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由新石器时代到商代第一节 中原的新石器文化

在现在称为中国的这一大片土地上，远在五十万年前，已有“北京人” 及其他古代人类留下了他们骨头化石和使用过的简陋工具。经过漫长的岁 月，古人逐渐由采集食物发展到生产食物，他们留下的石制工具也由简陋而改良到分化为种种专门用途的工具。这就是考古学家所称的新石器文化了。在新石器文化时代，人类文化的发展，步伐比以前快多了。农业出现，从此人类可以有可靠的食物供应。长期的聚落出现了，从此人类的群居生活将日趋复杂。艺术出现了，从此人类可以用抽象的符号表示具象的实物，使人与人间互相交通的管道扩大到超越对话的时空限制。跨过这一步界线，人类事实上已踏进文明的境域，人类从此不再仅仅面对自然资源争取生存的机会， 人类也必须面对自己所创造的环境与条件，学习怎样与同类相处。随着文明而来的新挑战，实际上由新石器时代到今天，一天比一天更趋激烈，然而追溯人类历史上转变的转挟点，新石器时代的“革命”当是影响重大的一次大

关口。

今日考古学上所见中国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当是至少西元前五千多年的裴李岗——磁山文化。这是最近才认识的两种早期新石器遗存。时代比中原的仰韶文化要更早。裴李岗文化的遗址主要分布在河南中部，磁山文化遗址则在河北南部与河南北部。这两种文化的文化面貌互有差异，但是大致同时并存，当是华北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年代最早的了。以碳十四断代测定的年代来说，裴李岗文化有西元前 5935±480 年、西元前 5195±300 年（树轮校正后：5879 年）及西元前 7350±1000 年三个数据。与裴李岗相同的莪沟北岗文化，有三个年代数据，则是西元前 5315—5025 年（校正后：西元前 5916

—5737 年）。磁山文化遗址的三个年代数据测定是西元前 5405—5110 年（校

正后：西元前 6005—5794 年）。这两种文化部已有农业。裴李岗文化的招牌器物是带足的石磨盘、石磨杆、狭长扁平的双弧刃石铲，和带锯齿的石镰， 显然都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工具，陶制品中有猪头的陶塑。磁山文化遗址的窖穴中，出土过成堆的腐朽“谷”物，据判断可能是粟类。在磁山也出土了大量的猪狗骨骼。固然大量树籽、鱼骨和兽骨的出土，说明了采集食物仍占相当的重要性。农具、谷物和家畜的出现，无疑象征相当成分的食物，已由生产供应了。早期新石器文化毋宁仍是相当原始的文化，其陶器都是手制， 但是烧成温度已可到达摄氏九百多度，器形已相当复杂，也具有若干纹饰， 甚至还有少数彩绘。裴李岗——磁山文化的陶器器形中有不少也见于后来的仰韶文化。绳纹和彩绘更在仰韶文化中普遍出现。圆形方形半地窖式居住遗址，也是由裴李岗——磁山文化肇始，而同样见于仰韶文化的村落遗址中。凡此都说明了裴李岗——磁山文化是仰韶文化的前身（安志敏，1979：335

—346；1979A：393—396）。

仰韶文化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主流，分布广袤，遍及河南、山西、陕西、河北、陇东、宁夏、内蒙古南部、河南及湖北的西北部，包括整个中原地区及关陕一带。碳十四测定年代的数据也很多，大约为西元前 4515—

2460（校正后：西元前 5150—2960 年），延续时间二千多年。仰韶文化可以陕西的半坡村遗址为代表；当然，仰韶文化中也有若干以时间及空间差异而

呈现的类型。仰韶文化显著发展了农业。村落的面积相当大，有数万到数十万平方公尺不等。居住遗址通常是方形或圆形的半地穴，分为内室、外室， 地面平整，甚至有白垩面。室内往往有火堆烧过的遗痕。聚落常在河边的台地。有些条件优良的地点，遗址可以涵盖数层并不密接的文化层，说明当时的农业是游耕式种植方式。但是聚落的移徙往往取决于对耕作有利的条件， 以致同一地点可以在先后都有人迁来建立定居的聚落。陕西西安半坡的遗址，即有至少两层文化层，一层的遗址及窖穴叠在另一层的遗存上面，而中间隔了草籽和树木花粉交替茂盛的土层。只有用“刀耕火种”的种植法，同一地点才有这种树木与茂草交替出现的情况。半坡聚落可有上百个居室遗址，居室与储藏用的窖穴都集中在聚落的中央，环以深沟。半坡遗址的北面， 有一个公共墓地，集中埋葬着大人小孩的遗骸，生人与死者的地域显然已明白分开了。村中也有一座较大的房屋，可能是全村的会所，或其他“公共建筑”。由此推论，仰韶文化的聚落似乎已有一定程度的政治组织，也有了自群的意识。聚葬的公墓现象，反映了自群意识已超越了时间的限制。

仰韶的农业大约以种植粟稷为主；有好几处遗址的储藏窖穴都出土了粟类的谷物。半坡遗址还出土了装贮蔬菜种籽的陶罐。家畜以猪狗为众，牛羊则较少。农具有耕作用的石锄石铲，砍伐用的石刀石斧，及一般刮削用的石利器。仰韶的农业当已有相当高的生产水平，村中储穴分布各处，足见生产已有余粮。

仰韶的陶器常有彩绘纹饰，为此，过去的考古学家曾以“彩陶文化”作为仰韶文化的别名。纹饰中，有几何图形及流动而不规则的线条，也有相当写实的或写意的图像，如鱼、蛙、猪、羊、人头之类。若干简单的刻纹及画纹，已有了记号的作用，有些学者甚至以为仰韶文化的陶纹已是书写文字了。

整体的说，仰韶文化在社会组织、生产水平及使用抽象符号三方面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仰韶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原地区是主流，对四周邻近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Kwang-chih Chang，1977：97—138； 关于仰韶文化在半坡遗址的详尽描述，参看考古研究所等，1963）。

紧接着仰韶文化，在中原的晚期新石器文化是龙山文化，其分布更为广大，内容也更为丰富。仰韶文化的农业发展，因为食粮供应稳定了，导致人口的增加。于是一方面有溢余的人口形成更多的聚落，把文化扩散到前所未有人居住的地区，另一方面，也因为可以游徙的空间有限了，聚落居民不得不持久的定居在同一地点。各地龙山文化，因此而有相当的地方性；中原的龙山文化，遂有河南龙山、陕西龙山与山东龙山之分，其中以河南龙山文化为仰韶文化的直系后裔；至于山东龙山文化，则在下一节将另行讨论。所谓河南龙山文化，分布在今日的河南省及晋南、冀南地区，主要沿着黄河的中下游。仰韶文化转变到河南龙山文化的中间型态是豫晋陕交界地区的庙底沟二期，其碳十四断代是西元前 2310±95 年（校正后：西元前 2780±145 年）。河南龙山文化的时代则是西元前 2100—1810 年（校正后：西元前 2515—2155 年）。陕西龙山文化的年代与此相当，也继承了庙底沟二期的新石器文化（安志敏，1979A：397—398）。

河南龙山文化在仰韶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内容有了若干改变。农具中有了耒、镰与骨铲。农产品仍以粟稷为主，收获量则似乎大多了。木工的工具，不再是砍伐用的斧斤，而更多整治削切之用的加工工具。陶器中轮制的成分大为增加。村落有夯土筑成的围墙以资自卫，村落与村落之间显然有了

战争。有些伤残骸骨成堆的丢在坑穴中，大约也是战争中的牺牲者。宗教信仰出现了，骨卜及特殊的葬仪，都足说明这一发展的方向。器壁薄而硬的蛋壳陶，当不是为了日常生活所用，这种特制用具，大约也是为了宗教仪式而发展的。祖先崇拜，大约也已制度化了。在同一社群之内，社会地位及职业的分工，造成社会分化的现象，其现象也与社群的日趋复杂与日益组织化相关。前文曾提到，聚落比较有持久性，当然也因此可有更明白的我群意识， 地方性文化之具有各别的特点，也足以表现这种我群意识。然而聚落分布的密度比前增加，群与群之间的接触与交流在所难免。邻近聚落之间必有相互影响，是以邻区地方文化的特色往往不同小异，由东到西，或由南到北，可见的文化差异都呈现渐变的过程，而难以找出截然可见的地方文化分界线。从整体来说，中原龙山文化的影响放射及于中原以外（Kwang-ChihChang， 1977：151—155，169—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