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饶抓住新税问制问题，“批薄射刘”

财经会议的起因是修正税制，那么，修正税制又是如何成为高、饶手中的武器的呢？这还要从新税制的实施说起。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人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中财委成立之初就特别重视税收工作，陈云也曾反复讲过，宁缺一个县委组织部长，也不能缺一个税务局长。因此，建国后不久，政务院就于 1950 年初颁布了《全国税收实施要则》。当时国营和合作社营经济还很薄弱，因此，这一税则从实际情况出发，对国营和合作社经济进行了适当的照顾，如：国营工商业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货物不纳税；委托私营企业加工只就工缴收益按工业税率纳税，私商为国营企业代购代销产品，按实际所得的手续费征税；新成立的供销合作社免纳 1 年所得税，营业税按 2％的税率征收，并打 8 折；新成立的手工业

生产合作社免纳营业税和所得税 3 年，等等。

1952 年下半年，税收工作出现了许多新情况：由于五种经济成分不断改组，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在经济中已经占了很大的比重；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加工订货及代购代销等经营方式日益扩大；私营企业主看到一些国营经济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不纳税，亦更多地采取“产零见面”的办法，即工厂直接售货给零售商或委托零售商代售，以逃避一道批发营业税。由于经营方式、流通环节的变化，商品中间流转环节减少，使得营业税中的批发营业税减少或很难收上来，国家税收有下降趋势。而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又要求不断增加税收。一方面原定的税难以收上来，一方面税收任务还要增加，再加上“三反”、“五反”刚结束，资本家叫苦，这些原因决定了税制必须修正。

前面说过，“五反”以后，陈云即全力投入了制定“一五”计划的工作，

对中财委的一般性工作很少有时间过问，因此，中财委即在薄一波的主持下，研究了修正税制的问题，并于 1952 年 12 月 31 日在《人民日报》上颁发了《关

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决定于 1953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新的税制。

这次修正税制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保税，一是简化税制。但是，这次修正税制由于事先没有广泛征求意见，有些问题考虑不周，变更了纳税环节，并不恰当地强调了“公私一律”平等纳税，因此，修正后的税制公布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和波动。1953 年 1 月 9 日，山东分局向明等 3 人联名写信给中央，反映执行新税制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情况。1 月 11 日，北京市委也写情给中央反映了类似情况。各大区、各省市财委也纷纷写信、打电报给中财委，反映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新税制引发的问题，很快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极为重视。1 月 15 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指出：“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信是周总理先收到的，周总理从毛泽东措词严厉的信中已感到问题严重，赶忙连夜给毛泽东写回信，谈了处理办法。据薄一波回忆，他接到信后的心情也“半是沉重，半是茫然”，“已预感到事情有些严重了”。

尽管事后不久（2 月 10 日），中财委即责成财政部吴波、商业部姚依林、粮食部陈希云 3 人联名写信向毛泽东作了说明，财政部又专门就此事向中央汇报了一次。但毛泽东仍就此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六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毛泽东这次批评的语气比信中又进了一步，并且把错误提到“右倾机会主义”的高度。

高岗向来善于探测风声，看到毛泽东批评“右倾机会主义”，以为把水搅浑，借机搞倒刘少奇的时机到了。

高岗早就在几件事上对薄一波心怀不满，一是“东北一党员信”。这封信是原鞍山市委书记和原东北局党校教育处长在马列学院学习期间写的， 1952 年 1 月 27 日通过薄一波转给了毛泽东。信中揭露了高岗及东北个别干部贪污腐化、铺张浪费的问题。薄在把这封信转给毛泽东时还写了几句话，说：“这封检举信是叙述东北三个阶段的贪污浪费情况，写信的人是响应主席的号召，衷心爱护党的；而对贪污腐化则表示愤恨。”毛泽东把这封信批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传阅。这件事使高岗大为不满，认为是故意给他抹黑。二是“鞍钢检查组”问题。鞍钢无缝钢管厂发生了八号高炉铜管瓦斯部分爆炸事故，死 11 人，伤 15 人。1952 年 8 月，由中监委和中财委联合组织了一个检查组去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调查组认为这是鞍钢没有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不仅造成了事故，还推迟了建设进度。高岗对此事也大为不满，认为薄一波专挑东北的毛病。因此，一直想寻机报复。

这次毛泽东批评新税制，高岗终于扰到了一个出气的机会，他想趁此机

会很整一下薄一波，并借批评薄一波“右倾机会主义”之名，影射刘少奇，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因为怀有这样的目的，财经会议开始不久，高岗即在底下鼓动一些人“放炮”，有些人本来就对新税制有意见，在高岗的鼓动下，对新税制和薄一波的批评更加激烈。有些人甚至把新税制的错误上升到了路线的高度，认为这是路线错误，中财委内也存在两条路线。

高岗在鼓动他人的同时，还亲自上阵对薄一波大加挞伐，他在批判薄一波的发言中，无限上纲，把“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投机取巧”，“品质不良”等大帽子都扣在了薄一波的头上。为了达到影射刘少奇的目的，他还采取移花接木的手法，把刘少奇曾说过的和毛泽东意见不大一样的话都按在薄一波的头上加以批判。如刘少奇 1947 年在土改中说过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1949 年在天津讲过的关于现阶段对待资本家和剥削问题的态度， 1950 年有关东北富农党员问题谈话中的观点， 1951 年有关山西互助合作批语中的一些话等。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高岗记混了，把刘少奇的话当成薄一波的了，其实，这正是高岗“批薄射刘”的诡计。

在高岗对刘少奇和薄一波进行猛烈攻击的同时，高岗的追随者饶漱石也紧随其后。他不但在同期召开的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上借批评安子文之名，讨代刘少奇，而且，逼迫安子文等人在新税制问题上表态。从而使财经会议气氛更加紧张。

由于高、饶的干扰，财经会议实际上成了批判新税制和薄一波的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