝聚权力的方式。张光直归结商王国的统治机构，以为一则以法律与王权集中掌握资源，另一方面以庞大的亲族组织，以血缘关系与国家机构相辅相成。商代的血缘组织为族，地缘组织为邑。二者相比，邑为政治权力的所在，卜辞中却不能明显的看出邑的层级关系。族则是很显著的层级结构（Kwang-chih Chang，1980：158— 165）。林巳奈夫发现商铜器的族徽有层级的关系；张光直也发现同一族徽的铜器，在纹饰方面有其特色（林巳奈夫，1968；张光直，1970）。一个族徽可以衍生若干次级的族徽，正是层级的特征（图 18）。

族群组织在中国古代，原有姓氏宗族各种名称。各别有其原始的意义及相应的组织方式。大致说来，姓是同祖的血缘集团。李宗侗以为是由远古图腾制度演变而成（李宗侗，1954：7—10，35—37）。姓也指人民，自然以姓为群。氏则是政治性的单位，也是姓的分族。宗是宗法制度下，按祖先祭祀的礼仪特权分级的序列。而族则原有在军事上的意义，指在同一旗号下的战斗单位，寝假则成为人群的通称。到春秋时代，上述诸词的用法，已经相当的混淆（杨希枚，1954、1955；丁山，1956：33；江头广，1970：109—4）。

图 18 商代族微

商王国以族为显著的统治结构，征战及生产多以某族、多子族、⋯⋯为单位，大率系于后妃、王子及重臣（Kwang—chih Chang，1980：163）。王畿以外，某侯之属，大致为戍守的商人。方国有与商敌对，也有与商友好， 甚而服属于商。这些方国在卜辞中号为多方，数字可多到三十余。其中可知者，如周方、羌方、鬼方、土方、召方、盂方、人方，都是商周之际的重要族群（Kwang—chih Chang，1980：248259；岛邦男，1958：384—385）。其中周为姬姓，羌为姜姓，鬼方魄姓，召方似不是子姓，可能也是姬姓，人方可能是大皡少皡之裔的风偃诸姓。方国大率以子姓之外的异姓为多。是则商的政治势力，仍以“姓”为国家的基础，其中再分出若干氏或族。在这个基础上，周人如仍以“姓”为基础，其文化水平只是商的附属，人数又不多， 周人势难在胜利之后建立长期稳定的政权。本章讨论即针对这点，以观察周人建立国家的特色。

周既克商于牧野，先有一番扫除工作，据《逸周书》“世俘解”，武王在牧野之役后第六日，即曾命召伯伐越戏方，第八日命侯来伐靡，集于陈， 第十八天胜利归来。第十九日命百弇伐卫。第三十七天命陈本伐磨，百韦伐宣方，荒新伐蜀。第四十二天，三将归来献俘。”世俘解”总结武王的战功， “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馘磨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世俘解”的可靠性：经近人研究，顾颉刚以为“世俘解”其实即是真的《尚书》“武成篇”，著成时代当在西周（顾颉刚，1963；Shaughnessy，1981）。屈万里以为“世俘篇” 不是“武成”，成书稍晚于武王，但属西周时代的产物则无可疑（屈万里， 1965）。由武王命将分伐各国的情形看来，都只在数日之内即已奏厥功。论距离往返时日未有超过十天，扣去作战时间，则其地大率均在殷商附近。屈

万里以为不外河南、山西，后日郑卫诸国境内（屈万里，1965：329—330）。武王伐国有九十九国，服国有六百五十二；加起来总和是七百五十一国。

而《史记》“周本纪”谓武王孟津之会，诸侯不期而会的有八百国。两相比较，国数相差不远，大约周与殷商各有七八百个友邦或服属的小国。“世俘解”的“亿”，在古代等于十万。“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一语，十当为七之误（屈万里，1965：328）。武王伐国九十九，其馘磨与俘人的和为四十八万七千八百零九人。这个数字分属九十九国，每国大约有五千不到的人口。战功记载，夫实在所难免，真正的人口当比此数为小。那些未经攻战即已服从的殷商与国，大致都是小国。而馘俘人数之中最众者，当然应是殷商本国的战士与人口。如果以四十八万作为底数，其他服国的人口数字也相当此数，则周人克商之役，征服了百万东部平原上的人口。周人自己的实力， 在上章约略估计，姬周本身的人口，只有六七万人，后来逐渐扩张，受周人支配的人口仍只在黄土平原的边缘，其人口密度未必能与繁盛殷富的殷商本土及其四周地区相比。总之，周人仍只是少数，却必须设法控制东部平原的广土众民。

周人第一要务，自然在建立新政权的合法地位。本书的第三章已有讨论。周人有效控制被征服人口的方法之一，则是把商人迁移到周人直接控制的地区。1976 年，陕西扶风庄白出土了一百零三件青铜器，有铭者七十四件。最早的是商器形制，而作于商末周初。整个窖藏当是微史家族历代所传之各种礼器。时代由周初亘延到西周末年。其中最重要的一器史墙盘，铭文长达二百八十四字，叙述西周文武成康昭穆的事迹及史墙自己列代祖先的功业（图19）。史墙时代当在共懿之世，史墙盘当作于共王时（周原考古队，1978：4）。史墙盘铭的释文颇多，各家在细节上颇有异同，但大意则相差不多（唐兰， 1978；李仲操，1978；裘锡圭，1978；徐中舒，1978；李学勤，1978；陈世辉，1980；白川静，1979：340—397）。兹以李学勤的释文抄录如下：

曰古文王，初■和于政，上帝降懿德大■，匍有上下，■受万邦。■圉武王，遹征四方，达殷，

■民永，不巩狄虘，■伐尸童。宪圣成王，右■■刚■，用肇彻周邦。■■康王，兮尹■。宖鲁邵王，广■楚荆。隹■南行。■■穆王，井帅宇诲。■宁天子，天子■■文武长刺，天子

■无匄。■祁上下，亟■■慕，吴■亡臭。上帝司夒，尣保受天子■令，厚福丰年，方■亡不窋见。青幽高且，才■霝处。■武王既■殷，■史刺且乃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于周卑处。■■乙且，■匹氒辟，远猷■心子■。■明亚且且辛，■毓子孙，■■多孷，■角■光， 义其■祀。■■文考乙公，■■，■屯无誎，辳啬戉■隹辟。孝■史■，夙夜不窋，其日蔑■。

■弗敢抯，对扬天子丕显休令，用乍宝■彝。刺且文考，弋■受■尔■。福褱■录，黄耇弥生， 龛事氒辟，其万年永宝用。（李学勤，1978：150）

大意则为，当初文王的政治得到普遍的拥护，上帝降命赐德，文王拥有

天下的万邦。武王开疆辟土，征伐四方，击败了殷人，不必惧怕北方狄人， 也得以征伐东方的夷人。成王时代则有刚直的大臣辅政，康王继续成王的事业，整理疆土。昭王南征荆楚，穆王也遵守教训，下文称颂当时的天子（大约是周共王）能继文武的功烈，国家安定，天子长寿，厚福丰年，长承神佑。下半段是微氏一家的简史，说到高祖原居於微，在武王既伐殷之后，微史烈祖始来归顺武王，武王命令周公把他安置於周人本土。乙祖仕周为心腹大臣。第三代亚祖祖辛教育子孙成材，子孙也多昌盛。史墙的父亲乙公努力经营农业，为人孝友。史墙自己也持守福泽，长受庇佑。

此铭中值得注意之处不少。铭文记载了文武至昭穆各代的史实，昭王南

征荆楚的事，得以证实。武王时北方的边患未消，东夷也仍待征伐，均堪补足周代史实。最重要的则是微史一族的家史。史墙的祖先中三位用乙辛为名号，与殷商风俗相同；似乎微氏为殷人之后。

图 19 史墙盘

徐中舒甚至以为微氏的高祖即殷三仁之一的微子，而烈祖则是殷后宋国在周的质子（徐中舒，1978：144）。然而烈祖居史官之职，微史一家的家徽的册形，家族中也有作册的职务。如果真是宋国的“质子”，职务当不仅为史官， 也不致到下一代才发达。据丁山的意见，眉微一声之转，卜辞中的眉国早在武丁之世即已有之，不必限于微子之封（丁山，1956：89）。这一家的史官职务似为世袭。大约微史的祖先即是商人的史官，归顺周武王后，属于“殷士肤敏”之列，继续为周室担任史官的职务。微史归顺后迁居宗周，也见于同出的另一件铜钟的铭文，“■武王既■殷，■史刺且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寓以五十颂处”（周原考古队，1978：7）。微史一族由周初迁入宗周， 以至西周晚年窖藏这批铜器，大约始终未曾离开周公分派他们居住的居地。他们的家系可由铜器的年代及铭文排列：

高祖—刺祖（乙公）—亚祖辛（辛公，作册折）—丰（乙公）—史墙（丁公）—微伯■

共为七代，折、丰、■诸器上往往有■标志，无疑是这一族的族徽，其下端的两个册字，则说明世袭作册史官的职位（周原考古队，1978：3，5，8）。

对于某族铜器出土于别处的现象，有人以为是族群迁徙的证据，也有人以为可能是战时胜利者劫掠或和平来往时的赂赠。春秋战国时代，后者一类的例子不胜枚举。不过微史一家窖藏的铜器，其铭文记载迁徙，其窖藏包含一家数代的积存，则以这种证据证明迁徙，也就很可取信了。

白川静首举上章已介绍的■尊为例。■尊记载武王克商，有经营东都之志。但■尊在宝鸡出土，似乎反映武王建新都的意愿一时未能实现，仍以宗周为基地，遂有不少殷人旧族迁入陕西。陕西各地出土殷器甚多，其著名者如宝鸡斗鸡台的几群柉，及父辛卣凤翔出土的散氏诸器，郿出土的大盂鼎小盂鼎，均与■尊相同，当是克殷以后渐移入陕。白川静甚至以为殷人旧族之迁徙入陕，可能与周人利用东方较为高度的农耕技术进一步开发渭水河谷， 以为周王朝建立经济基础。是以陕西诸器中常有关于土地所有权的记载，如散氏盘记载散与久之间的土地所有权的争执，近来出土的裘卫诸器也记载土地的交换（白川静，1977：18—19）。史墙盘铭也对于农穑经营有特出的描述，颇堪支持白川氏的假设。然而以张家坡及丰镐西周遗址的农具与殷墟农具对比，两者之间殊无显著的差别，则白川氏所谓以东方发展的高度技术来开发陕西之说，仍难肯定。大约庶殷之西移，正如秦迁天下富户十二万以实长安，及汉代三选七徙以实陵邑一般，不外乎以东方旧殷雋放在周人王室耳目可见处，一则强干弱枝，安东方的反侧；二则也借重殷文化孕育的人材， 为新王朝服务。

这些西徙的庶殷，大约是成族的搬进陕西，是以终西周之世，这些族群并未解散。在西周晚季，宗周一带仍多诸夷，未尝不可能即是这些族群。其详将见于周东迁的一章（白川静，1977：19—20）。此类族群中有明白的线索可追者，厥为郑族。

卜辞中原有子奠，丁山以为虽不能决定为武丁之子，抑小乙之子，要为殷商的王子。其后裔居洧水之滨的郑父之丘，在殷商为南郑，在周代则为东

郑（丁山，1956：87—89）。侯奠为领有奠地的氏族，是殷代有力的支裔， 白川静以为殷商的侯称，不大给予外族，而且在祭祀的卜辞，奠常参与，奠的休咎也常见于王室的卜问。奠也时奉王命征讨或筑城，是以郑实为扼守殷商王畿南方的雄族。在卜辞中，郑已有南郑、北郑、多郑之称，则郑在殷商已有迁徙分化，大约已扩展及于北到卫，南到新郑，以今日郑州为中心的豫中地区（白川静，1973：367—414）。克殷之后，郑入中有一部分当在西迁之列，地名随着迁徙的人群而在陕西有名为奠还的地点。宣王之世，郑桓公受封于郑，是在陕西华县的棫。但厉王时代的寰盘已有郑伯的称号，而其配偶则是郑姬。白川静以为这是异姓的郑伯，治下仍是西迁陕西的郑人。郑国因此有西郑南郑之分。厉宣之际，周室大乱，郑桓公为司徒，据《国语》“郑语”、《史记》“郑世家”及《竹书纪年》，宣王的母弟受封于郑是为桓公， 后来伐郐居郑父之丘，及为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悦河雒之间，人便思之”。又谓“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是则华县之西郑与郑父之丘的南郑， 并非郑桓公东迁寄孥之后始有关系。大约东西两地的郑人，始终有相关的联系。也许桓公之能在东方得一立足点竟拜受领有郑人的帮助（白川静，1973： 422—424）。

《左传》昭公十六年，子产为了晋卿韩起买玉环的事追述郑国东迁经过： “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藋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尔有利市宝贿， 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此处的商人一向只以为单纯是商贾之意。如果郑恒公东迁寄孥之地，恰在旧日郑族所在的南郑，则“商人”的定义，大约正指周初西徙的殷商旧族。商贾的定义，反而可能是后起的了，周之东迁，晋郑是依。郑能在寄孥之后成为可依恃的东方重镇，未尝不可能由于有旧郑的支援。这是中国古代的《出埃及记》，郑人重返旧地， 属於例外。其他一些在周初西徙的庶殷，大约就此留在陕西了。

总结这一段，武王克商后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将东土俊杰成族的迁到陕西，强干弱枝，也使东土人材能为周用，所谓“殷士肤敏，裸将于京”的“京”， 可能指宗周的周京，而不是成周的宗庙，这一措施也可说是西周建立新国族的第一步。大量东方族群遗物多出于关中，尤其扶风岐山一带，足以说明周原旧地是移徙族群徙居的集中点之一（杜正胜，1979：506—510；岐山县文化馆，197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