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饶野心的膨胀

财经会议风波，实际上是高岗、饶漱石试图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一场阴谋。因此，要真正理解这场风波的实质，还必须从高、饶个人野心的膨胀说起。

实事求是他说，高岗和饶漱石在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做过一些工作，有一定的功绩。但是，他们的个人主义思想没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得到改造

（高岗在陕北搞游击战争时，就曾因乱搞女人等丑恶行为差点被刘志丹枪毙，他的这些恶习后来一直没有得到改正）。因此，随着革命斗争的胜利，以及他们在党内地位的日益提高，他们的个人野心也开始急剧膨胀，以至最后走上了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的道路。

高岗此人的确“聪明”过人，他的这股“聪明”劲在解放战争中就曾有过出色的表演。据回忆，东北解放战争中，他在指挥部队作战时，从来不但其他人那样急着追击敌人、抓俘虏，而是首先抢占仓库，这样不但可以在战后报功时说明他缴获的东西多，而且还可以从中捞到很多实惠。

解放后，高岗仍然不断施展他的“小聪明”。他任东北局书记时，特别注意探听中央的意图，一旦得知中央将有什么举动，即在东北先行一步。这样就给人造成一种假象，似乎高岗这个人很有眼光，处处都走在全国的前头，甚至走在中央的前头。高岗的这种手段在当时也的确蒙蔽了不少人，连毛泽东对他都非常赏识、器重。因此，他在东北的一些错误未能及时被发现（他在东北大搞宗派主义、排挤林枫等领导干部。这些是高、饶东窗事发以后才被揭发出来的）。而高岗也为自己的这种“成功”感到欣欣然。飘飘然，真的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无人能及，个人野心也随之迅速膨胀。

1952 年下半年，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将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及一批工作人员调到北京，并调整、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部分机构。这年 8 月以后，邓小平先由西南局来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高岗、饶漱石和邓子恢、习仲勋等也陆续从东北局、华东局、中南局、西北局来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

高岗来京之前已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这时中央又安排他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国家计委在当时有“经济内阁”之称，地位与政务院几乎不相上下。应当说当时高岗是很受器重的，权力、地位甚为显赫，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但是，高岗权欲熏心，对这样的安排仍不满足，还想攫到更高的权力。

1953 年初，毛泽东认为政府工作中存在分散主义现象，根据他的意见，中央先后作出了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关于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并撤销了政务院党组干事会，规定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直接受党中央领导，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经中央讨论决定、批准后方能执行。对政务院各口的工作，中央也重新作出分工：外交工作。由周总理负责；计划工作和 8 个工业部的工作，由高岗、李富春、贾拓夫负责；政法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由陈云、薄一波、曾山、叶季壮负责；铁路、交通、邮电工作，由邓小平负责；农林、水利、互助合作工作，由邓子恢负责；劳

动工资工作，由饶漱石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

这是中央为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但是高岗竟错误地认为，这是毛泽东对周总理的不信任，是削弱周总理对政府工作领导权的步骤。他以为自己的权势在日益扩大，地位在不断提高，有可能担任更高的职务，于是更加妄自尊大，目空一切。

高岗是如何盘算的呢？他心里明白，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而此时，在他之上，在毛泽东之下的只有两个人，那就是周恩来和刘少奇。因此，他把周恩来和刘少奇看作是自己攫取更高权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周恩来办事机敏，处世谨慎，高岗难以抓到什么把柄，因此，他就把刘少奇当作主要打击对象。

高岗对少奇同志的怀恨和反对也是由来已久。1949 年少奇同志曾批评过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犯了“左”的错误，那时高岗即怀恨在心，以后就对少奇同志不择手段地进行报复和攻击，他甚至公然在当时担任东北铁路系统的苏联总顾问科瓦廖夫面前中伤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科瓦廖夫随即写信告诉了斯大林。

进京以后，他更是有预谋地把少奇同志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搜集起来，并整理成系统的材料，进行传播。夸大其词地说刘少奇自七大以来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后来，他发觉毛泽东在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上，与刘少奇有不同的看法，心中暗喜，以为刘少奇今后将不再受中央的信任，其威信和地位将发生动摇。于是，就授意别人写文章，以他的名义公开发表，借以抬高自己，打击别人。他写的《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一文，把刘少奇阐述过的关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观点、关于农村互助合作的观点、关于富农党员的处理问题的观点等（这些观点大都与毛泽东的看法下一致），一概当作所谓“党内的右倾思想”而加以批判。

高岗还经常在他的住地，利用请客、组织舞会等活动散布流言，中伤刘少奇。从苏联访问回来后，他还向人散布说，斯大林不喜欢刘少奇，也不重视周恩来，而最赏识他。

尽管高岗的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刘少奇的形象，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于是，他开始策划对刘少奇进行集中的打击。1953 年初，毛泽东对新税制的严厉批评，使高岗感到浑水摸鱼的时机到来了，因此，他急不可耐地跳出来，要“挖刘少奇的老底”。

饶漱石给人的印象是非常谨慎（他的夫人说他是胆小如鼠），有时连一句话都说不完整。有的人对他的评价是“很有原则性”。刘少奇有一个时期也曾对他非常信任。其实，饶漱石也是一个玩弄权术的行家。 40 年代整风时期，他就在华中制造事端，打击陈毅，试图把陈毅挤走。他的这一企图果然成功了。后来，陈毅被迫去了延安。刘少奇离开华中后，就由他接任了华中局的书记。

与高岗一样，饶漱石也有着极强的权力欲。他对权力的态度是能捞就捞，能抢就抢，决不“谦让”。建国后，他的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就是这样抢来的。

1949 年 10 月以后，各大区的军政委员会主席，都是由各大军区的司令员担任的，毛泽东西次说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由陈毅担任，陈毅觉得自己是大军区的司令员又是上海市市长，够忙了，推辞说让饶漱石当。毛泽东吩咐

让华东局讨论，饶漱石得知此事后对陈毅说，你不担任我担任。根本没有提到华东局会议上讨论，就用华东局名义报中央以他为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到北京，毛泽东问及此事，饶漱石撒谎说：华东局几个同志都不同意陈毅担任，只好由我来担任。这样才骗取了毛泽东的批准。

饶漱石有一套做官和做人的秘诀，即所谓“先小人，后君子”，他所说的“先小人，后君子”与一般的解释不同，他所说的“先小人”就是对有不同意见的人要找个机会给他以狠狠的打击，从而“制服”他；所谓“后君子” 就是把已经“制服”了的人拉拢过来为己所用，委以重任。仅从这点上也可以看出，饶确实是一个玩弄权术的人物。

由于权力欲极强，又心术不正，饶漱石常常疑神疑鬼。1952 年初，由于他身体不好；中央决定让他到北京休养，这实际上是中央对他的关心，但他却以为中央对他的工作不满，让他到北京是调虎离山。因此，到北京后他显得心事重重，惶惶不安。最后，甚至发展到在毛泽东面前装疯，一定要毛泽东说出是不是对他工作不满。直到毛泽东说出，让他到北京只是为了他休养方便，没有别的意思，如果他想回华东，随时都可以回去。他这才放下心来。饶漱石在华东可谓权倾一时，但正式调到北京工作以后，无论从资历还是从工作能力上讲，他都排不上号。因此，到北京以后，他感到非常着急，也非常孤单。而这时高岗正炙手可热，凭自己的敏感，饶漱石认为，高岗的地位将会不断上升。在自己的“前进”道路上有这么一个人做靠山，将是非常有利的。而此时，高岗也正在寻找合作伙伴，这样，高、饶为了“共同的利益”，很自然地走到一起来了。于是也就有了高、饶联手大闹财经会议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