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纠“左”。陈云说出了对高指标和瞎指挥的疑虑。毛泽东夸奖：真理有时候掌握在一个人手里

北戴河会议后，“大跃进”气氛很浓，毛泽东很高兴。但是不久后，各地情况反映到他那里，他也看到了一些问题。一些极端的做法，毛泽东也非常反感。以钢为纲造成国民经济全面紧张，各种矛盾也日益暴露。毛泽东开始考虑要压缩空气。他到各地视察，频繁地与有关部门和领导谈话，陈云也多次参加，并抓住机会就高指标等问题向毛泽东进言。

1958 年 10 月底，毛泽东外出视察回京后，同周恩来、陈云等人交谈。

11 月 2 日到 10 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了有部分领导人和若干省委书记参加的会议，广泛地讨论了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这次会议开始了纠“左”。 11 月 21 日，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有关部长参加的

政治局武昌扩大会议开幕，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工业建设的问题。 11 月 20 日，在会议的前一天，毛泽东与陈云、邓小平、彭真、杨尚昆、王任重就武昌会议要讨论的问题谈话。11 月 22 日晚，毛泽东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人专门就将北戴河会议建议的 1959 年钢产量指标由 3000 万吨降低到 1800

万吨的问题进行商谈，结果认为 1800 万吨的根据仍然不足。毛泽东在会议讲话中提出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要谨慎，在粮食和钢铁生产指标问题上要“压缩空气”，要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0 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由刘少

奇主持召开了几次研讨会，对 1959 年计划主要指标进行了调整，钢产量由

2700 至 3000 万吨降为 1800 至 2000 万吨，原煤由 3.7 亿吨提高到 3.8 亿吨，

粮食和棉花产量指标却定为 1.05 万亿斤和 1 亿担，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由 500

亿元降为 360 亿元。“大跃进”提出“以钢为纲”。赶超英国，是以钢的指标为标志的。钢

的指标虽然降下来了，陈云觉得还是难于完成，另外的三大指标仍然很高。为慎重起见，陈云建议四大指标以不公布为好，并把这个意见向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说了，但胡乔木并没有把这个情况告诉毛泽东。

据胡乔木后来说，他这是保护陈云，否则到后来上海会议时，陈云也不能恢复名誉。武昌会议时，王稼祥向刘少奇说，不要公布公社决定，王不敢去向主席汇报，刘少奇转告毛泽东，结果毛大发脾气。

根据武昌会议精神， 1959 年初国家计委作出 1959 年钢产量 2000 万

吨，粮食产量 1.05 万亿斤的庞大计划。但在工作第一线的领导人都感到这个指标太庞大，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请陈云了解一下计划落实情况。陈云主持中央财经小组会议，把自己对这个计划的一些不同看法说了。随后，陈云亲自到计委，说服他们把钢产量降为 1600 万吨，讨论结果降

为 1800 万吨。

1959 年 1 月，新年刚过，毛泽东请陈云和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几位主管财经工作的副总理吃饭，彭德怀出席作陪。席间自然要谈经济问题和工业问题。陈云表示武昌会议确定的 1959 年钢煤粮棉的生产计划难以完成，

并提出： “1959 年钢指标问题，我倾向降到 1600 万吨。”

毛泽东停顿了一下，说：“那就拉倒。甚至于这个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我随时准备修改总路线。”把计划指标的问题与党的社会

主义建设总路线紧紧联系到一起，具体的经济指标变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陈云不便再说什么。当年 7 月 5 日，彭德怀对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谈起这件事的时候，不禁感叹说，有些问题不能很好展开讨论，有的是不便说话，有的是不能说话，有的是不多说话。

月底至 2
月初，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基本的调子还是指标涨而不降，只有少数人，如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等在会上讲了困难，还提到：看来搞经济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这时的空气，就是把不同意见和指标问题与修改总路线的政治问题联到一起。毛泽东在会上说：“完不成指标也不要如丧妣。”当然，也就不能再议指标如何。

那时，一些人对降低指标有抵触，还认为陈云在“大跃进”问题上是“右倾”。陈云在会上也不便再讲指标需要降低的意见。

月 1 日，陈云在会上讲话，介绍了年初调整钢铁计划的情况。他说：1

月初，总理、小平叫摸一下计划，富春 8 号回来， 10 号开始讨论。在钢的问题上，一种认为可能，一种认为困难，我在计委、财经小组发言，都对困难看得多了一些，后跟主席反映过，说 1800 万吨好钢是不是能够完成？恐怕有点问题。

陈三讲了这些话后，就作了自我批评，检讨了一番。

在这种气氛下，北京会议基本上维持了武昌会议的指标，未能作出进一步的调整。

后来，毛泽东说，他此时实际上是希望陈云出来对指标问题讲几句话。1964 年 9 月毛泽东说过：“有时真理是在少数人手里。1959 年 1 月，我建议开会，这是陈云跟我谈了一次话的影响。开了一个星期的会，（指标）仍然不动。我的意思是降低指标。我希望陈云出来讲几句话，谁料他讲的是自我批评。”这虽然表示毛泽东后来对此也不无遗憾，但当时的那种气氛如此严肃，人们主观上又是想把经济搞得更快一些，所以也就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向下走。

在这种气氛下，各部基本上都是站在高指标上要东西，互相将军，谁也下愿把完下成原订指标的责任算到自己帐上，谁也不愿当“促退派”。冶金部门保证自己能完成钢指标，条件是要有煤炭和设备作保证；煤炭部门则说，煤炭产量保证上去，但得保证有足够的电力、机械设备；机械部门也说，设备和采煤机械好说，可以生产得出来，不过得要及时供应必需的钢材。就这么鸡生蛋、蛋生鸡地绕圈子，谁也不说降低指标的话。

为了完成高指标，水、电、原材料、交通运输等等各种矛盾不断累积，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造成的市场紧张，这些问题造成的压力，最后都集中到负责抓综合协调的计委和财经小组，陈云不得不忙于抓配套，抓薄弱环节，尽力纠正“大跃进”的错误。

1959 年 4 月，陈云特地给中央财经小组各成员写了一封信，专门谈市场问题和计划方法问题。

为了缓和当时市场紧张状态，陈云在信中提出了四个办法：第一，粮食要省吃俭用。

针对上一年度的浮夸风，一些地方随意浪费粮食，搞敞开肚皮吃饭的错误做法，陈云指出，去年夏收和秋收后，估产高了，吃用多了。今年以来，城乡销量继续增加（这一年度比上一年度要多销粮食 180 亿斤），库存下降，到处供应紧张。陈云已经看出，1958 年的粮食产量有很大水份，但为了不至

于被看成是“观潮派”、怀疑论，陈云委婉地提出，不管今年粮食增产多少，都必须省吃俭用，控制销量。抓住这一头，十分重要。

在当时一些人陶醉于高估产的假象，以为粮食已经过关、没有问题的时候，陈云严肃的指出：我国粮食问题还没有过关，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粮食现在仍然是稳定市场最重要的物资，一定要做好这一方面的工作。

第二，组织猪、鸡、鸭、蛋、鱼的供应。

由于当时基建规模剧烈膨胀，市场极力紧张，银行情贷已经失拄，出现通货膨胀的苗头，陈云不得不关注回笼货币、稳定市场的问题。陈云认为，城市市场上缺少猪肉鸡鸭等的供应和缺少工业品的供应，情况显然是不同的。改善生活，吃还是第一位。市场上如果缺少 10 亿元猪肉和鸡鸭等商品的

供应，是很难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弥补这个缺口的，即使能拿出 10 亿元工业品

来补缺，也缓和不了市场供应的紧张状况。为什么呢？如果有了 10 亿元的猪、鸡、鸭、蛋、鱼，有一部分做了菜，经过各种加工，合起来就可抵上十四五亿元的商品，现在，烟酒饭铺，差不多都是国营的，这些东西很快就可以成为国家一个很大的货币回笼力量。

陈云分析说，今年市场物资供应和购买力之间的差额约有四五十亿元，如果我们想出办法增加 10 亿元的猪、鸡、鸭、鱼和蛋类的供应，也就是大体上增加 1000 万头猪，2 亿只鸡、鸭，2 亿斤蛋类和几万吨鱼类的供应，在弥补差额上可以起很大作用，便市场紧张状态有所改变。

陈云提出，组织猪、鸡。鸭、蛋、鱼的供应，必须从生产入手，定出有效办法。针对当时人民公社化的大一统局面，陈云主张，发展养猪、养鸡、养鸭，国营、集体、个人三种形式可以同时并行，三条腿走路。而在目前，国营饲养场和人民公社集体饲养的经验还不很多，农户分散喂养可能是最可靠而收效最快的办法。在公社内要很好地安排自日地，保证饲养户得到饲料，还要专门拨出一定数量的饲料粮，同时加强管理工作，认真改善家畜家禽的饲养状况。

陈云建议，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和商业部，在最近期间分别召开猪、鸡、鸭和蔬菜的问题的专业会议，把这一工作认真地抓一下。这样做，即使不能解决今年的问题，但对于改善明年市场供应将会发生作用。

第三，要专门安排一下日用必需品的生产。

公私合营以后，不少小工厂已经被并入了大工厂，一些小商品生产已经受到很大影响。“大跃进”更加剧了这种情况，当时连妇女用的发卡、顶针之类的物品，都居然成了紧俏货，给人民的生活造成很大影响，陈云对这种情况深感不安。

陈云提出，在安排工业生产的时候，应该专门拨出一部分原料和材料，安排日用必需品的生产。原有生产小商品的工厂，如果已经改行，应该让它们“归队”，恢复生产，特别是原有的手工业合作社，由于改变为地方国营工厂或合作工厂，统一安排生产任务，不能单独生产和经营，大量的小商品停止生产了，现在应该组织亡们重操本行。它们名义上可以仍然是地方国营工厂或合作工厂，但在地方工业部门领导下，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以便发挥这些手工业者的积极性，增加手工业品的数量和品种。对

于农村人民公社的原有手工业者，应该通过公社帮助他们解决原料和销路的困难，增加各种农村手工业品的产量。

第四，压缩购买力，认真精减去年多招收的工人。

由于基建规模扩大， 1958 年过多地招收了 1000 多万工人。陈云提出必须认真地加以精减，安置到农村去，以便压缩现有的购买力。今后必须严格控制职工人数。增加城市劳动力的计划，必须由中央和省区市党委掌握。陈云告诫大家，企业增加职工，就要随之增加购买力。在农村增加劳动

力，相应地增加购买力并不可怕，因为同时会增加一些农副产品的供应数量。在城市工业中有两仲情况，一种是正常地增加劳动力，也就是相应在增加商品产量，同购买力的增加可以大体取得平衡。另一种是不正常地过多地增加劳动力，使劳动生产率下降，商品产量不能增加，只有购买力增加，就加重了市场物资供应的压力，对生产和市场都是不利的。

第五，运输紧张，要优先安排供应市场物资所需要的运输力量，特别是要安排好短途运输所需要的劳动力。

陈云提出，当工业和商业都需要运输的时候，各地马车、手推车、木帆船等运输工具，应该尽先安排商业的需要，加强城乡物资交流。工业不要去和农业、商业争短途运输力量。

1958 年高指标，造成国民经济的全面紧张，其弊端尽露无遗。陈云虽然不久前刚受到不公正的批评，但他痛心于国民经济遭受到严重损失，勇敢地重申了综合平衡和短线平衡的计划原则。他提出了编制 1960 年计划的两个方法问题：

第一，拟定 1960 年的工业生产指标，要根据今年年底现有企业已经达到的综合设备能力（包括动力，运输等），作为编制明年计划的出发点，拟出明年生产指标的必成数。另外，根据现有设备的潜力再加上明年基本建设可靠的新增加的生产能力，加以确实计算，拟出明年生产指标的期成数。这样拟定两个生产指标，保存一个幅度，就可以使得明年生产计划既可靠，又积极。

所谓根据现有企业综合设备能力拟定生产指标，这就是说，不仅要计算主要部分的设备能力，还要计算整个企业和行业各个环节的设备能力。比如钢铁工业和生产能力，不仅要计算高炉、平炉、转炉的设备能力，还要计算采矿、炼焦、耐人材料和轧钢的设备能力。不仅要计算本部门内部的设备能力，而且要计算有关配合部门的设备能力，如计算煤炭、电力、运输等部门的设备能力。总之，要加以综合计算。

第二，对于工业中几个薄弱环节，如铜、铝、石油、木材、橡胶这几种物资，在生产和需要之间差额很大，不是短期可以解决的。我们是一个大国，在工业建设中，对这几种必要物资，如果单靠进口来弥补差额，是靠不住的，因为数量太大，难以全部解决。因此，必须在每年编制计划的时候，重视这几种物资的生产，加强这些薄弱环节，使需要和供应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小，逐步求得解决。

陈云的这封信，对“大跃进”中一系列错误提出了有效纠正办法，其出发点就是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可惜，在“大跃进”的热昏中，这些金玉良言都没有能够起到应有作用，还有人坚决反对。

于是，在无视人民生活的情况下，国民经济盲目追随着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跌跌撞撞地前行，终于导致全国 6 亿多人的大饥荒、工农业生产大滑坡。

当时，水电部副部长李锐，从水利建设的实际中碰到的问题出发，曾经写了一封信，反映 2000 万吨钢的指标绝不可能完成，应赶快调整，还提出“宁

肯少些、但要好些”等等意见。这封信交陈云的秘书周太和转陈云看了，陈云是赞同的。当时李富春管计委，对高指标比较积极，周太和让李锐将副本寄给李富春，以免有打小报告的嫌疑。

1959 年 3 月 25 日至 4 月 5 日，为了讨论经济工作、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和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在上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这次会议开始考虑降低钢铁指标和把计划定到可靠基础上的问题。

上海会议之初，胡乔木向毛释东谈了陈云在武昌会议期间不赞成公布1959 年钢煤粮棉四大指标的事。毛泽东在会上鼓励大家学海瑞，勇于直抒己见，说“明朝皇帝搞廷杖，甚至当场打死，但还是有臣下敢进言”。无非五怕：怕撤职、怕开除、怕离婚、怕坐牢、怕杀头。他表扬陈云：“有时真理在一个人手上。”并批评胡乔木：“你不过是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敢不报告。”

月 26
日下午，薄一波报告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安排时，说炼钥设备未能按计划完成，毛泽东就此提出，要削减一些列入计划的基建项目。

在邓小平主持下，这次会议再次调整 1959 年钢铁指标。3 月 28 日，邓小平提出，计划要放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计划中的问题，讲出来好，应该实事求是解决。他还说，想把计划放在 1100 万吨钢材和 1800 万吨钢上。这个意见，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赞成。

在上海会议期间，陈云和彭德怀同住在瑞金二路 5 号，同席进餐，饭后一起散步，交谈过不少问题，而且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比较一致。彭德怀对陈云坚持实事求是，不随声附和而又勇于直言的精神，是很敬佩的。在这次会议期间的交谈中，彭德怀获得了不少的启示。

上海会议当天，周小舟打电话给陈云，请转达两件事给毛泽东：一件事是湖南省委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决定尽可能少减或不减播种面积，因为如果单位面积产量不能如预计增产那么高的话，完成总产量就有危险。二是稻子密植不能大密，省委决定减少密度。

陈云完全赞同周小舟的意见，他立即与谭震林商定，就保持粮食种植面积和合理密植问题发一个通知，由谭震林同农业部办。当天，陈云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把这个情况报告了他。

月 29
日，毛泽东以个人名义给农村六级干部写了一封党内通信，号召要合理密植，对生产情况要说真话。但是，由于没有根本上改变“大跃进” 的指导思想，一些强迫做法也没有改变，毛泽东这个指示发出以后，在一些地方并没有传达到基层，也没有起到很大作用。

根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的计划要留有余地，多谋善断的指示精神，上海会议期间，国家计委反复研究，才提出一个把钢铁指标降到 1650 万吨的方

案，会议通过了。会议调整了 1959 年指标。钢 2000 万吨降到 1800 万吨，其

中好钢 1650 万吨，原煤仍力 3.8 亿吨，其他一些主要工业产品指标也相应做

了变动。但粮棉产量仍维持原来的高指标。在会议讨论中，对 1959 年计划意

见仍然不统一，有三种不同意见，有少数人认为 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已经公布出去了，只要鼓足干劲，还是可以完成的，不赞成修改指标；多数人的意见是，根据 1958 年情况看，过高指标是难以完成的，如硬要去完成，则在经济上以至在政治上会造成很大损失，同意修改指标；还有少数认为，钢产量指标即使降到 1650 万吨也是完下成的，应当再修改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