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两白一黑”，打垮投机分子，稳定全国物价

上海财经会议结束以后，陈云继续在上海逗留了 10 天左右，一方面根据中央的指示，邀请上海工商界代表人物座谈财经问题，另一方面继续对上海经济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通过反复调查和研究，对于解决上海经济问题和稳定全国物价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也更有把握了。

他认为，当时解决上海问题和稳定全国物价的关键是抓住“两白一黑”

（即大米、纱布、煤炭），因为这三样东西是城市的命根子，是不能一时或缺的。也正因为如此，这些也往往是投机分子和游资冲击的主要对象。由于煤炭相对来说难以搬运和保存，只要我们能保证运输，问题不是很大，因此， “两白一黑”中的关键又是大米和纱布。对此，陈云明确指出：粮食和纱布，一个是吃，一个是穿，“是市场的主要物资，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纱布。”

在对上海经济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之后，8 月 25 日，陈云离开上海返回北京。9 月 2 日，就上海财经会议的情况向中央进行了详细的汇报。中央基本上同意了上海财经会议确定的解决上海经济问题和稳定全国物价的措施。毛泽东还就陈云在上海与资本家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一事进行了表扬。上海财经会议对形势的分析是准确的，制定的措施也是对症下药的，但

关键是落实，再好的措施如得不到落实也无济干事。为此，在得到中央的认可后，陈云即开始全力组织实施上海会议确定的各项措施。

当时，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是要加强中财委自身的建设。中财委虽然成立近两个月了，但由于人员缺乏，各个机构都不健全。上海会议上，陈云提出，要抽调一流人才，把各地财委建成领导经济工作的司令部，中财委必须首先做出榜样。而且，中财委的机构如不健全，对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和指挥将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回到北京后，陈云首先抓的就是这一向题。

9、10 两个月，在不到 20 天的时间内，陈云前后两次致电中央，希望中央调大批干部到中财委分配工作。

在向中央要求抽调干部的同时，陈云也在工商界和社会上广泛搜罗懂经济的专业人才。经济界和社会上一些知名的人士，如马寅初、章乃器、孙晓村、钱昌照等都被吸收进了中财委，原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孙越崎在香港组织资源委员会国外贸易事务部的员工起义后，还未到北京

（途中）即被任命为中财委计划局副局长。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中财委作为一个统率全国经济工作的司令部，到10 月份已初具规模。人员由原来的 60 多人扩大到 300 多人，机构也陆续建立起来。除行政处、秘书处外，成立了：

（一）计划局，下设财政、金融、贸易、工业、交通、农业、供应 7 个

组共有干部 70 多人。组长是宋绍文，组员中有曹菊如、钱之光、张国坚、沈鸿等干将。

（二）统计组，有干部 70 多人，组长为狄超白。有从上海、南京等地吸

收的旧职员及大学教授 12 人，此外，还有一些青年学生。

（三）人事局，有干部 2 人，科员 5 人。

（四）合作事业指导局，有干部 40 多人，局长孟用潜。

（五）私营企业管理局，有科员干事 7 人。

（六）劳动局，有干部 10 人。

另外，原华北财政部、企业部（改为重工业部）、工商部（改为商业部）、交通部、农业部、水利委员会、人民银行总行、军委铁道部、电讯总局等也都划归中时委领导。

在抓紧中财委自身建设的同时，为了延长中财委的工作手臂，陈云还组建了一些归中财委直接领导的外围组织：

（一）建立了全国性的花纱布公司。同时，将中纺公司划归纺织工业部统一领导。

（二）建立全国性的土产公司，负责推销各地特产。

（三）将华北贸易总公司改组为 11 个专业公司，其中以内地调剂为主的

有粮食、花纱布、百货、煤铁、盐业 5 个公司，以出口为主的有猪鬃、土产、

皮毛、油脂、蛋品 5 个公司，还暂设 1 个进口公司。各专业公司均按经济区划与交通要道在中小城市设立分支公司，实行垂直领导，资金和干部统一调度。

与加强组织建设的同时，上海会议确定的各项措施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公粮和税收工作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由于抓紧了新解放的乡村的征粮工作，关内各地的征粮任务，年内估计可以完成 193 亿斤，税收经过整顿，也

发现“大有文章可做”。如上海的税收每月原仅 45 亿元，经过研究发现可以

增至 160 亿元，后经过整顿，每月收到了 268 亿元。

发行公债的工作也基本准备就绪。经与各地协商，华东、华中等地都赞成发行，第一期公债准备在 1950 年 1 月份开始发行。

全国重要物资的调拨工作也在中财委的主持下开始进行，为了保证各地物资的运输，陈云指示各地，高度重视铁路的修复和调度，并指示上海加紧制造机帆船，以弥补铁路运输的不足。

这期间，为统筹调剂关内各区棉花，保证纺织厂的棉花供应，陈云还指示中财委于 9 月 24 日主持召开了全国棉花收购和调配会议。这次棉花会议，对全国各地当年的棉花种植面积、年成、收获量，各地区公私纱厂纱锭数、粗细锭子的比例、全年需棉量、群众自用及手工纺织全年需棉量，各地区今年收购棉花的具体计划及布置情况。现有收花机构之组织状况及干部数量，私人棉商及小贩收棉花的活动情况，各地区棉纱棉布全年需要量等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分析和研究。

粮食和纱布的市场情况固然决定于我们掌握这些东西的多少，但更主要的决定于这些东西的生产情况。因此，陈云在抓紧收购和调配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农业生产。9 月 22 日，他和薄一波联名致电中央，建议大量生产农用水车，扩大水浇地面积。并提出，在 1950 年要确实把生产运动作为全党全年

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任务，充分发挥 1949 年利用城市工业与科学技术援助农村生产的经验，争取把农业生产提高到战前水平。

上海会议后，9、10 两个月，全国物价相对比较平稳。但是，这种平稳只是暂时的。在平稳的背后，一场大的经济风暴正在酝酿着。这期间，陈云每天都要看各地发来的关于市场和物价问题的电报，计算着货币发行量与物价的关系。10 月初，他已隐隐预感到一场大的经济风暴将要到来。

10 月 3 日，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目前财政赤字仍然很大，且须收

购大量物资（主要是棉花），必须继续增发货币，从去年底到今年 8 月底关

内货币发行额已经从 185 亿增加到 4851 亿，增加了 25 倍，在这一时期物价

已上涨了 15 倍，估计 8 至 12 月的财政赤字为 6700 亿，收购棉花等物资约需

4000 亿，合计共需 1 万亿，除 8 月份已发行的 2000 亿外，还需要发行 8000

亿，即在 4 个月内发行数额尚须增加两倍，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停止物价上涨是不可能的。估计物价仍将继续上涨，且有发生“剧烈跳跃之可能”。事实果然不出陈云所料，自 10 月 15 日，沪津先导，华中、西北跟进，

全国币值大跌，物价猛涨。不出 1 个月，物价平均指数：京津涨 1.8 倍，上

海涨 1.5 倍，华中、西北亦大致相同。

这次物价上涨，一方面是由于钞票发行过多，但更主要的是投机资本在兴风作浪。实际上是解放以来资本家跟我们的又一次较量。较量的主战场仍然是上海，这次的主要物资则是纱布。由于投机分子集中攻击纱布，上海的棉纱价格在不到 1 个月的时间内上涨了 3.8 倍，棉布上涨了 3.5 倍。棉纱和棉布价格的上涨也导致了其他商品价格的上涨。

上海的工商业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浓厚的投机性。在长期恶性通货膨胀影响下，有所谓“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投机”之说。过去，国民党官僚资本是投机活动的主力，银行钱庄直接参与投机，不少民族工商业也不同程度地卷入了投机漩涡。解放前夕，上海 200 多家私营银行、钱庄大都从事金银外币、证券股票等的投机买卖，许多商业行号投机活动极为严重。1949 年与 1937 年比较，棉纱字号从 60 家发展至 560

家，棉布字号从 210 家发展到 2231 家，糖行则从 82 家增力 644 家。这些商业机构都是靠着投机活动而发展起来的，他们多数以买空卖空或围积商品为主。产业资本家也普遍囤积原材料和制成品，有的还抛售空头栈单或抢购业外商品。有些“工厂”挂着空头招牌进行各种投机活动。如卷烟厂从 1937

年的 23 家发展到 1948 年的 113 家，其中有的卷烟厂既无设备，又无厂房，只有一间写字间，大搞投机勾当。此外，当时上海专以“踢皮球”为生的就有 20 多万人。解放前夕，上海的投机活动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解放后，我们依靠政治力量平息了 6 月银元风潮，资本家和投机势力都不服气，这次看准了上海纱布行情，企图以纱布为突破口，掀起物价涨凤，以便混水摸鱼。

尽管我们对这次物价涨风早有预料，但全国范围内物价如此剧烈的波动，也的确令人吃惊。

物价涨风起来之后，陈云首先对形势进行了分析：在上海，主要是由于纱布短缺，引起了投机势力的囤积，而当时，华北受灾，棉产区粮食很贵，北方的投机势力很可能集中冲击粮食，到那时，我们将不得不在两个战场上同时作战：为了避免两面受敌，陈云准备首先抓住粮食，稳定北方地区。

月 20
日，陈云急电东北，要求紧急调拨一批粮食支持华北市场。为求万无一失，陈云又命令曹菊如赶往东北，并要他坐镇沈阳，保证东北每天发一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由北京市在天坛打席囤存粮，必须每天增加存粮席囤，要让粮贩子看到，国家手上有粮食，在粮食方面无隙可乘。

这一招果然奏效。北京、天津的粮贩子看到东北的粮食源源不断地送往北京，未敢轻举妄动。

这边腾出手来之后，陈云即开始全力对付上海的投机势力。

月 13 日，陈云为中财委起草致各地指示电，电报分析了物价涨势，
指出：目前稳住物价已有可能，各地均应以全力稳住。为了稳住物价，电报中陈云连续发出了 12 道指令：

（一）以沪津两地 7 月底物价平均指数为标准，力求只涨 2 倍或 2.2 倍。

（二）东北自 11 月 15 日至 30 日，须每日运粮 1000 万至 1200 万斤入关，以应付京津需要。东北及京津贸易公司须全力保证装卸车，铁道部则应保证空车回拨。

（三）为保证汉口及湘粤纱布供应，派钱之光先到上海，后去汉口，适当调整两地纱布存量，以便行动。同时催促华中棉花东运。

（四）由西北财委派员将陇海路沿线积存之纱布，尽速运到西（五）财政部须自 11 月 16 日至 30 日于德石路北及平原省，拨交贸易部 2.1 亿斤公粮，以应付棉产区粮食销售。

（六）人民银行总行及各主要分行自电到日起，除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认为特殊需要而批准者外，其他贷款一律暂停。在此期内，应按约收回贷款。何时解禁，听候命令。

（七）各大城市应将几种能起收缩银根作用之税收，于 11 月 25 日左右开征。

（八）工矿投资及收购资金，除中财委认可者外，由各大区财委负责，自此电到达日起一律暂停支付。

（九）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对各地军费（除去仓库建筑等）应全部拨付，不得扣压。但请当地党政军当局叮瞩部队后勤负责同志，不得投入商业活动。

（十）地方经费中，凡属可以迟发半月或 20 天者，均应延缓半月或 20 天。

（十一）目前各地贸易公司，除必须应付门售者外，暂时不宜将主要物资大量抛售，应从各方调集主要物资于主要地点，并力争于 11 月 25 日（至

迟 30 日）完成；预定 11 月底 12 月初于全国各主要城市一齐抛售。为了解各地准备情况及避免抛售中此起彼落，各地需将准备情况报告中财委，以便大体上统一行动日期。

为了有力地打击投机势力，让投机分子把囤积的棉纱，怎么吃进去的再怎么吐出来，陈云在第 12 道指令中特地指出，对于投机商人，应在此次行动中给以适当教训。为此：（甲）目前抢购风盛时，我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资。（乙）等到收缩银根、物价平衡，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

电报起草完后，当晚即上报中央。周恩来阅毕，在电报上批示：“如主席未睡，请即送阅。如睡，望先发，发后送阅。”

毛主席历来有晚上工作的习惯，何况此时，“军”情紧急，如何睡得着。电报送到毛主席处，毛主席当即批示：“即刻发，发后再送刘、朱。”

于是，电报迅速发往各地。一场全国范围内稳定物价，打击投机势力的战斗拉开了帷幕。此时，投机分子还蒙在鼓里，得意忘形。

11 月 16 日，陈云再次电示各地，要求：

（一）以后各地物价报告，特别猛涨时期，均须指明我之抛售价（官价）与市场价（黑价），并估计在成交额中两者之比例。沪津两地必须这样做，以便华北各地和华中、华南以及将来西南在掌握当地价格上较有把握。

（二）各地在计算物价平均指数时，必须估计到当地若干种物资有余或不足，又须估计到沪津等地若干种物资价格的涨落对本地同一物资价格影响的有无与大小（例如沪纱布对汉口纱布影响大，大米则影响小），以便各自规定既适合于全国又适合于当地的价格。

（三）估计沪汉也可能出现如 12、13 两日京津市场一度极乱的情况，但也可能不及京津之乱。如出现市场大乱的情况，只要我们确已紧缩货币发行，物价指数已涨达两倍则不必恐慌。那时，粮、油、盐等照正常门售量售出是需要的，但过多的抛售则不必要。

（四）两日来，京津我贸易公司已卖不掉粮，粮价在回跌中。只要沪汉两地也出现这种情况，此次涨风即告一段落。估计各地紧缩通货及沪汉纱布涨足之后，在 11 月 25 日前即可全国稳住。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为稳当

起见，各地仍照 11 月 13 日电全力准备物资，勿稍松弛。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准备，大量物资集结完毕，我们手中掌握了充足的纱布，与投机势力进行较量的时机成熟了。

11 月 25 日，陈云命令全国采取统一步骤，在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沈阳、西安等大城市大量抛售纱布。

开市时，上海等地的资本家和投机势力一看有纱布售出，即拿出全部寸头争相购入，甚至不惜借高利贷。当时，上海的借贷甚至出现了以日计息的现象，上海人称为“日拆”，这在上海、全国甚至全世界都是罕见的。投机家们有自己的小算盘，根据他们过去的经验，纱布价格一天之内涨好几次，吃进纱布以后，当天转手，不但可以应付日拆，还可以获高利。

然而，这次他们却打错了算盘，上海等地的国营花沙布公司，源源不断地抛售纱布，而且一边抛售，一边降低牌价，投机讲究的是买涨不买落，投机者眼见得国营公司的纱布源源不断地售出，而且价格不断降低，知道大事不妙，也开始赶紧抛售自己手中的纱布，但他们抛得起多，市场行情跌得越快，上海的纱布价格，一天之内下降了一半。投机分子叫苦不迭。

而这时，我们则几路进兵，穷迫不舍。

首先，我们规定，所有国营企业的钱一律存入银行，不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企业贷款。

其次，规定私营工厂不准关门，而且要照发工人工资。

第三，加紧征税，还规定税金不能迟交，迟交一天，就得罚税金额的 3

％。

有人跟陈云说，这些招是不是太狠了，陈云说：不狠，不这样，就天下大乱。

这样一来，资本家和投机分子，“两面挨光”，再也受不住了。不得不要求我们出面，买回他们吃进的棉纱。我们则乘机以极低的价格买进了大量棉纱。

陈云指挥的这场战斗，干净、利索，使投机分子受到了严厉的打击。有些资本家血本无归，应付不了日拆，跳楼自杀，有的卷起铺盖逃往香港。上海和全国的物价迅速稳定下来。

事后，上海一位有名的资本家（过去说共产党经济打 0 分）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在经济工作方面有奇才。他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 “给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

10 月涨风平息下来以后，陈云并未掉以轻心，他预料投机分子这次受到严厉打击之后，绝不会就此罢休，肯定还要进行反扑。他们这次在纱布上跌了跟头，短时间内不敢再在纱布问题上做文章，但很可能在粮食问题上大作文章，当时，上海的存粮只有八、九千万斤，防守力量非常脆弱，各大城市

也都面临粮荒。因此，11 月底，物价渐趋平稳之后，陈云即开始筹划在粮食问题上与资产阶级和投机分子的较量。

12 月 12 日，中财委召开了全国城市供应会议，陈云在会上讲话，并对

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度粮食的工作作了具体部署。会后不久，四川即征集了 4 亿斤大米支援上海。

1g50 年 1 月 11 日，陈云就解决川粮济沪问题致电饶漱石、曾山，指出：

四川的 4 亿斤大米 2 月初即可启运，务请抽调大批干部去川运粮。

同时，他又致电邓子恢、东北财委并曾山，说上海存粮仅八九千万斤，要求华中、东北短期内运粮济沪以应急。

l 月 22 日，他在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解决上海等大城市的粮食供应的办法，除先调沪宁、沪杭两线公粮，同时抓紧华中、四川、东北向上海运粮外，应准备向国外增购 4 亿斤大米。

为了确保在粮食问题的较量上万无一失，陈云对东北和四川这两个坚强的后盾特别关注。

1 月 23 日，他再次致电东北方面，指出：本月上海米价猛涨，估计春荒难关过不去。华中、四川调给上海的公粮，或因山地集中不易，或因船运量小，何时与能否调到，实在把握不大。由于米价贵，进口的外米能否很快运来，亦属疑问。希望东北再收买一批大米或稻子。

1 月 26 日，他又致电中南财委并转中南交通会议，要求他们设法组织公私船只接运由重庆到宜昌的大米，并运到上海。指出：此一任务，关系到全国物价计划及上海供应问题，必须解决。

经过两个月的准备，我们在上海周围完成了三道防线的布置，即，第一道，杭嘉湖、苏锡常一线；第二道，江苏、浙江、安徽急速运粮；第三道，由东北、华中、四川组织抢运。这几道防线合在一起，我们掌握的周转粮大约有 10 几亿斤，足够上海周转一年半。北京、天津、武汉等大城市的粮食也得到了大量的补充。

事实证明陈云的预料是准确的。上海等地的资本家和投机势力，在经历了两次打击之后，仍然不服气，还想寻找机会与我们较量。1950 年春节前后，他们又看准了粮食市场，希望在粮食问题上大做文章。

上海粮食市场上，历来有春节后“红盘”（指正月初五开市）看涨的老规律。加上投机商看准了我们粮食准备“不足”，因此，他们以为这次一定可以在粮食上大捞一把，以出前两次被整的晦气。

于是，春节前夕，投机商们开始向粮食进军。他们千方百计大量囤积粮食，市场能买到多少大米他们就买下多少，如同疯狂的赌徒一样，把他们所能调动的头寸都押在这个赌注上，以为肯定利市百倍，等待暴利像黄浦江水一样向自己家里流来。奸商们扒进粮食一直到 1949 年农历年三十的晚上，然后，烧香拜神，等待明年年初五财神爷上门。

正月初五到了，粮食市场上“红盘”开出，出乎投机商意料的是，粮食价格不但没有上涨，反而连续下跌。在陈云和中财委的统一部署下，上海广泛开设国营粮店，并连续抛售了两亿多斤大米。逼得投机商不得不在亏本的情况下把囤积的大米全部吐了出来，资本家和投机分子搞不懂，共产党从哪里弄来了这么多大米，但有一点他们算是认清了：共产党在经济上是有办法的。

经过这几个回合的斗争，资产阶级和投机分子认栽并彻底服输了，再也

不敢在市场上兴风作浪。加上我们采取的其他措施，持续了十几年的如脱缰野马之势的通货膨胀终于被制服了。到 1950 年，全国的物价基本上稳定了下来。

稳定物价的战斗结束以后，毛泽东对此进行了高度的评价，指出：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毛泽东还极力称道陈云的理财能力，他借用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称陈云这种理财能力为“能”。

国外经济学界的一些人士，对陈云指挥的这场稳定物价的战斗也很是佩服，认为在短时间内使如此剧烈的通货膨胀得到控制，简直是经济上的奇迹。事隔几十年后，他们对此仍有深刻的印象。据说，前些年，我国的一个代表团到西方国家访问，希望在治理通货膨胀方面取经。西方经济界人士当即指出：这方面我们应该向你们取经，你们在这方面是最有经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