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考古资料上的先周文化

由地名作推论，牵涉许多文字上的纠葛，而且地名可以由此迁彼，也无妨由彼迁此，其方法学的缺陷，实如双刃利剑，左砍右割，均有可商榷之处。考古学的考察，独立不依傍文献，殆可避免一些文献考证的缺陷。在陕西陇东地区，早于西周而晚于仰韶的新石器文化，是陕西龙山文化，或客省庄第二期文化。单由分布地区及年代顺序论，陕西龙山文化大有可能即是西周文化早期的形态。本文作者早年也曾持这个观点，而以为西周与客省庄二期文化之间，有其相承接的关系（许倬云，1968）。

此说之缺失，在于西周文化与陕西龙山文化之间，变化太过突然（张忠培，1980）。陕西龙山文化陶器表面，常见篮纹及若干方格纹，西周文化陶器中不见。沣西张家坡西周遗址中，也出现过有斜方格纹的陶器，但与上述方格纹甚异其趣。又如陕西龙山文化的斝、鬶、双耳罐，不见于西周文化层。陶鬲是两层均有的陶器，然而其形制花纹与制法均判若两种。由此，陕西龙山与西周两文化之间，地层虽密接，却似有过一次文化的突变。西周文化当仍有其祖先（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144）。有的学者单由层位叠压关系，认为陕西龙山文化（客省庄二期）必是早期西周文化的祖先，其中的差别则是由齐家文化的影响而来（徐锡台，1979）。这个说法，进一步推论， 即不啻单纯的把西周文化的一部分渊源，更往西推，推到甘肃的齐家文化。然而，由齐家文化与陕西龙山文化的关系言，一般总以为齐家文化从东往西发展，越靠近陕西龙山文化，其受后者的影响越深（谢端琚，1979）。齐家纵有反哺，当不能引起早期西周文化的突变。

邹衡的意见，认为西周文化的前期，应当称为先周文化，而先周文化又有其多元的渊源，邹氏借陕西宝鸡斗鸡台发现的周墓中所谓“瓦鬲墓”作为线索，认为瓦鬲墓延续的时间甚长，其中又可分为相连续的四期；这四期的绝对年代：第一期，早不过商王廪辛之时，晚不迟于帝乙帝辛之时；第二期， 不会早于乙辛时代的早期；第三期的绝对年代在周穆王以前；第四期则在穆王之时（邹衡，1980：314）。第三期第四期约相当于淬西最早的西周墓。邹氏遂以为瓦鬲墓的第一及第二两期无疑代表了早于西周文化了。沣西马王村发现的两个灰坑，相当瓦鬲墓初期的一个坑直接压在西周早期的灰坑下面。由这个层位关系，瓦鬲墓代表的当是西周文化的前身而可称为先周文化的遗存。由丰镐地区相当于瓦鬲墓时代的考古遗存看，其中相当于瓦鬲墓第一期的遗物与墓葬，虽偶有发现，数量并不多。相当第二期的文化逐渐增加，而第三期的遗存则突然剧增，遗址与墓葬都普遍出现。第二期到第三期是克商前后，丰镐地区的周人经营了文化繁盛的时期（邹衡，1980：297—315）。

也由于商文化的强烈干预及西周的旺盛创造力，先周到西周的过渡，也就完成了。

先周文化遗址的分布，遍及陕西境内，泾渭流域的宝鸡、凤翔、岐山、扶风、郿县、武功、兴平、盩厔、鄠县、长安、邠县、长武、麟游、乾县、耀县、泾阳、咸阳各处（邹衡，1980：315；徐锡台，1979：50）。以遗址集中的密度言，在长安丰镐一带、扶风岐山一带、及长武附近各有一大群。典型的先周陶器也各由这三个地区出土的器物为代表。三群之中，长武附近的遗址时代最早，无论由地质、形制、与纹饰看，长武下孟村出土的陶器比长安、岐山各处的都早（图 6）。以陶器纹饰为例，别处都有雷纹，显然受了殷商铜器花纹影响，而长武下孟村的陶器则只有方格纹，没有雷纹（徐锡台， 1979：57—58）。长武远在渭河流域之外，居泾水上游，倒与传说中古公亶父迁居以前的地望相当。先周早期遗址地望迄北而不偏西，这是一个讨论先周文化的重要启示。

先周文化已是高度发展的青铜器文化。商代文化在早商时代，己到达渭水流域，近日西安老牛坡即出土不少属于二里冈期的铜工具及器皿，蓝田也有之。西安附近并出现过冶铜遗址（保全，1981：17—18）。但先周文化中却不见早商的特征，而只显示了小屯期的晚商文化色彩（张忠培，1980：84）。由这一点来说，在渭水流域的先周文化是新到的外来文化。再以先周文化的下限说，岐山贺家村先周墓无腰坑，无狗架，也没有西周墓中常见的簋豆盂等物，恰反映了周人在西周以前曾有过其固有的特点（徐锡台，1980：7—11）。先周青铜器受殷商青铜文化的影响，以其影响的深浅，可分为商式铜器、

商周混合式铜器、及周式铜器三大类。以兵器与工具为例，可以看出此中变化（图 7）。邹衡又在礼器群，结合花纹形制与铜器上的族徽，考察了可能是铜器制作者的各族名称及其分布。第一类是商式铜器，形制花纹基本上与殷墟铜器类似，当是抄袭商器。可考制器的族别，有下列诸族。

图 6 关中周文化遗址分布图

（1，5，7，8，9，13，16，18，22，24，25）商式；（2，3，4，6，11， 12，17，19）商周混合式；（10，20，26，27）周式；（1—15）第一期；（16

—28）第二期（1—9）歧山贺家村 M1；（10—14）宝鸡斗鸡台 B3；（15）斗鸡台 15；（16，17）长安马王村墓；（18—26）宝鸡峪泉墓；（27）泾阳高家堡墓；（28）斗鸡台 N4（1，4）铜大戈；（2，3，11，12，13，16，18， 19，27，）铜戈；（5，22）铜弓形器；（6，7）铜链；（8）铜斨；（9）铜凿；（10，26）铜当户；（14，21）铜甲泡；（15，28）骨刀；（17）铜矛；

（20）铜戣；（23）铜衔；（24，25）铜镳图 7 先周文化青铜兵器、工具与骨刀

1. ■诸器：主要在陕西山西，可能是周人。

2. 山诸器：在陕西出土，周人。

3. ■诸器：在陕西铸造，周人。

4. 覃诸器：在陕西及安阳出土。覃可能为早期曾居住在殷墟的商人，

   但与山族关系密切，可能覃族的一支迁到陕西，发展了与周人的关系。覃有“亚”字，可能族人曾任商代的高级武职。

5. 陆诸器：有一件在歧山出土。陆与姞有婚姻关系，而姞是后稷元妃的姓，如果传说有点根据，姬周与姞的关系很早。陆姞姻娅，当也非商人族

姓。

1. 史诸器：来历比较复杂，史由史官的职得姓，可以是商人的史，也可能是周人的史。岐山出土的史氏诸器，可能是周人的史官子孙。

2. 酉诸器：酉的字形完全像商代早期常见的大口陶尊。酉器中有二件在殷墟出土，一件在陕西耀县出土，酉族可能为原居于殷墟的商人，后来始入陕西。

3. ■诸器：作风为商器，最早二器在河北正定出土，其他诸器都出自陕甘，可能器由曾居正定的商人铸造，而陕甘诸器则系周人得自商人境内。当然也可能有其族人西迁而在陕甘自铸。

4. 戈诸器：为数极多，是商周金文中常见的族徽。其中出土地点可考吉，绝大多数在陕两泾阳及河南安阳出土。该族墓葬中出土器物，有商式器，

   有周式器，也有商周混合式。西周中期的长安一带，仍有戈器出土。戈人的情形极复杂，邹衡以为可能非商非周，而是有其他来历的古老族群，甚至即是夏人戈氏的后裔。

第二类是商周混合式铜器，基本形制是商式，但经过周人加以改造，成为具有新风格的器物，在形制方面，如方座，如若干圈足。在花纹方面，如宽线阳文的变形饕餮纹、回旋转尾的夔纹。传世器物中有族徽者如■器，出土陕西泾阳，当是周人自铸。兵器中的戈矛箭镞均与商器不尽相同，有若干改变。

第三类是周式铜器，所谓周式，指周人自有的特殊形制，根本不同于商器。这一类器物数量不多，但具有明显的特征，如罐形的盉，广折肩的罐， 都与先周文化中相应的陶器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有一件罐上带似捕鸟形的族徽，考释诸家意见不一，姑释为■字。带这个族徽诸器均为商周之际器物。

■族有曾带商人武职的亚形者，当曾在商人领下，善于捕鸟之族群，而后来居住在陕甘一带先周文化圈内（丁山，1956：80—86）。邹衡以为可能即秦人的祖先。■族在卜辞中有之，数次奉命“田于京”、“裒田于京”、“■ 田于京”，如果京为《诗》“公刘”中的京，这一个东方的部族，可能如张政娘之说，曾奉商人派遣，西去周地开荒（张政烺，1973：93）。先周兵器中也有独创一格者，如凸刃銎内戈，如“十”字形的兵器戣。戣也是族徽， 疑周人。车马器中，有一种当卢，与商人的当卢形制极不相同。有一枚当卢带“■”字族徽。■诸器出土地很多，有些在宝鸡、陇县和凤翔，当是其原居地。其出土于河南洛阳及襄县等地的■器，可能均为克商以后迁去东方的族人所铸。

邹氏综合的观察，以为商式铜器种类多，数量也多，混合式次之，而周式铜器最少，周人的青铜文化显然主要由商人的青铜文化借来。但其中混合式与周式固然无疑由周人自己铸造，其商式铜器，由其族徽判断，也大都由周人自铸，铸造的工匠，可以不妨为俘虏的商人，或学会了铸铜技术的周人。周人仿造多，直接由商输入者少，当可见周人已有了自己的工业技术，并不必进口成品。再以先周铜器的时代言，邹氏以为在先周文化的第一期铜器中， 绝大多数是商式器，混合式器不多，周式器则仅限于兵器及车马器。先周文化第二期时，亦即商周之际的前夕了，商周混合式有显著的增加，礼器中也有了纯粹的周式器。这一过程，明白的指出周人由模仿到独创风格的青铜文化。先周陶器发展的过程则恰恰相反。周人在先周文化第一期的陶器，完全与殷墟陶器不同。到先周文化第二期，丰镐一带才有典型的殷墟陶器。这个

现象，当为周人在陶器方面保持独立的传统，到接触频繁后，始接受商人影响。商人的青铜文化对周人则有压倒性的领先优势，周人只有在模仿之后， 才逐渐发展自己的风格（以上均见邹衡，1980：309—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