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顿财经队伍，消除“三”。反”、“五反”后遗症

不能拿老百姓的钱开玩笑

一统一调，天下大定之后，陈云开始着眼于财经队伍的整顿。建国初期稳定金融物价的斗争表明，我们这支新组建的财经队伍是有战斗力的。但不可否认，这支队伍还很年轻，很不成熟，存在着许多缺点和不足。这些缺点和不足拿陈云的话说主要有两条，一是政治不强，一是业务不熟。对于财经队伍中存在的这些缺点和不足，在稳定金融物价的过程中陈云即己开始注意纠正。在上海会议上，陈云就提出，要把各地的财委建成一个有思想、有战略眼光的司令部，但那个时候，由于要应付资产阶级和投机分子的进攻，这个问题，实际上没有被提上正式日程。金融物价稳定之后，一方面时间相对宽余了，另一方面，在工作过程中，财经队伍的缺点和不足也暴露的更加充分了。因此，金融物价稳定之后，这一问题，也被正式提上了日程。

七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在《调整公私关系和整顿税收》的发言中指出： “财经干部经常注意政治是必要的，做财经工作的人，一天脑子里就是数目字，经常转财经工作本身的问题，其他方面考虑的就很少。要经常在政治上提醒他们，如果没有群众观点，没有政治观点，就很容易出毛病。”

1951 年 4 月，在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上，陈云再次提出：“在经济工作人员中进行政治教育十分重要。经济干部一天到晚是打算盘搞数字，很少看到全局。为克服这个缺点，使他们不犯错误，每星期抽两三个钟头学政治是必要的。”

在这次会议上，他还把整顿财经队伍的任务，提到了全党的面前，指出： “财经干部的教育工作，要由地方来做，因为 90％的干部不在北京。教育内容主要是为人民服务。要批评和克服财经工作人员中存在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以及片面性和单纯技术观点。建立起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把财经队伍整顿好了，对党有利。但这并不容易做好，没有全党努力是不行的。希望地方党组织帮助做好这件事。”

陈云之所以反复强调，财经工作人员要有政治观点，是有所指的。这与不久前，毛泽东对一些财经工作人员中存在的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 的情绪的批评有关。建国初期，为了稳定经济，我们对资产阶级采取了一些严厉的措施，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有些同志由此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同资产阶级斗争，忘记了《共同纲领》中的一些基本内容。

例如，1950 年初，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一位主要负责同志，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就提出：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五种经济成分虽然都要发展，但要先公后私。在走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对私营经济的政策是“允许、限制、排挤”。发言主张国营经济应无限制地发展，还说，我们的政策是要与资产阶级争利，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们放火可以，你们点灯就违反群众利益”。

中国人民银行这位主要负责同志的发言，并不是个别现象，中南区有一位参加全国财经会议的同志在回去传达会议精神时也是这么说的。这件事首先引起了周总理的警觉，他把银行负责同志的那个发言打印出来，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到这个材料，很重视，做了许多的批注，送给了刘少奇、朱德、陈云等。

毛泽东在上述发言的“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一语旁批注，“不对！今天斗争的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到团结它共同发展经济之目的。”毛泽东在批注中还指出：“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者，他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

毛泽东的这一批注和后来他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不要四面出击》的发言，实际上是对财经工作人员中存在的对资产阶级的“左”的情绪的一种严厉的批评。这也说明，财经工作人员政治性不强，财经工作中没有政治观点的问题，已经在全国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正因如此，七届三中全会后，陈云特别注意纠正财经工作中缺乏政治观点的倾向。

在强调财经工作要有政治观点的同时，陈云也特别强调财经工作人员要熟悉业务。对业务工作不熟悉、不精通，实际上是当时我们的财经工作队伍中存在的一个更主要的毛病。对此，陈云有着清醒的估计， 1951 年 4 月，他在谈到这方面的问题时说：“我们的干部大多数过去长期在农村工作，经济知识很少。去年虽然实行了财政经济的统一，稳定了市场，建立了贸易公司，办了合作社，但我们的经济干部，同一个普通资本家比较，还是外行。我们靠的是集体力量，有我们的党，有我们党领导下的一套经济机构，才有作用。如果一对一的和人家比，是比不赢人家的。”

这一估计，并非妄自菲薄。对于经济工作我们的确有许多外行的地方。过去战争年代，军队打到哪里，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县长，一个税务局长，收、付等等都是这几个人。现在我们建立了一整套的财经制度，许多人还很不习惯。如解放初的银行干部，过去大多是背干粮袋、当勤务员、警卫员的。过去让他们管金库，领导上只要告诉他：“你就睡在那个装钞票的麻袋上边，不要丢掉就行。”但现在管钱，借款、存款、缴税，都要到银行里去，有的人连帐都算不清，很不适应。

解放初期，我们的税务干部，由于不熟悉业务，就闹出了鸡蛋上贴印花税票的笑话。当时，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我们曾提出要整顿税收。这主要是指加强对大宗货物如纱布、烟草等的税收，并没说鸡毛蒜皮都要收税。但税率发表后，税目没有发表，底下一些“认真”的同志，不知道哪些该收税，哪些不该收税，只好什么都收，在鸡蛋上也贴上了印花税票。

当时，财经工作中一个最大的缺点是不懂得经济核算。对于这个问题，陈云抓得最紧，他曾多次指出，一定要槁经济核算 1951 年，针对我们办的贸易公司，只知道完成任务，不搞经济核算的问题，他曾严厉地指出：“贸易公司要搞经济核算。”要告诉他们，“要槁的是经济，不要搞‘政治经济’。譬如，货物从上海出厂，转到天津，北京再到保定，然后再到石家庄，这个路线不是按经济原则，是按着政治系统，像这样做买卖怎么能不赔帐呢？这叫货物旅行，翻毛大衣应摆在天津、上海或北京去卖，但却拿到西安去。再如，天下雪了，发去的货物却是汗衫。私人资本家是不会这样干的。我们是依靠国家机构，按真正的经济原则来讲，统统要赔钱。”

不但做买卖要搞经济核算，陈云认为办工厂、办企业也要搞经济核算。这实际上是针对过去“供给制”思想提出的一种新的经济工作方针。许多同志在过去供给制的条件下工作习惯了，新的条件下，让他搞经济核算不习惯，

动不动就说：“你还不信任我吗？你把钱给我，我负责就行了。”孰不知，过去我们吃这样的亏大多了。

解放前，解放区军民曾在大行山区修过铁路，当时一说修铁路，大家都很热心，于是，事先也未进行核算和设计，很快就从两头开始修建，等快修完了，中间碰到一座大山，过不去，没办法，只得将铁路拆掉。

有个地方发现有煤，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买来机器，盖好房子，就往地下挖，挖下去以后，发现煤层很薄，根本没法开采，只好停止。

还有一次修运河，运河挖好后，放水的时候，中间的一个地方是沙底子，水到那里后都漏掉了，运河也白修了。

解放后这样的事也发生过。当时要在天津盖一座仓库，有位领导人也像过去打仗一样，一看地形，说：这个地方很好，就在这里盖房子。房子盖好后，一下雨，仓库塌下去了。像这样的冤枉钱不知花了多少。

正因如此，陈云反复强调，“槁基本建设，事前一定要设计。一般的工厂设计工作要一年以上，要看这个地方的地层怎么样，水够不够，水的化学成分对锅炉有什么损害，等等。我们是从乡村出来的，往往不大懂这一套。我们现在还不会，要从头学起。必须学会经济核算，算一算帐，力求省一点。”他还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是政治家、军事家，还不是企业家。外行

办事总是要吃亏的。偶然浪费少数钱尚可请人民原谅，老是浪费，年年如此，人民是不能原谅的。钱是老百姓的，我们不能拿老百姓的钱开玩笑。”

陈云不但要求大家要有经济头脑，要搞经济核算，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为大家作表率。我国第一汽车制造厂厂址的选定，就是一个典范。1950 年初，毛泽东、周恩来去苏联访问时，曾同斯大林商定，由苏联帮助我国建设一个汽车制造厂。 1950 年 12 月，苏联派两位汽车专家到北京，根据苏方的建

议，准备帮助我国建设一个年产 3 万辆吉斯 150 型载重汽车的工厂。当时对于汽车厂址选在哪里，有很多种意见。有人主张设在首都北京，有人主张为了战备的需要，设在西安。也有人主张设在石家庄或太原。陈云主张不急于下结论，应首先进行认真的讨论和反复的测算。经过认真的核算，这些地方都不行。因为要生产 3 万辆汽车，电力就需要 2.4 万千瓦，钢铁一年需要 20

几万吨，木材也要 2 万立方米，此外还有一个运输问题。这些条件北京、西安、石家庄、太原都不具备，只有东北才有这样的条件。因此，最后陈云决定厂址选在东北的长春。后来建设的实践表明，陈云主持制定的这一决策是正确的。一汽的建设非常顺利，厂址选定后， 1953 年 7 月 15 日在长春举

行了开工典礼，仅用了 3 年的时间，1956 年 7 月 15 日就组装出了第一批国产解放牌汽车。

正是由于建国伊始，陈云狠抓了财经队伍的整顿，及时提出了经济工作由供给制向经济核算制的转变，使我们在后来的经济建设中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也培养了一批有经济头脑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