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周人的迁徙

如前所述，先周文化第一期当在商王廪辛康丁之时，不能晚于帝乙帝辛。在殷王世系上，廪辛康丁在位时间颇短，接下去的武乙则在位颇久。陈梦家先生据《竹书纪年》，定武乙在位三十五年之久。而其前辛丁不过十年，其后文丁也只有十一年（陈梦家，1956：210）。武乙是商王中颇多是非的君主， 在他的手上，殷又迁离毫改都河北。据说他向天神挑战，做了天神的偶像， 与他赌博。天神的代理人赌输了，武乙用革囊盛血，射破革囊，号为射天， 大约以革囊中血漏泄，象征天神流血而死。武乙又远去河渭之间狩猎，据说在那里被雷电殛死（《史记会注考证》：3/24—25）。武乙之迁，商周之间也颇多事。据《后汉书》“西羌传”，当时，武乙暴虐，犬戎寇边，古公亶父逾梁山而避于岐下。这一件传说大约是在周人历史上有极大的意义，《孟子》“梁惠王下”，也说古公亶父为了避狄难而去邠逾梁山，止于岐下。周人迁徙，只有由直父统率的一部分南下岐山，其未徙的周人，当仍在邠地。如果以长武一带先周文化第一期的遗址作为亶父迁徙以前周人的居地，在泾水上游与岐山之间，确有一片海拔一千多公尺的高地，横梗在泾水河谷与渭水河谷之间。郑玄所谓“梁山横长，其东当夏阳，西北临河，其西当岐山。”

（《史记会注考证》：4/7）似即这一片山地。但是先周文化第一期在长武一带泾水上游发展，至多只能推溯到古公亶父的时代。周人在此以前自然还当另有渊源，而且还必须追溯到先周文化以前。

卜辞中有关周族的纪录，大多在武丁之世，陈梦家即列出了十六条之多。其中最多的是命某族伐周，如：

“令多子族眔犬侯璞周” “令多子族从犬■璞周” “令■从仓侯璞周” “令放族璞周” “从仓侯璞周” “氏系□□从仓■璞周”

“王曰余其曰多尹其列二■上丝眔■■其■⋯⋯周” “令上■□璞周”

“璞周”

“医弗敦周”

“串弗■周”

“令周”

“周不窋旱” “周弗其■犬” “周”

此中璞、敦、■，都是征伐的意义。后面几点则对周可以下命令，也关怀周的禽获，则周可能已对商顺服了。武丁以后的卜辞，即不再有关于周人的记载（陈梦家，1956：291—292）。武丁为商代名王，传统的历史称他为

复兴殷道的高宗，享国五十九年。卜辞中，武丁一代的占卜活动也最为多姿多采，对外的接触也特别多（陈梦家，1956：269—298）。第一章曾说到商代四周方国的经营，武丁之世商与羌最多纠纷。武丁也在井方有事，李学勤以为井方更在周之西边。周人与商之间的战争，相当频繁，似乎很难以商人悬师远征为解。伐周统帅是犬侯，犬侯封地，丁山以为在今日河南商邱一带。其论证可备一说（丁山，1956：115—117）。如丁说果然，犬侯率众由豫东经安阳入晋南，颇有可能，若劳师远涉渭水流域，即不大合理了。由商周冲突的纪录看来，周人祖先当以原在汾域为较有可能。

周人在武丁时进入商人的文化圈与势力圈，也是可能的事。事实上，在卜辞中有关周人的纪录，似已称为周侯（岛邦男，1958：406—409）。武丁到廪辛之世，有将近一百年的时期。这一段时期，周人的祖先在何处落足， 颇难考定。陕北的地理形势是一片黄土高原，纵列有黄河、洛水、泾水三条河谷，横排有这三条流域交流的河谷。陕北黄土高原的海拔，不过五六百公尺到一千公尺之间。河谷又有今日称为头道原二道原的台地，古代称为原隰。那些横排山河谷的上游每每只隔一条高岗（史念海，1963：40—44）。渭水谷地，地势更平，土地肥沃，新石器时代的末期，已有陕西龙山文化的主人在彼处落户生根，周人的祖先既僻处陕北，一时未必能挤进这片土地。然而先周以前的周人未必不能在比较少竞争对手的陕北与山西西部活动。钱穆以为后稷起自晋南，公刘由戎狄中出来重新务农，也在山西的西南角。假设周人的祖先正处于北方游牧文化与南边衣耕文化之间，钱氏的理论仍可站得住，不过当以古公亶父以前若干世为其理论范围所及，却不能把古公亶父以后的先周文化也仅置于晋南。

商人青铜文化具肖优势文明的冲击力，是以在商人政治势力所及的外围，文化势力圈更为广袤。关中最好的河谷地带为渭水两岸以及泾水的下游。如上章所说，远在周人成气候之前，商人已经在此有所经营。商代青铜器出土于陕西者，有相当于郑州二里冈上层的器物，如空足鬲、空足鼎、空足平底斝、及云雷纹锥足鬲。分别在西安、铜川、蓝田、麟游、扶风出现。相当于武丁以前商器的铜器则有岐山京当的一批窖藏，包括鬲、觚、爵、斝、戈各一件。相当于武丁祖庚祖甲之世的，则至少有郿县出土的一件云雷纹鼎， 与安阳武官村及小屯的二件酷似。扶风白家窑水库发现的商代陶器群，也与这些铜器的发现互为佐证，说明商文化早已达泾渭地区。这些铜器并不完全仿照商器，也有由当地陶器传统中衍生的铜器形制（邹衡，1980：128，333

—334）。泾渭河谷文化，应是当地文化与商文化的揉和体。不仅后来周人进入泾渭地区时必然会受到商文化的影响，先周文化仍在陕北时，因为密迩泾渭地区，也必然接受相当的影响。这是先周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其中不仅有商文化的因子，还有陕西龙山文化与商文化揉和后的混合因子。古公亶父以后的先周文化，无疑接受这一个因素的影响，发展了周文化的主流。先周文化的构成因素，当然又不止于此。先周文化以前的周人祖先，曾

经奔窜于戎狄之间，到古公亶父时，戎狄的压力又曾逼迫周人南徙避难。周人与戎狄的接触，必然相当频繁。这些戎狄即是卜、辞中的鬼方土方，王国维认为是后世ǎ狁一类的北方部族（王国维，1959：583—606）。山西中部与陕西北部，自古以来经常是中原的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作拉锯战的战场。山西西部黄河沿岸属于商代中期以后的文化，自成一种地方性面貌，其分布地在保德、忻县、石楼、义牒、永和、灵石、平陆一带。除了有接近商

式的青铜器外，这些地带出土了类似草原文化的器物，其最显著者为铜刀、铜匕、铜削、铜匙的柄把，成兽头状，有能摇动的铜舌（文物编辑委员会， 1979：57—58；吴振彔 1972；沈振中，1972）。在隔河相望的陕西绥德清涧一带，情形也相似，除了有与中原同类器物基本相同的铜器外，同出的马头铜刀和蛇形铜匕，完全与上述山西的刀匕相同，具有浓重的草原文物特色（文物编辑委员会，1979：125；黑光等，1975）。如果先周文化也在山陕间的黄河两岸发展，草原文化的因素自然不能排除，不过未必是先周文化的主要成分。

邹衡、徐锡台诸人考察先周文化，均以鬲的形制为线索。先周文化的鬲有联裆与分裆两类，一般以联裆鬲来自东方的山西地区，而分裆鬲来自西方的甘肃地区。东方的影响当来自光社文化。而光社文化的分布范围，大约东不越太行山，西去包括山西中部、陕西的东部与北部，甚至及于河套地带， 往南则到达吕梁山区所谓河东一带。光社文化的时代，初期约略相当夏文化的晚期及早商时代，当是由河北龙山文化发展。中期不能迟于殷墟文化早期， 亦即武丁之世；晚期则与殷墟文化的晚期相近（邹衡，1980：258，336）。光社文化的中期有联裆鬲出土，不论是平足的抑锥足的，其形制均与宝鸡斗鸡台的鬲相似。光社的圆肩平底罐也与斗鸡台瓦罐酷肖（图 8）。光社的中期比先周文化的第一期为早，则先周的鬲来自光社文化因素，殆无疑问（邹衡，1980：336；解希恭，1962：28—30）。

上排：斗 F8：70016、斗 E9：5004、斗 D6：103007 图 8 先周文化（上）与光社文化（下）陶器比较图

邹衡以为先周文化与光社文化有血缘关系的第二证据则是一种弓形器。这种东西的用途不明，但主要在山西的光社文化墓葬中发现，例如石楼、保德都有过此物出土，青铜制，也有赤金制（杨青山等，1960：52；郭勇，1962： 34；吴振录，1972：66）。这种弓形器至今未在他处见过，当系光社文化的地方特色。邹衡以为周人铜器中有■为族徽者，可能即为反映这件器物的象形符号。带■字的铜器多至六十余件，其中可考知出土者为七件。出土地分别在山西太原，陕西岐山，河南洛阳、濬县，以及辽宁喀左。据推测，■族旱期曾住在山西太原，后徙至陕西，而进入西周后，又迁至河南等处（邹衡， 1980：336—337）。

周代铜器族徽中还有一个“天”，像正面垂臂、两腿分立的人形。“天” 字诸器多到五十余件，出土地可考者为陕西扶风、岐山、长武、绥德、宝鸡， 山西灵石，也有一器出于河南。在山西陕西出土的“天”器，分布地与光社文化及先周文化都有关系，也可推测天族可能先住在石楼、保德一带，然后迁往泾渭地区的长武、扶风、岐山一带（邹衡，1980：338—339）。至于他论证天氏及天鼋、天兽诸器与黄帝族系的关系，与先周文化的渊源问题无关， 可不必论。

本文前节曾引钱穆的理论，钱氏以为周人祖先起自山西，提出了若干古代的地名的证据。豳之地望，旧说都根据《汉书》“地理志”认为在陕西， 即汉代的扶风栒邑。钱氏则以为豳亦作邠，从分从邑，当由汾水而来；栒邑的栒，亦当作郇从旬从邑，而郇瑕氏之地，《左传》、《国语》均谓在晋（钱穆，1931）。豳之未必原在泾水流域，徐中舒由《诗》的内容、名词，皆证明今本“豳风”不是西周初年之诗，“豳风”所咏也非陕西泾上的土风，由

音乐用土鼓苇桴苇籥，以及今日所见“豳风”诸诗中的地名产物诸点，证明“豳风”为春秋鲁国的歌诗（徐中舒，1936）。徐氏所证“豳风”之豳不代表陕地之豳，甚为有理。但以为“豳风”代表鲁国师工的歌诗，仍有可商榷之处。鲁国为周公之后，在周初分封列国之中居特殊的地位，拥有“周礼尽在鲁矣”的特权。傅斯年以为《诗经》诸诗，有调有词，起兴犹如后世之填词，但填词的规律严，“起兴”式的填辞句入曲调，较填词为自由。《吕氏春秋》“音初篇”，列举了四方之音的起源，自是以为四方各有音声，不仅方言不同，用方言歌唱的音乐，也必然会不相同。依《吕氏春秋》之说，以“侯人兮猗”为越音的歌诗，是南音；以“燕燕往飞”起兴的为北音，今在“邶”、“鄘”、“卫”中；秦音即是西音，未提起兴之句为例；“破斧之歌”为东音，在“豳风”的“破斧”中。其中“破斧之歌”，《吕氏春秋》所述的本事是夏后孔甲田于东阳■山的事，与《诗经》中今见“破斧之歌” 中周公东征事全无相干，惟有用起兴为释始通（傅斯年，1952：Vol.II，67

—70）。《吕氏春秋》“音初篇”所记，可能是传说。然而正因其内容与世所熟悉的《诗经》不同，其传说倒可能有古老的来源。祖先在豳创业的事， 周人岂能不加追述。然而公刘之世，周人朴质未文，其歌诗是否有文字传下， 大为可疑，是以“生民”、“公刘”诸诗，都用后世追述语气。然而音乐曲调，口耳相承，又有乐师保存因袭，大约即可留下“豳风”的名称，是以鲁人兼用四代之乐，而有击土鼓吹苇籥的土俗音乐。此说虽据《周礼》“春官·籥章”及《礼记》“明堂位”，材料似乎晚些。但礼仪为文化中最保守的部分， 这些乐器之出现于鲁人乐队中，当仍由礼仪从古之故（徐中舒，1936：443

—444）。鲁人如以旧乐谱新词，自然可以有徐氏所指“豳风”诗篇内容比较切合后世鲁国情事的现象。否则以东方之鲁而袭用远在泾上的豳总有难通之处。豳在《吕氏春秋》中既称为东音，泾上明明在西，焉可以东为号（徐中舒，1936：447）？如以山西汾上为邠之命名来源，则汾域与岐山周原相对而言，颇符合“东音”的名称。再以四方音中的北音为旁证，王国维引北伯器， 证明邶为商代在北边的旧壤，当属之河北易县（傅斯年，1952：Vo1. II，69）。本章前文曾指陈先周文化有草原文化的成分：商周之际，河北、山西，东至辽宁，西及陕北，有夏家店上层文化，具强烈的草原色彩，但也由与龙山文化同时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相接（文物编辑委员会，1979：39—40）。这一个文化与先周文化既然早有接触，北音之起源，大可不必等到召公之后封于燕时。

如前文所说，“豳风”既称为东音，当指以在汾水流域旧居发展的音乐， 后来虽也无妨由鲁国乐工加入新词以歌咏本国的事迹，其乐调则当仍旧是邠土的谱子，乐具也是旧有的土鼓及苇籥。土鼓即土缶，先周文化中颇有大腹陶罐；苇籥当是芦苇所制的管乐器，苇管无法久存，在考古学上不能有所证实。籥是宗教性乐舞中的重要部分，“邶风·简兮”，说明在“万”的武舞中，舞者左手执籥，右手秉翟；“小雅·宾之初筵”中，籥舞笙鼓是祭祀列祖的乐舞方式。凡此均说明了籥在周人礼仪中的重要性。苇籥是籥中原始的一种，只有属之周人发展的最早阶段。土鼓苇籥作为反映先周文化的音乐， 颇为相当。

由于周人的起源在山西，周人始终不忘本族与山西古族夏人的渊源。周人自谓夏的后人，认夏为正宗。《诗》“周颂”中，“时迈”：“我求懿德， 肆于时夏”，“思文”：“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都以夏作为自己的

疆域看待。《书经》“康诰”：“用肇造我区夏”，也是以夏为自己疆域（傅斯年，1952：Vo1.II，88；Vo1.IV，234）。夏代建国山西，及于河南，其疆域未及渭水流域。周人自同于夏的心理，只能由历史记忆中周人老家在山西为解释。傅氏以为周人是夏人的后代，其与殷商的争衡，代表古代中国东西两大族系的拉锯战（傅斯年，1952：Vo1.IV，88—94）。傅氏之时，考古学的发现系以仰韶龙山两文化对峙为基本假设，因此他有夷夏东西对峙学说。今日考古学的新发现，肯定了第一章所说几个大文化系统并存的局面。周人与夏的关系，不能由地望确立，遂只能用历史渊源为说了。周人持此观念， 更足说明前节周人来自山西的假设。

综合上述诸点，钱氏以为豳即邠，邠原指汾水流域的都邑，随着周人迁去陕西，邠的地名也搬了家。若比较泾水与汾水的情形，汾水支流众多，当一个“分”字，远比泾水合适。在泾水流域，这个从分从邑的地名，若别无更古的来源，实在太觉突兀。先周文化在东，故“豳风”仍保留东音的名称。“豳风”代表了周人开创时的音乐，无论后世配上那一种歌词，其乐器则仍在礼仪性乐舞中出现。邹氏由考古资料中找到先周文化与光社文化的关系， 又以铜器铭文的族徽追索有关诸族的迁徙路线为由今日山西迁入陕西。钱邹之说的结合，当可指出周人入陕西以前，原在山西汾水流域发展。其地密迩北方的草原文化发展的地区，是以先周文化中有草原文化的色彩（如蛇形匕首、马头铜刀之属），而周人祖先在不窋以后与“戎狄”混合及古公亶父受戎狄压迫而迁徒的传说，也因此很易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