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紧张，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首先绷断；面对危急形势，力主进口粮食

从 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从主观愿望出发，从根本上破坏了社会化大生产所必需的国民经济中的合理比例关系，再加上在农村中搞公社化、公共食堂、瞎指挥、浮夸风，破坏了农业生产，到 1959 年初就已经暴露了严重

问题。从 1958 年底郑州会议开始的纠“左”，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就被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斗争所打断。于是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跃进”，使勉强维持的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雪上加霜。

绷得太紧的弦终归是要绷断的，国民经济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农业，终于承受不住巨大的压力，首先绷断了。一场大灾难无情地降临了。

本来，在“大跃进”运动之前，粮食就非常紧张。“大跃进”猛烈扩大生产规模， 1958 年一年就增加了 1000 万工人，大大加剧了粮食紧张局势。要命的是，粮食生产又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大跃进”以后并大社，搞人民公社，一个公社几万人，生产都没法安排。干多干少也没有人管，生产队的东西甚至社员家里的东西，说拿走就拿走，农民出工下出力，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全民动员，大炼钢铁，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都被抽走，上山炼钢去了，成熟的庄稼却丢在地里没有人来收。老百姓讽刺说，“棉花吊了孝，豆子放了炮，没见过这样种庄稼的。”种麦季节，却发动群众深翻地，折腾土地爷，把土壤破坏了。搞密植，竟然密不透风，要用鼓风机来吹，用大电灯来照。这么种地，到头来当然下会有什么好收成。

本来，老天爷还是比较照顾的，1958 年算是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到头来却是增产不增收。到 1959 年天老爷变了脸，连续 3 年大旱。

辛苦了 1 年，收下的粮食，农民却得不到多少。为了造“大跃进”声势， 为了不被插“白旗”当右倾，各地都疯狂地大搞浮夸，卫星放得人头晕目眩， 平常亩产几百斤的土地，竟然能吹到亩产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人民日报》还宣传小麦总产量已超过美国。一时似乎粮食多得不得了。

中国人从来是省吃俭用的，粮食是宝贝。可是这时各地大搞食堂，为了宣扬食堂优越性，为了突出“大跃进”的成就，居然号召“敞开肚皮吃饭”， 拿粮食不当回事。白面馒头，顿顿干饭，吃得有经验的老农直皱眉头。

产量是虚的，征购可是实的。上报产量的时候可以神吹，到征购的时候就得多交粮。1958 年粮食产量实际不足 4000 亿斤，居然按虚报的 7500 亿斤产量征购，1959 年到 1961 年间征购粮占总产量的比重高达百分之三四十， 连农民的口粮和种子粮都被国家拿走了。农民不愿交，就搞反右倾、反瞒产， 甚至抓人、打人。搞得最厉害的是河南。

河南是“大跃进”最积极的省份，搞公社、放粮食和钢铁卫星、反瞒产， 都是轰轰烈烈，敢为人先。”

1960 年 10 月 18 日至 26 日，陈云到河南省搞调查，参观了“156 项”的重点工程洛阳拖拉机厂、三门峡水库等，实地了解农业机械和水利发展情况， 以便确定农业特别是粮食前景。当时河南方面对他声称粮食产量比去年翻了一番还要多，不但不再需要国家调入粮食，他们还可以调出粮食。

陈云反复问他们有多少耕地？能够生产多少粮食？有多少农村人口？按河南省当时的生活水平，农村人口最低限度每人平均需要多少粮食，全年要

吃掉多少？种子需要多少？饲料需要多少？这几笔帐加在一起，留在农村的粮食最低限度需要多少？总产量减去必须留在农村的，剩下的就是能够向城市提供的粮食，包括征粮、购粮。然后问他们，现在全省吃商品粮的有多少人？每个人平均最低限度要吃多少？这些人合起来总共需要多少？

一个是农村能够提供的粮食数字，一个是城市需要的粮食数字，把两个数字一比，就看得非常清楚，能够提供的粮食比需要的粮食差了很多。陈云说，我不希望你们调出粮食，你们农村能够征购的粮食，能不能够养活现在城市人口呢？养活不了。

河南方面的人还不服，说河南城市人口的粮食还够吃，自己能够解决粮食。

与此同时，陈云还派秘书周太和去安徽阜阳地区了解农村情况，而后去南京，了解江都提水工程以及扬州里下河地区的灾情，向他作汇报。

这一带农村“大跃进”运动中盲干折腾，加上天灾，当时情况是很困难的，周大和一行想在农村吃顿早饭，找了几个村，都说负责人不在，最后在一个村才找到了几块白薯和一点青菜，吃了一餐早饭，这还是比较好的村执行北京来客的好饭哩。至于农民的生活真相，可想而知。很显然这些地方粮食生产的情况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民生产也比全国平均水平低得多， 但他们报的情况仍有不少的虚夸。

后来发生的情况证明，陈云当时在河南了解到的粮食问题是十分准确的。河南粮食根本不够吃，是靠高征购勉强维持的。本来拿不出那么多，为了使城市人口得到供应，就来了一个“高怔购”。征购不到，又来了一个“反瞒产”、“反私分”。明明当时的高产是靠政治手段压出来的，这会搞反瞒产反私分，却反过来咬一口，说你原来报那么多，现在征购的时候为什么少了？就这么左一个办法，右一个办法，一定要人家卖出那么多粮食来，超过了农民能够负担的程度。到了 1960 年秋冬就爆发了震惊全国、惨绝人衰的“信阳事件”，数以万计的人活活饿死，整个整个的村子死人绝户。

庐山会议以前，河南粮食问题已经出现，好些地方已经饿死了人。庐山会议后，又大搞反右倾，使问题更加严重。

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王任重受中央委派前来揭河南省委的盖子，陶铸1961 年 2 月 2 日在省委扩大会议上说，“在河南有两个突出的问题：第一是

1959 年春季发生问题，反瞒产，没有在庐山会议上作检讨，庐山会议后继续搞。第二是河南发生这么严重的问题，一直不向中央报告，后来虽然被迫向中央写了报告，还是扭扭怩怩，不忠实反映情况，而且还封锁消息，这是很大的错误。”王任重说，“西平县因为 7320 斤小麦卫星，受打击的有 1 万多

人，打跑 7000 人，打死 300 多人，这是多么残忍的事情！”

1959 年到 1961 年，主要由于人祸，加上天灾，粮食产量连续大幅度下

降，3 年平均产量 3073 亿斤，比 1957 年减产 21.2％，人均占有产量 433 斤，

比 1957 年减少 170 斤。到 1960 年 5 月，粮食问题已经异常严重。交通沿线

的国家粮食库存越挖越空，已经高度不灵。到 6 月上旬，北京市库存只够 7

天的销量，天津市库存只够 10 天的销量，上海市粮食部门已经没有大米库

存，靠借外贸部门的出口大米过日子，工业基地辽宁有 10 个城市库存粮食只

够销八九天。粮食调出大省江西，省内南昌、景德镇。赣州、九江 4 个主要城市也处于随调随销的危险境地。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拥有大片肥沃黑土地的东北三省，都纷纷向中央告急：请给我们粮食！

华中重镇武汉缺粮，最紧张时候，粮食只够销 3 天。武汉钢铁厂在饥饿的阴影下，大厂小厂折腾“超声波”蒸食物，连蒸几次使体积胀大哄肠胃。就这样，仅有的粮食供应也不能保障了。省长张体学以省委的名义给李先念挂电话，泪流满面地恳求：“请尽快拨一些粮食给我们。天灾人祸，人民在挨饿呀！我没做好工作。给我什么处分都没意见，只请求中央支持我们粮食！”为了平衡地区间粮食余缺，保证城乡粮食供应，加强粮食统一调度至关

重要。在此期间，粮食调运任务十分繁重，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粮油棉调运指挥部，由李先念挂帅。由于粮食奇缺，甚至发生这样的情况，有一地区粮食脱销了，向中央告急，中央把原来确定发给另一地区的一列车粮食转向，紧急调给脱销地区。当时还搞了“以早济晚”和“以晚济早”的季节性调剂， 即每年夏秋季节，先把南方收获较早的小麦。大麦、早稻等调运到东北，接济东北秋粮登场前的市场供应，然后，又在冬春季节里，将东北晚熟粮食返调给夫内缺粮地区度过春荒。这种挖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在当时是迫不得已的，对保证军需民食起过积极作用。

当时，从 1957 年以来的中苏矛盾进一步激化，1960 年 7 月 16 日，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撤走在华专家，撕毁已订合同，逼还旧债。此举使中国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影响，加重了中国的经济困难。

1960 年 9 月，中央发出指示，要求搞“低标准，瓜菜代”，降低口粮标准，大搞瓜菜，大搞代用食品。当时由中国科学院建议，由中央推荐的代食品有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王米杆曲粉、橡子面粉、叶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等。

到 1960 年底，粮食紧张情况加剧，浮肿病大范围地出现、并迅速蔓延。估计到下一年春青黄不按时，粮食情况将更加严重。周恩来，陈云同国务院其他领导人曾反复研究解决办法。

眼看着人民陷于这样悲修的境地，陈云心里异常难过。他向中央提出， 挤出一部分外汇，进口粮食！

吃进口粮，这在当时可是个禁区！搞了 3 年“大跃进”，搞了人民公社， 我们早已宣布解决了粮食问题，还每年出口粮食。现在突然要进口粮食，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但是，不进口粮食，人民就要挨饿，无法渡过难关。陈云提出这个建议， 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中央和国务院接受了陈云的建议，决定进口粮食。 1961 年 1 月 19 日， 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谈到粮食进口问题时说：我们这个国家，在粮食问题上的立脚点，当然要摆在自给上面。但是，现在有进口 200 万吨粮食的可能，已经快要签合同了：如果能再多进来一些，我们也要。要把一些有出口市场的东西都集结起来，国内少吃点，多出口一些，换粮食进来。如果有 400 万吨粮食进来，那我们今年的日子就比较好过一些了。明年、后年如果再多进一点，那我们就能够稍微有点存粮了。进口粮食这一条，我们现在大体上已经这样做了。

当时还有人对进口粮食有顾虑，担心多进口粮食影响其他商品的进口。陈云指出：进口粮食，有没有危险，我看，再咬紧牙关搞几年，对我们有利。

陈云给大家算了一笔帐。他说：现在老百姓的布票已经减少得不像样子了。从前每人每年 18 尺，还不包括絮棉和针织品。现在都算在里头，实际上

真正的布只有 6 尺，当然不像样子。但是，上次讨论进口粮食的时候，我们

还是定下来每人再减少 1 尺市。每人减少 1 尺布，就可以多进口 10 亿斤粮食。

5 美元 1 匹布，7000 万匹布就是 3500 万美元，恰好是买 10 亿斤麦子的钱。

我看宁肯每人减少 1 尺布，也要多进口 10 亿斤粮食。这样做是错的还是对的

呢？恐怕是对的，应该这样做。 1961 年 5 月 30 日，陈云在外贸专业会议上，又专门解释了进口粮食的考虑。他说：稳定市场，关键是进口一些粮食。进口粮食，就要下定决心拿出东西来出口，先国外，后国内。把粮食拿进来， 这是关系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进来粮食，就可以向农民少拿粮食，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用两三年的时间把农业生产发展起来，国内市场问题也就可以得到解决。农民手头的粮食宽裕了，可以多养鸡、鸭、猪，多生产经济作物和各种农副产品，增加出口。总之，当前只有首先抓好粮食，整个局势才能稳定，同农民的关系才能缓和，而且多种经营也才能好转。没有粮食是最危险的。市场上其他商品少了当然不好看，现在已经不好看了，百货公司实际上是商品陈列所，很多东西都凭票证，只有文具、化妆品和小商品可以自由买。但是比较起来，还是粮食重要得多。

1961 年 1 月 2 日到 9 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缅甸访问。行前， 在飞机场上，周恩来、陈云、叶季壮还在商量进口多少粮食的问题。当时确定的进口粮食数量是 150 万吨。

周恩来到昆明后，外贸部给随同访问的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打来电话， 说中央决定进口 250 万吨了。雷任民当即把这一情况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说， 这件事我不知道。随后，他马上打电话问陈云。

陈三在电话里说，粮食太紧张了，要进口这么多粮食才能渡过难关。 周恩来是了解除云的。陈云考虑问题一向精细、稳重，现在连他都主张

增加粮食进口数量，足以说明国内粮食紧张的程度。周恩来心里也非常着急， 拿着话筒很久没有说话。

决定进口粮食以后，如何保证粮食安全迅速进来，中央和国务院作了很多部署。

周恩来在访缅期间还多次研究进口粮食问题。在访问结束前一天周恩来对雷任民说，访问结束后，你不要回北京，直接去香港，确实搞清三个问题： 一是能不能买到粮？二是运输问题能不能解决？三是中国银行能不能解决外汇支付问题？1958 年金门炮战以后，台湾海峡局势一直比较紧张，国民党海军对大陆实行海上封锁，大陆船队进出海峡地区，他们是要劫持的，这样运输和资金问题显得特别重要。

雷任民到香港召集中资的华润公司、中国银行等单位了解情况，进行研究。讨论后一致认为货源、运输、外汇问题可以解决。货源问题，美国、澳大利亚存粮很多，资本家急切要找出路。找市场，中国向他们购买大批粮食， 他们就可影响政府，把粮食卖给中国；运输问题，一是买 FOB，按到岸付款方式购买，二是可以租用外国商船；外汇可以由中国银行周转透支解决。雷任民回京向周恩来作了汇报，他又问了很多反面问题，得到满意答复后，才觉得心里踏实了。在这个时期，周恩来每天晚上都把雷任民叫去向他汇报粮食订购、运输到货情况，船只航行情况等等。

当时粮食进口工作，由李先念副总理亲自抓，叶季壮、陈国栋、牛佩琮等协助。对派到国外的购粮小组发回的电报，李先念都亲自批阅，亲自听取外贸部主管人员的汇报，解决有关问题。有一次，购粮小组汇报后，李先念对他们说，你们任务完成好，我请你们吃烤鸭。后来他真的请大家吃了一顿

烤鸭。

由于进口数量大，时间集中，怎样卸下来、转运出去，缺乏经验，困难很多。为此，李先念召开财贸办公室办公会议进行专门研究。会议决定成立中央进口粮食接运工作组，由他本人任组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姚依林、交通部部长王首道任副组长，并从有关部抽调干部组成办事机构，设在国务院财贸办公室。

这次会后立即派粮食部副部长周康民、财政部副部长李树德、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江东平，率领工作组分赴大连、天津、上海等主要港口坐镇， 其他港口也由有关部派司局级干部粮食工作组，协助各港口组织接卸工作， 各有关地区和港口也建立相应组织，每隔一个时期，召开各个港口接运粮食的经验交流会，以便把接收进口粮转运工作进一步做好。

为了进口粮食，接运小组夜以继日地工作。清晨六七点钟，粮食部的陈国栋、杨少桥等，就已经在李先念那里谈粮食问题了。那时不仅要解决购粮的国别、数量、价格、用汇。到贷等外贸方面的问题，还要解决到港粮食的接卸、调运等问题，最紧迫的时候，还要调动部队的力量，协助突击装卸， 以解燃眉之急。

在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人亲自领导下，还下到两个月，1961 年 2 月， 外贸部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第一船粮食就到了天津港。李先念派财贸办公室副主任牛佩琮、交通部副部长于眉、机械部副部长沈鸿等。在进口粮运到前先去天津，检查码头和天津到北京的公路运输以及仓库的准备工作。当时遇到一个最大的难题是，进口粮都是散装的，怎样从船上卸到火车上运出来？开始时是用铁抓斗把船上散装粮食抓到火车上运走，但铁抓斗撒漏多，浪费粮食。后经沈鸿和粮食部的傅立民（后曾任商业部副部长）一起研究，突击抢制出了吸粮机，把粮食从船上吸出来。

陈云对进口粮食接运工作非常关注。

2 月 7 日至 11 日，陈云到天津，专门到塘沽港口，现场调查进口粮食卸船和接运情况。看到前不久反映的粮食撒漏现象已经克服，十分满意。

1961 年 3 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广州会议决定，增加粮食进口，数量达到 500 万吨。

经过各方面努力，1961 年 6 月 30 日以前抢运到国内 215 万吨（43 亿斤），用在刀口上，避免了京、津、沪、辽和重灾区粮食脱销的危险。

当时虽然大量进口粮食，但是进口国别还是有所选择的，美国虽然是世界粮食市场的大供应商，但大家似乎都有意回避。从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都订购了大量粮食，却没有从美国买粮。毕竟美国是中国头号意识形态的敌人，两国关系从朝鲜战争以来一直相当紧张。而且当年朱自清教授饿死不吃美国救济粮，还受到毛泽东的称赞，说他有中国人的骨气。

陈云并没有受到这个观念的束缚。1961 年 8 月 23 日到 9 月 16 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讨论调整方针，陈云在会议期间向毛泽东提出， 可否通过当时同中国关系比较密切的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毛泽东说可以。不久后，美国粮食也通过转口，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

在对待进口粮问题上，当时党内的思想是不一致的。尽管当时粮食问题那么紧张，但有人就是视而不见，还在侈谈什么“大跃进”的成绩，侈谈社会主义农村的美好田园。

1962 年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在分组开会时，有一个发言，提出不要

进口粮食，从国内解决。这个发言登了内部简报。陈云看到简报上的这个发言，马上提出，粮食部应该有人发言，讲明进口粮食在现时的必要性。

粮食部经过研究，决定由副部长杨少桥在财贸口小组会上作了必须进口粮食的发言，从粮食产、购、销、调、存及国民经济的有关方面，说明必须进口一部分粮食，弥补当时国内粮食的不足，井登了简报，发到七千人大会各组，以统一认识。

从 1961 年至 1965 年，国家每年进口柜食 500 万吨左右。这占我国粮食产量比重虽然很小，但作为国家集中掌握的大宗粮源，这批粮食在国家的粮食调度上却起了重大作用，保证了市场的稳定，使国民经济得以迅速地恢复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