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担“炸药”，八种选择

粮食形势如此严峻，解决粮食问题，当时已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面临的极为重大的任务。在这紧要关头，政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受中共中央和政务院的委托进行周密研究，提出对策。

当时，在粮食问题上国家面临的是一种两难的选择：如果不采取措施，任其发展，就可能导致物价飞涨，市场混乱，经济建设无法进行；而要采取有效措施，就必然要从农民那里多拿粮食，而这也可能引起农民的不满，甚至可能挨扁担。陈云把这比作挑着一担炸药，因为任何一种选择都可能引起爆炸性的后果。

其实，对于从农民那里多拿粮食即征购粮食的办法，陈云早就有所思考。1952 年 1 月，他主持起草并向中央作的《1952 年财经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的报告即指出：“由于今后若干年内我国粮食将不是宽裕的，而且城市人口将逐年增加，政府还须有粮食储备（备荒及必需的对外贸易），因此征购粮食是必要的。只要使人民充分了解征购意义，又能做到价格公平合理，并只购农民余粮中的一部分，则征购是可能的。目前先做准备工作，在 1952 年夏收时，采取合作社动员收购和地方政府下令征购的方式，重点试办，以观成效。如试验成功，即于 1952 年秋后扩大征购面，逐渐在全国实行。”由于一些地

方的干部感到这个问题事关重大，希望从缓推行，因此， 1952 年的试点实际上没有执行。

1953 年，全国粮食形势进一步严峻，毛泽东要中财委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当时，陈云因病在外地休养，中财委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但没有拿出可行的办法。1953 年 7 月，陈云回京参加完财经会议后，即遵照中央的指示，全力以赴研究这个问题。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反复权衡，陈云认为，没有别的选择，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粮食征购和配给。

10 月 1 日，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厅里，陈云将自己的想法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和盘托出，毛泽东听了陈云的汇报也觉得别无良策，表示赞成，周恩来等同志也一致同意。于是，毛泽东当即拍板定案，并嘱：由陈云负责起草《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由小平同志负责起草决议，迅速召开全国粮食会议，把这一方案付诸实施。

由于情势紧急，不能拖延，从天安门城楼回来后，陈云连夜起草了会议通知，并于 1O 月 2 日凌晨送到毛泽东处。毛泽东迅即对陈云起草的通知做修改，并决定当晚 7 时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政治局扩大会议由毛泽东主持，陈云作报告。由于事先已做过周密的调查研究，陈云在报告中提出的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给的办法，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议，大家一致表示同意。会议最后，毛泽东发言说，赞成陈云同志的报告，并说，这也是要打一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不能打无准备之仗，要充分准备，紧急动员，还说，这样做可能出的毛病，第一农民不满，第二市民不满，第三外国舆论不满。问题是看我们的工作。宣传问题，要大张旗鼓，但报纸一字不登。

这次政治局会议还通过了陈云起草的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通知指出：“从根本上找出办法来解决粮食问题，是全党刻不容缓的任务。” 通知还规定华东局谭震林，中南局李先念，华北局刘澜涛、刘秀峰，西南局李井泉，西北局马明芳，必须参加会议。

10 月 10 日，全国粮食会议在北京召开（为了保密，以免引起恐慌，这次会议对外未用“紧急”二字）。陈云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在发言中，陈云首先向大家说明了当前粮食问题上面临的危急情况，以及粮食问题涉及的四种关系，即：国家与消费者的关系、国家与商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和地方与地方的关系。然后指出：经过反复思考，要处理好这四种关系，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给。

对于粮食问题上面临的危急情况，不用说，大家也都清楚，但对于要采取的办法，许多人还是很难接受。有的同志提出，这样的办法太激烈了，征购这个名词听起来也很吓人，如果能通过自由购买买到粮食，最好不用这个办法。

对此，陈云也说出了自己的苦哀。他说：这个办法是不是太激烈了一些？ 400 亿斤粮食（当时国家每个粮食年度大约需要 700 亿斤粮食，通过公粮可

以拿到 275 亿斤。剩下的 431 亿斤需要购买）可不可以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我说，如果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能够买到这些粮食的话，我是求之不得的。我这个人属于温和派，不属于激烈派，总是希望抵抗少一点。但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造反。两个中间要选一个，都是危险家伙。所以，如果采取自由收购的办法，能够买到的话，我是求之不得的。但问题是买不到的。如果今天说可以买到，到时候买不到，我可以肯定他讲，粮食市场一定要混乱。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也有些人问陈云，别的办法还有没有，是不是还可以想一想别的办法。对此，陈云回答说：“同志们，我告诉你们，我想过了，开始从改良主义想起，想了好久改良主义的办法，最后还是想到了这个最彻底的办法。”

接着他把自己曾想到的和别人曾提出过的一些办法，概括为八种方案，向大家作详细的说明：

第一，只配不征。就是只在城市配给，农村不怔购。在农村里工作的干部听到“征”字就害怕，说“是不是可以慢一点，至于配给，那是该配给。” 提出这个办法好不好呢？如果实行这个办法，那只是关了一个门，就是说，我们在城市里配给，只准一个人买多少，不准囤积，也不准拿到乡下去。只关了这个门。但是农民也有眼睛，也有耳朵，他看到你在城市配给，他就会说：“啊！你缺少粮食，老子不卖。”所以，如果只在城市配给，在农村中不征购，我们就会买不到粮食。

第二，只征不配。在城市里工作的干部欢迎，他们说：“农村征购是要的，城市配给可以慢一点。”日本帝国主义搞了一下配给，国民党也搞得天翻地覆，现在又搞配给，一听“配给”就头痛。但如果只在农村里征购，在城市里不配给，结果一定会边征边漏。你在农村里征购，换给他钞票，他拿到钞票以后，转身就可以再跑到城里粮食公司把粮食买回去。

第三，原封不动。这叫机会主义的办法。所谓原封不动，就是照现在这样的办法，自由买卖，这个办法的结果必乱无疑。有人说，乱就乱吧，乱一年就不得了吗？乱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翻了吗？乱一年要考虑乱到什么程度，要把乱的利害与征购粮食比较一下，如果乱的害处大，就不如搞征购。如果等到乱了一年再来搞征购就晚了。

第四，“临渴掘井”。就是先自由购买，到实在没有办法了再来抓大头，搞征购。这样办行不通，道理很简单，到买不到粮食的时候，城市的自由供

应也就无法继续了。

第五，动员认购。这个办法东北搞过。东北的认购是怎样搞得呢？就是上面有个控制数字，交到省，省到县，县到区，区到支部，支部就开会，说： “同志们，大家认呀！”你说一个数，主持人说：“不够，再加！”你再说一个数，主持人看看还不够，就说：“不够，再加。”总之，不加够就不散会。办法就是不散会。这个办法是什么办法？这个办法叫强迫而不命令。不达目的不散会不是强迫是什么？我说强迫而不命令还不如搞征购，有明确的命令好。这样有了明确的数字，至少开会要容易些。

第六，合同预购。有人说棉花订了预购合同，我们就买到了一些。但我看棉花之所以能买到，不一定是合同预购的功劳。最重要的还是棉花收得多。我们一年需要的棉花是 1300 万担，而农民一年收获量是 2000 万担。如果棉花收少了，我看合同预购也不一定能收到。如果农民现在收得粮食多了七八百亿斤，他也会赶紧卖的，问题是现在粮食缺乏。定了预购合同他也不一定卖。

第七，各行其是。这样做如果不妨碍其他地方是可以的，但问题是各地的方法必定会相互影响。

第八，就是在农村里实行征购，在城市里实行配给。

对于这最后一个办法，陈云也是有顾虑的。他说：“又征又配，农村征购，城市配给。硬家伙。我这个人胆子小，有一点怕。我跟毛主席讲，我怕开除党籍，二十几年了，搞不好就搞翻了。城市里的人都要配给，农村里的人都要征购，所以，这件事情跟每一个中国的老百姓都有关系。财经会议刚开过，如果这个事情出了毛病，翻了车，比新税制翻车要厉害得多。”

对于实行这个办法会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征购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陈云也作了估计。他说：这件事情要做的话，毛病会出得很多。我们全国是 26

万个乡，每个乡大概有三到四个自然村，全国一共有约 100 万个自然村，如

果 10 个自然村中有一个出毛病，就有 10 万个村出毛病。这样就会出现逼死人，打扁担。

对于不这样做的后果，陈云也作了预测。他说：回过头来想一想，不这样做怎么办？如果不这样做，那我们就要恢复到大情帝国、北洋军阀、国民党的那个办法。就是进口粮食，向美国、向加拿大、向澳洲买粮食、买麦子。一年进口 300 万吨。我们的外汇有多少呢？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向香港出

口的青菜、猪鬃、大豆，加上侨汇，总计不过 3 亿美金，大概能买 300 万吨粮食。如果把这些买了粮食，那我们就不要建设了，机器也不要搞了，工业也不要搞了。那时也有一种后果，我们也要挨东西，挨什么呢？挨飞机炸弹，挨大炮，还要加上挨扁担。你搞得不好，帝国主义打来了，农民扁担还会打你。农民会说：“请你走吧，不要你在北京了。”

两相比较，陈云认为，还是实行又征又配的办法好。而且，这个办法虽然有风险，但也并不是说就一定会出大乱子。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这个办法还是可以行得通的。因为，首先，我们与农民有很好的关系，农民是支持我们的。其次，从我们征收的数量看，农民也是可以接受的。当时，全国须征粮食 600 到 700 亿斤，而根据以往几年的经验，农民每年在市场上出售的

粮食大约也在 600 到 700 亿斤左右。

为了说明这一办法的可行性，陈云还举了历史上的例子。他说：过去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满洲国曾搞过征购，它的名字叫“出荷”。它那时征得

粮食和东西差不多跟我们东北今年的计划一样，它是 800 万吨，我们的计划

是收购 500 万吨，公粮 280 万吨。台起来也只有 780 万吨。它那时的产量比我们低，而且粮食不是运往内地，是运往日本。但就是这样，如果苏联红军不出，满洲国还不倒。当然，日本帝国主义是靠高压统治，压迫、剥削农民，我们的情况与那时不一样。陈云举这个例子是说，从数量上看，我们定的征购数量是有可能完成的。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陈云坚决主张实行又征又配的办法。

陈云讲话之后，邓小平作了补充发言，他指出：农村征购，城镇配给，严格管制市场和集中统一管理的四项政策，是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的。并着重说明了只有坚决实行这些办法，才能真正巩固工农联盟，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保障国家建设计划的实施。

全国各大区参加会议的领导干部，在听取陈云的意见后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研究。他们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一致认为实行征购和配给，是调剂粮食产需矛盾的最佳方案。

谭震林根据华东地区会前于 10 月 7 日的讨论，并结合陈云在讲话中提出的方针政策，认为征购、配给，势在必行。他说：华东粮食购少销多，紧张局势由北向南发展，最严重的是山东，已过了陇海路，再不采取措施就要“百万雄师下江南了”，基本原因是农民惜售和私商捣乱。对粮食管理，他赞成由中央统一管理和统一调拨、地方负责征购、保管和代销，做到分级负责。李先念首先介绍了中南地区各省对征购、配给的态度。他说：最初是两

湖拥护，两广犹豫，河南动摇，江西态度不明；以后河南、江西也拥护，唯两广收购尚好，且系新区，要求缓办半年。但李先念认为，外省征购、配售，必将波及两广粮食市场，故仍以同步进行为宜。最后两广亦赞同。接着李先念分析了中南地区当时的粮食形势：湘、豫、赣三省保产，两广和鄂三省增产，全区较 1952 年的粮食产量可增加 4.2％，总的形势是好的。但进入新的粮食年度，购少销多的形势仍在发展，粮食紧张。其原因，一是农民生活提高，粮食消费量增加，二是私商囤积，三是中农余粮多，但贮存观望，等待高价。因此，他认为，必须采取行政手段，干预分配，实行征购和配给。以扭转粮食局势。

李井泉代表西南地区，完全拥护中央对粮食采取征购配给的方针。并认为，不准私商自由经营粮食，是杜绝粮食投机的有效措施，完全赞同。

刘澜涛对粮食征购和配给政策的贯彻充满必胜的信心，认为有国家的法令、合理的价格，征购数量有一定的限度，再加上中国共产党全党动手，全力以赴，只要政策执行端正，就既可以得到粮食，又可以得到农民。

内蒙古、东北、西北等地的代表也在会上发言，表示完全赞成陈云提出的粮食征购和配给的办法。

得到各大区的支持以后，对粮食实行征购和配给的办法就基本上确定下来了。

在讨论过程中，毛泽东觉得，征购和配售的名称不好听，希望改一个名称，当时的粮食部长章乃器想了一个名称，把在农村实行征购叫“计划收购”，大家觉得这个名称比较好，于是征购被定名为“计划收购”，配售也相应地被称为“计划供应”。两者简称“统购统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