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西周的末世诸王

厉王之世是西周崩溃的开始。《国语》“周语”记载两节厉王的故事， 一条谓厉王虐，国人谤王。王使卫巫监察谤者，用死罪来止谤。召公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规劝，王不听。又据说厉王信任荣夷公，为他敛财， 芮良夫因此感叹：“夫荣夷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 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犹日怵惕，惧怨之来也。⋯⋯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终于诸侯不享。三年后，国人放逐厉王，王奔于彘。周室的统治有一段由贵族集团执政，号为共和。这是中国有可靠纪年的开始，是西元前 841 年。

“共和时代”的执政者，《史记》“周本纪”说是由王室重臣召公和周公二人联合，这是传统的说法。但《史记索隐》引《汲冢纪年》：“共伯干王位”，而《庄子》“让王篇”、《吕氏春秋》“开春篇”，及《史记正义》引《鲁连子》，都说在厉王奔彘期间，有一位共伯和担任执政。厉王死后， 共伯奉王子靖为王，是为宣王。共和究是周召共同执政抑是共伯和执政？周召执政之说，在金文史料中，未见佐证。至今还未见西周晚期金文中有大臣周公。只有召穆公（召虎）确是当时重要人物。另一方面，共伯和执政的传说，至少有一点金文的线索。师■■：“隹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白龢父若曰，师■，乃且考又■于我家，女有佳小子，余令女死我家，■■我西■东

■仆■百工牧臣妾，东■内外，毋敢否善。⋯⋯■拜■首，敢对扬皇君休， 用乍朕文考乙仲将殷，■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白川静，1970B： 741—749）由本铭“白龢父若曰”的口气，白龢父有可能即是代王执政的共伯和（郭沫若，1957：117；杨树达，1952：138，225）。此说尚不能认为定论，杨氏诸人的意见，还有人置疑（白川静，1970B：745—747）。然而较之周召共同执政之说，此说仍比较可信（屈万里，1971：784—785）。

厉王的罪名中，“专利”一项，《国语》本文并无正面交代。但细玩文义，有数点可以析出。第一，利大约指天然资源，是以谓之“百物之所生”， “天地之所载”。第二，利须上下均沾，是以王人“将导利而布之上下”。惟有以赏赐的方式，广泛的分配利源，始使“周道”延绵至今。第三，荣夷公专利的结果，是“诸侯不享”。循此推测，周人在分封制度下，山林薮泽之利，由各级封君共享。即使以赏赐或贡纳方式，利源仍可上下分治。厉王专利，相对的也就使诸侯不享。本文上节曾指出，西周王室颇有紧迫的情形。外有国防需要，内有领主的割据。周室可以措手的财源，大约日渐减少。费用多，而资源少，专利云乎，也许只是悉索敝赋的另一面。这是时势造成的情况，厉王君臣未必应独任其咎。然而，这种情势，也意指封建领主间，那座宝塔式的层级分配制度，已濒临崩解了。

宣王接位，西周号为中兴。南征北伐已见前节。西周的国力，无疑因征讨而受损。《国语》“周语上”记载了宣王料民的故事：“宣王既丧南国之

师，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父谏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协孤终，司商协民姓，司徒协旅，司寇协好，牧协职，工协革，场协入， 廪协出。是则少多、死生、出入、往来者，皆可知也。于是乎又审之以事。王治衣于藉。搜于衣隙，耨获亦于籍，弥于既烝，狩于毕时，是皆习民数者也。又何料焉？不谓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恶事也。临政示少，诸侯避之。治民恶事，无以赋令。且无故而料民，天之所恶也，害于政而妨于后嗣。’ 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废灭。”

仲山父的一番议论，透露了若干消息。一方面，他指出“古者”如何如何，说明不必经过户口调查，人口统计的资料，已在掌握之中。另一方面， 他又指出，户口的数字已经少了，何必再大举调查以示弱。实则宣王为了丧师之后，要作一次“国势调查”，若仲山父议论的古制仍来失去功能，宣王自然不必多此一举。大约实际人口与官府纪录，己有了差距，宣王始不得不“料民”。很可能仲山父也预见“料民”的后果是人口太少，或人口减少了， 遂有何必示人以弱的议论。由这一段史料推论，宣王时，周室可能经历了户口减少的危机，至少也是周王室直接控制下的户口，比应有之数为少。

户口减少总不外两端：或由天灾，或由人祸。人口增殖趋于负值，也可能由于人口的逃避登记。前者目前无史料可为讨论依据，兹不具论。后者的可能则有一段金文可为佐证。大克鼎的铭文列了一连串赏给克氏的田地人夫，其中有一项是“并人奔于■”。白川静以为可解释为原属邢氏而逋播的臣仆（白川静，1967C：507）。这段解释如果成立，则不仅有人逋逃，而且缉获之后，逃户可降为赏赐的人口。至于料民之举是否也隐含缉捕逃户，则史料不足，未敢妄说，又有人以为宣王料民与另一件不籍千亩的事都指宣王解放了奴隶，使他们变成了有户籍、纳地租的农奴（李亚农，1962：743—755）。但是史料原文，实无丝毫可以引申为此种“政治改革”的证据。增字解经， 学者所不取，故亦置而不论。

宣王之后，幽王即位。在幽王手上，送了西周的终。幽王二年，周地有一次巨大的震灾，泾水、渭水、洛水三条河流都曾涸竭。岐山也有崩塌的地方。《诗经》“小雅·十月之交”，形容一时罕见的天灾：日蚀、地震、百川沸腾、山冢崩摧，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有人以为“十月之交”一诗可能属于厉王之时（刘启益，1980A），但以各项史料配合而言，仍以幽王之世为合理。《国语》“周语上”，伯阳父所谓“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显然意指因水源于竭而造成旱灾， 妨碍了农业生产。西周地处陕西的黄土高原，土层深厚，汲水必须下达河谷， 始及水源。如无灌溉系统，农耕用水，即需依仗黄土层的毛细作用，吸引水头，上达地表。地震可使三川塞竭，岐山崩坍，地层变动，则地下水分布的情况，也必受极大的干扰。西周时代的农作物，以黍稷为主。黍稷即使比麦类耐旱，仍须吸收相当水分。地下水不足，就只能依靠天落水。于是，雨量稍不足，便造成旱灾了。古人对于天灾极为畏惧，总认为天灾是上帝对下民的惩罚。天灾在心理上所造成的打击，往往比实际的经济效果更为沉重。《诗经》“大雅·云汉”一诗，据诗序属之宣王之时。但其中所提到冢宰、趣马、师氏、膳夫，大约与“十月之交”一诗中的近臣是同一批人物，而且“周余黎民”一语，也像骊山之难后的口吻，不像是宣王中兴气象。如此，“云汉” 所咏叹的旱象，也当是幽世大乱前后的事。呼天不应，先祖的神灵也不施援手，诗人只有悲叹“旱既太甚”，“饥馑荐臻”了。“召旻”一诗，蹙国百

里，必须是幽王时代的现象，诗人也提到“池之竭矣”、“泉之竭矣”，草也枯槁，以至“癫我饥馑，民卒流亡”。描写灾荒，至为痛切。

若只是西戎在骊山下袭杀幽王，一旦戎人退却，新王即位，西周非不可收拾。然而周室治下的京畿，天灾人祸之外，原有的社会秩序，也正在逐渐改变。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不单是震灾的描写，也是社会大变动的比喻。最近岐山董家村出土的一批铜器，其铭文颇可表现矩伯裘卫两个系族的消长，及其在周室封建社会秩序上的影响。

这批铜器，出自窖藏，属于一个家族屡代的制作。铭文中的器主，裘卫是最早的一代，公巨大约是第二代，旅伯、旅仲和■是第三代，时代最晚的是荣有司爯。裘卫的职务，根据铭文中提到的不少皮件，大约是西周中晚期掌管制皮作裘的小官。属于裘卫的四器，大约在共王、懿王时代。公臣可能与裘卫世代相接。旅伯的官位是膳夫，旅仲是其兄弟，他们的时代是宣王时。

■匜中的伯扬父也是西周晚朝人物。荣有司爯则在幽王时。这个家族，由其嫁女媵器的铭文判断，属于赢姓。秦赵的先祖都是赢姓，如前节已说过，这一姓族，可能是由东方调来防边的部族，与畜牧事业有相当的关系。制作皮裘，也就很可能是嬴姓畜牧工作中的一个部门（周瑗，1976：45—46）矩伯是周室的贵族，号为邦君，又有“矩内史友”，足见是周室的重要大臣。这位矩伯却穷得必须向裘卫家借贷。卫盉的铭文，已见前节征引。主要的意思， 周王建旗大典上，矩伯必须到场，矩伯用田地向裘卫家换来了必须用的瑾璋和几件虎皮、鹿皮的皮饰。这些物品显然很贵重，玉件价值八十朋，皮货价值廿朋。交换的物品是田地，可是却用货贝的数量来计算代价。两年以后， 五把卫鼎的铭文又记载了第二件交换行为。铭文也已在前节征引，不再举。铭文主要的意思，裘卫为了替王室服务，得到了“邦君厉”的同意，用五片田地，换取后者靠近两条河川的四片田地。

九年卫鼎（图 72）的铭文，则是裘卫矩伯间第三次交换的纪录。“佳九年正月既死霸庚辰，王才周驹宫，各庙，眉敖者肤为吏，见于王。王大黹。矩取省车：■、■■、虎■、■徫、画■、鞭、■、■、帛辔乘、金麃■。舍矩姜帛三两。乃舍裘卫林■里。■氒隹■林。我舍■陈大马两，舍■姒■

■，舍■有■寿商貈裘、盠■。矩乃■■粦令寿商■意曰：■。履付裘卫林

■里。则乃成夆四夆。■小子具■夆，寿商勠。舍盠冒梯■皮二，纵皮二，

■舄■皮二，朏帛金一反，氒吴喜皮二。舍■■■、瑈■■■，东臣羔裘、

■下皮二，■受。卫小子家逆者其賸。卫臣■朏。卫用乍朕文考宝鼎。卫其万年永宝用。”（岐山县文化馆，1976：28）。铭文细节，因有不少奇字， 不能完全解释。主要的大意：周王接见眉敖献俘的使者，矩伯又向裘卫索取了车辆、车马用的皮革饰件和用品。裘卫又送给矩伯的夫人三两帛，换取了裘卫在颜林中猎兽的权利。裘卫又送了颜林的直接领主夫妇两匹马和不明物品为礼物。颜家的有司（管理人员）帮助裘卫猎兽。事毕后，裘卫又赠送这些有司一大堆各式各样的皮货（周瑗，1976：48）。

由这三次交换看来，周室的大臣穷乏不堪，甚至不能拥有像佯的车马、玉饰、衣著。为了撑场面，矩伯必须用田产和山林的狩猎权，向不足称道的小官，交换来贵重的物品。裘卫是暴发户，不仅能供给封君所需的物品，并且还可以制作铜器，以为纪念，其实际的财力也就可想而知了。裘卫的后人， 地位一代比一代高。旅伯是旅邑人膳夫，当已是旅地的地方官员。如果是王室的膳夫，则更是出

图 72 卫鼎(乙)铭文

内王命的内廷高官了。公臣是虢仲手下“司朕百工”的大总管，而虢仲正是厉王时代的执政，荣有司爯则是荣公手下的家臣。荣公当即《国语》中的荣夷公，是厉王极为信任的大臣。旅伯的妻子是毛仲姬（旅伯鼎），裘卫的曾孙女（或孙女）浸嬴嫁给成伯孙父（成伯孙父鬲）。毛伯与成伯，都是西周姬姓的头等世家。裘卫一族以司裘小官起家，数代之后，竟然能与毛成通婚， 其社会地位之高，已可想见（周瑗，1976：49；杜正胜，1979：586—5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