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观潮派原来是彭德怀；不同声音消失了。更大规模的冒进，使饥馑之魔得以肆虐

于神州

1959 年 7 月 2 日至 8 月 1 日，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 月 2

日到 8 月 16 日召开八届八中全会。这是一次波澜频起、风云骤变的会议，陈云因身体不好，没有参加会议，但这次会议及其后果，与陈云几乎是息息相关的。

庐山会议前，虽然一直在纠“左”，但实际上只是在具体方法上修修补补，始终未能涉及最根本的指导方针的问题。因此，纠“左”也是很不彻底的，效果有限。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同时也是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随着比例失调的加剧，农业本来就已经不堪重负，再加上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搞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饭，反瞒产，超购浮夸等等折腾破坏，农村的形势已经极为严重。河南、湖北一些“大跃进”搞得起劲的地方，已经发生农民逃荒的情况。湖南平江一位红军时期残废的老战士，在彭德怀去考察时，躲过生产队干部的视线，偷偷地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是这样几句话：

“谷撒地，黍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

这实际上是人民对“大跃进”盲于冒进最沉痛的控诉。彭德怀心里感到了极大的震撼。

庐山会议前，人们对暴露出来的问题不可能视而不见，大家比较了“大跃进”以后和“大跃进”以前的局面，不可能不对毛泽东领导经济工作的方法有所议论，也就自然谈及原来负责经济工作的陈云。

在去庐山开会的火车上，当时的《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曾在闲谈中对李锐说，不久前在毛主席处谈话，主席这样谈到：搞经济，我们这些人恐怕是不行了；还说，去年是打了一次败仗；又说，沉重心情 5 月后才开始好转。毛泽东还谈到政治家与书生问题：书生多端寡要，抓不住时机，不能当机立断； 1957 年反右时，抓住卢郁文讲话，写了《这是为什么？》，使形

势急转。李锐也记起田家英 1958 年同他的一次闲谈，谈到田有次和谭震林一起在毛泽东处谈话，毛泽东突然说起：“只有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 当时还拍了桌子。因此，在火车上，吴冷西、李锐和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田家英的交谈中有一共同观点： 1958 年由毛泽东自己到前台来直接管经济，来发号施令，结果碰了一个大钉子，他自己也觉得应当如何来转弯了。

彭德怀在去庐山的火车上，吃饭极少，保健人员问他为什么吃这么少，是不是在车上睡眠不好？他用手向窗外指了指：“看看外边，这叫人怎么能吃得下去？”原来远处站着许多人，衣衫褴褛，蓬首垢面，手把栅栏，呆望着车厢，显然都是灾民。

虽然情况已经比较紧张，但庐山会议开始时气氛还是比较轻松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对陈云关于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予以肯定。他提出会议要讨论的 19 个问题时说，“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黄敬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 5 个字安排好，这是 6.5 亿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

7 月 6 日上午，朱德在中南组会议上讲话，也肯定陈云对粮食问题的看法。他说：多年以来，陈云同志对粮食抓得多么紧。北戴河一高兴起来，是从粮

食多了出发的。工业主要是大炼钢铁搞乱了。

7 月 11 日晚，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毛泽东前不久在湖南视察时，同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等发表过感想：去年计划搞乱了，“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即指陈云而言。李锐这时乘机提议，财经工作还是由陈云挂帅为好。周小舟、周惠也当即附议。毛泽东于是给 3 人讲起了他不久前那句话的典故。他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这是《三国志》郭嘉传上的话。曹操打袁绍，吃了大败仗，于是想念郭嘉。陈云当总指挥好，他有短处也有长处。

毛泽东还说，提倡敢想敢干，确实会引起唯心主义，“我这个人也有胡思乱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怪各部门，否则。王鹤寿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说到这里，3 个听众忍不住都大笑起来，他自己也笑了。他又说，敢想敢于，八大二次会议是高峰，还有钱学森文章（指钱在“大跃进”中论述粮食高产可能性的文章），捷报不断传来，当然乱想起来。今年 1 月开政治局会，关于钢指标，陈云讲 2000 万吨下易完成，同陈云意见原来一致，不知为什么他后来要检讨。

7 月 17 日，胡乔木向毛泽东反映了刘少奇的意见，说还是让陈云主管计委比较好。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在西北组会议发言中也说到：我们党内真正懂得经济工作的人不多，陈云是一个，贾拓夫是一个。

但是，7 月 14 日发生的一件事，使会议的轻松气氛有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变化。这个变化是由彭德怀的一封信引起的。

彭德怀对当时出现的问题，心中是十分焦虑的。眼见庐山会议就要结束，可是还没有提出纠正“左”的错误的问题，使他感到不能不说话。7 月 14 日下午，彭德怀把自己起草的一封信送到毛泽东那里。在信中，他首先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有失有得，然后大胆地要求认真总结 1958 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他指出，建设工作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已经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具有政治性。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在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大跃进”中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彭德怀的信，是在亲自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认真思考后写的，反映了实际情况和人民群众的愿望与要求，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一个政治局委员给中央主席写信，也是完全正常的。不料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满。

毛泽东把信拟了个“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批发给大会，要求评论这封信的性质，但在讨论中，还是有很多人表示赞同这封信的基本观点。

月 23
日，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发表了长篇激烈讲话，对彭德怀的信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宣称党内党外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的。

毛泽东讲话中还说：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紧急关头，不要动摇。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大会讲过，1956 年、1957 年的动摇，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

悲观性了。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反冒进。

讲到这里，他偏过头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也会站住脚的。那次批周、陈的人，取其地位而代之。不讲冒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重提右倾是党内主要危险，从而使郑州会议以来反“左”过程被迫中断。

毛泽东还让通知未上山开会的林彪去庐山开会，并提出，如果陈云身体情况可以的话，也请上山来开会。但陈云身体实在不好，后来也没有去。

月 1 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重提对财经部门的批评，说

财经部门从不下毛毛雨，四时八节逼着签字， 10 年改不过来，横直不让了解情况。“设计院”不在常委、书记处，而在财经机关，那些人脸皮之厚可观，出来的东西使人看不懂，自己也不懂。像那些教授。这种批评还要继续下去。

在庐山会议批彭小组会上，连彭德怀赞扬陈云懂经济的话，也有人搬出来批。当有人提到彭德怀说过“陈云关于经济工作是摸得熟的。”康生插话说：“他先讲一套缺点，然后慨叹：现在看来还是陈云对经济工作摸得深。他这诸不是拿陈云比先念、一波，而是指毛泽东同志不行。这是挑拨。”

庐山会议把公开对“大跃进”方针持不同意见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并在随后的大规模党内斗争中，又从上到下揪出了一大批“右们机会主义分子”，大批在认识上和实际工作中不同意乃至抵制“左”的错误的干部群众惨遭错误的批判和打击，加剧了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状况。“大跃进”的错误继续发展，最后导致三年困难时期全国性大饥荒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