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文化圈的扩大——南面与东面

四川盆地的古代文化成分复杂，巴蜀两个系统也很不相同。在这个万山环绕中的盆地中央，却也有过殷周青铜器。至今最著名的考古发现，一是新繁水观音遗址，是居住和墓葬相连的遗址。由遗存器物反映，当时经济生活仍以石器工具为主，狩猎仍是重要的补充。出土的铜器有斧剑矛戈钺等物， 戈矛形制与河南殷器相似。这个遗址的时代大约是殷周之际。另一批重要的商周遗物则是前后均在彭县出土的窖藏。器物花纹形制与中原青铜器大致相似。有一件涡汶罍，形体、体积、花纹，基本上与辽宁喀左出土的商周器相同（图版 19）。铜解底的铭文是以干支为名的人名。戈矛兵器的形制，均为西周的特色，未见春秋以后形制出现，更可说明其所属的时代，最晚也不能晚于西周末季。有铭文的两觯饕餮纹尊，纯粹是中原铜器，不由贸易得来， 即由战争掠获。一套列罍，虽形制与花纹酷肖晚殷和早周器物，但具浓厚的地方风格，当在蜀地本土铸作（冯汉骥，1980；四川博物馆等，1981）。成都出土的龟甲兽骨，其钻孔和烧灼痕，与殷虚骨甲一样。而广汉出土的玉件， 璋壁圭琮，也是殷周礼器中常见的（文物编辑委员会，1979：350—351）。

这些发现都在成都盆地出土。成都盆地是四川的精华。由渭水流域入川，

须穿越山地，但也不是不可通过。上述殷周文化在四川的据点，可能即反映中原人士辗转入川，占住了成都盆地的若干地区。也可能蜀地原居民经过交换或掠夺而取得中原文物，又学得铸铜技术，而在当地铸造有地方特色的铜器。四川的巴蜀两系文化，在春秋时代都已建立了国家，其历史也各有传说。蚕丛、开朗之迹，此处均不赘述。总之，西周文化对四川土著文化影响的程度大约极为有限。即使有若干移民入川，大约也没有形成有力量的文化据点。

出川江更往东南，即是两湖地区，这一带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有大溪文化， 在晚期有屈家岭文化，在春秋以后则是楚文化的大本营。地方性的发展，可谓源远而流长。西周在这一地区的经营，是“南国”的更往南方伸展。汉上以至淮水上游的西周列国，到春秋时还有相当的势力。姬姓的曾国，是最近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或以为曾国实即典籍中的随国。曾随是否同一个封国， 无关宏旨。但曾国坐落在湖北随县，又与附近的江国黄国互通姻婚，凡此都由近来在这一带发现的春秋青铜器考知。曾国无疑代表西周势力，为南向经营的据点（李学勤，1980：54—56）。这些春秋时代早期的铜器，铭文简短草率，形制多沿西周之旧，说明这一地区的文化，主要仍是中原文化的延展， 等到春秋中期以后，楚文化开花结果，反而笼罩了汉淮地区中原文化的后裔。总之，西周时代的河南湖北接界处，正是周文化的前哨，由此开展，周文化竟远达岭南。

中原政治与文化对两湖的影响，可以远溯至殷商时代。黄陂盘龙城的殷代遗址，有城垣及宫殿建筑，规模宏大，而遗物的形制及埋葬风俗，在在与郑州二里岗殷遗址的文化面貌相似。称盘龙城为殷王国南方的邦国，应无可疑（江鸿，1976：42）。带有殷人族徽的青铜器，在湖北鄂城、湖南宁乡也都曾经出现过，可见中原文化已南渡长江伸展到洞庭以南。在湖北江陵万城一处西周早期墓葬出土的青铜器，也有殷人族徽及殷人的干支人名。这些青铜器主人可能在西周早期，随着周人的开拓而移殖此地（李健，1963；湖南省博物馆，1963；文物编辑委员会，1979：299）。最值得注意的西周遗存， 当推湖北圻春毛家嘴的大型木构建筑遗迹（图 35）。遗址面积达五千平方公尺以上，有二百余根木柱纵横分布。并发现木板墙、木梯，及储粮的痕迹。出土遗物则有铜器、陶器、漆器，以及卜甲卜骨，大都属于西周时期（湖北发掘队，1962）。这个遗址，以其规模及内容言，当是周人在江汉地区的一个据点。

由湖北南下，湖南境内的西周青铜器也常有发现，大都在洞庭湖四周地区，如湘潭花石西周晚期墓葬出土的甬钟（湖南省博物馆，1966）。西周器物多出墓葬，殷代遗物往往单独沉埋，作为祭祀山川之用（衡阳市博物馆， 1978）。两者相比，殷商器物未尝不可能是输入品，而西周器物作为随葬， 墓主就可能是中原的移民了。楚公■戈，系征集而来，出土地不明，戈型为蜀式，有“楚公象秉戈”五字铭文。则又是楚人自铸的铜器，遂有中原文字与蜀式形制的配合（高至喜，1959；高至喜等，1980：57）。

图 35 湖北圻春毛家嘴西周木构建筑遗迹平面图

南方的两广，也有若干西周青铜器出现，主要分布在西江流域。广西灌阳忻城和横县的铜钟和广东信宜的铜盉，都制作精美，形制花纹均与中原作风相同，显然是由中原传进去的。但广西陆川和荔浦的铜尊，形体高大，作风粗犷，即显示浓厚的地方色彩。广东饶平的铜戈，形制未在别处发现，工

艺也粗，当是当地铸造（文物编辑委员会，1979：329，341；高至喜等，1980： 58；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1978）。西周文化之远达两广显然经过湖南而南下。

由淮上南下长江下游一线，周文化也远及今日的浙江。如前所述，周人经营淮水流域，主要的根据地是蔡国及其附近的诸侯。蔡国在春秋时代也沦为楚人附庸。但在西周时，豫南仍是中原文化进入淮水流域的起点。今日的安徽，在新石器时代有大汶口文化以下到印纹陶文化的传统，在此地活动的部族主要是徐舒，属于东方的部族大集团。淮南的殷代文化遗存，不在少数， 殷商是东方平原的部族，平原边缘是其自然的尾闾。周克殷后，西周一代淮夷与周人的冲突，史不绝书。文化上的交往，也因此极为频繁。目前发现安徽地区的西周文化遗存，为数不少。嘉山、潜山、肥西、屯溪，均有大批西周铜器出土。一般言之，安徽西周铜器往往基本与中原器物相似，同时也有一些在当地发展的特色。皖南屯溪离中原很远了，其铜器纹饰，显著的模仿了当地几何印纹陶的编织纹。伴同出土的釉陶与印纹陶，无疑是土著文化的特色。釉陶的硬度高，吸水性低，陕西西安张家坡，河南洛阳，以及江苏丹徒烟墩山等地出土的西周青瓷，都与皖南的釉陶有相似处（文物编辑委员会， 1979：230—231；李学勤，1980：57；安徽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1959，1964）。到春秋以后，楚文化兴起，安徽的周文化色彩，遂更形淡薄，寿县蔡器不过是楚文化的一支了（安徽省文管会，1956）。

江西地区的情形，与皖南甚为相像，也有不少西周青铜器出土，地域遍及清江、新涂、南昌、余干、萍乡、东乡、奉新。凡此诸地都在赣江下游及其接近鄱阳湖的支流河域，当是越长江南来的交通要道。西周青铜器中的精品，与中原器物并无二致；时期往往早到西周初期，中期以后反而较少。同出的陶器是几何印纹硬陶。几何印纹硬陶的分布甚为广袤，广东、福建、两湖以及皖、赣、浙江都有之，而以江西皖南为中心。这种硬陶上起新石器时代，下迄战国时代，长久为江右的土著文化。相对的，西周青铜器文化只是印纹陶大海中的点状岛屿而已（文物编辑委员会，1979：243，248—249；薛尧，1963；郭远谓，1965）。靖安出土的春秋徐国铜器，有徐王义楚的名字。徐国原在淮泗一带，经过西周屡次攻伐，遂逐步南迁。据说周穆王时代，徐国还一度复兴，据《礼记》“檀弓下”，徐国在春秋时代仍记得“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的盛事。但是穆王以后，徐人渐次移入安徽濒江地区。《春秋》鲁僖公三年（西元前 657）徐人取舒，已在淮南江北。靖安徐器，则更在南迁入赣北之后了（李学勤，1980：57；江西省历史博物馆，1980）。

江苏省地跨大江南北，苏北也是淮水流域，情形与安徽相同。西周的文化势力早就到达了。濒海及长江沿岸，在新石器时代以来，有大汶口与马家浜两个传统，后期交相影响，形成良渚文化。到了商周青铜文化在中原展开时，长江下游也相应的形成了湖熟文化。湖熟文化基本内涵与中原商周青铜器不同。石器、陶器都有当地的特色。虽有少许印纹硬陶，仍以红陶为主。湖熟文化的青铜冶铸技术，已在当地发展，但是工艺水平不高，只能冶铸小件工具。在这个土著文化的地盘上，西周文化可以有点状的分布，却不能有广泛的影响。丹徒烟墩山出土宜侯■的西周墓葬，及仪征、江宁等地的西周墓葬或窖藏，都是这种点状分布的例子。许多土墩墓出土的随葬品，大都仍是夹砂陶及几何印纹硬陶的当地器物，少见有青铜器出土。长江下游江南地区西周晚期到春秋墓葬中的青铜器，有些器形纹饰都极为别致，不见于中土，

殆是当地铸造，遂致中原与地方风格融合成当地的特色（倪振远，1959；吴山菁，1973；刘兴，1976；南京博物馆，1977；镇江市博物馆，1978，1979， 1980；文物编辑委员会，1979：201—203；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1980）。由西周晚期及春秋时代长江下游青铜器呈现的地方色彩，反映了中原文化的地方化，也反映了江南地区土著文化的成长。

浙江与江苏南部不能分割。然而浙江离中原更远，中原的影响力更不能与土著文化抗衡。在余杭、海盐、吴兴、安吉等处发现的商代青铜器，和在长兴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形制与中原无异，花纹却明显的受了印纹陶影响（长兴县博物馆，1979；长兴县文化馆，1973；文物编辑委员会，1979：220）。福建地处南海，离中原十分遥远。在闽侯黄土崙，有一处相当于西周时代的遗址，出土的遗物，几乎全部是几何印纹硬陶的陶器。这批器物造形奇特， 为别处所未见。纹饰简单，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在南安等地出土了若干青铜器，主要是兵器及工具，通常与印纹硬陶伴同出土；兵器上的装饰、花纹， 也与印纹陶上的几何线条相似。这些青铜器物的年代，都已晚到春秋战国时代（文物编辑委员会，1979：253—254）。由此可见，西周文化，根本未能进入这个遥远的濒海地区。这里直到战国晚期，始终是几何印纹硬陶独占优势的局面。史籍上的越国，以瓯越、闽越与南越维持最久，吴越的越被并与楚后，浙南以至珠江流域仍是百越族的领域，几何印纹硬陶，殆正是与越族的分布重叠的南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