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钢匆促上马，进也难，退也难。陈云亲自调查，思之再三才拍板：干到底

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以后，着手纠正 1978 年经济工作发生的冒进错误，决定全面调整比例失调相当严重的国民经济，把理顺各种比例关系作为经济健康发展的首要条件。这一次调整，是步伐的调整，压缩基建规模仍是突出问题。为此，只压缩一些小项目不能解决问题，必须涉及当时引进的一些重点大项目，如宝钢，4 个石油化工的 30 万吨乙烯工程等。

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个新情况，是外资大量涌入。能否处理好这个问题，对调整和对外开放都有重要意义。

由于外资大量涌入是建国以来所没有经历过的新情况，很多人被这股洋风吹得头脑有点不清醒。出国考察的人回来吹风，上面也往下吹风，要引进多少亿，要加快速度。无非一个是借款要多，一个是提出别的国家八年、十年能上去，我们可不可以再快一点。

1978 年 7 月 6 日至 9 月 9 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研究加快四化建设的问题。

7 月 31 日，陈云看了会议重要发言，向主持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和谷牧建议，务虚会多开几天，专门听听反对的意见，可能有些人有不同意见。可是当时很多人都一味想快，在当时气氛下，有不同意见的人不大好讲话，务虚会上很少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会议最后决定放手利用外国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宝钢等一批项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匆忙决定上马的。

但是，由于没有考虑到国内资金、技术和设备的配套能力，使得这次大规模引进浪潮的效益很不理想。

受中央委托，陈云亲自抓了宝钢问题。

1977 年 11 月，日本新日钢铁公司董事长、日本现代钢铁业的创始人，有日本“钢铁帝王”之称的稻山嘉宽先生来华访问。

稻山先生很早就同新中国有着贸易往来。1958 年 2 月，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他就同中国方面签订了一个为期 5 年的钢铁贸易协定，双方出口总额各为一亿英镑。这个协议在当时是一宗大规模交易，对日本和国际上都有很大影响。为此稻山嘉宽曾来华访问，周恩来总理还曾亲自接见他。

这次他来华访问时，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他探讨了由他协助在中国沿海地区建造大型钢厂的设想——这就是创建上海宝山钢铁厂的最初动议。双方几经协商，达成了近 20 亿美元的合同意向。国内有关部门概算的总投资是

200 亿元人民币。以当时全国人口计，平均每人要为宝钢分摊 20 元。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超级引进项目。

1978 年 10 月邓小平访问日本时，在稻山嘉宽陪同下，参观了新日钢铁公司君津钢铁厂，进一步落实这一合作项目。

参观中，邓小平表示希望日本方面帮助搞的钢铁厂能比现代化的君津钢铁厂更好，稻山同意了。对邓小平关心的投资额问题，稻山主要从他在日本建厂的经验出发，估算为每吨 10 万日元。实际上稻山的估算对于中国来说偏低了。在日本，新建一个钢铁厂一般不需要再配套建设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而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后来在建设过程中，投资远远超出了稻山的估计，中方感到资金负担太重。 1979 年 4 月以后中国开始调整经济，邓小平为此对稻山说：“宝钢由于调整会拖延一段的，我说过用现金支付欠款的，但现在看来做不到了。”稻山说：“就让宝钢采取日中长期贸易协定的那种延期

付款方式吧。”对于这件事，稻山一直非常内疚，觉得自己作为该项目日方负责人，不应该轻率地作出这种估计，以致给中国造成了一系列困难。

1978 年 12 月 22 日，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和新日钢铁公司在上海签订了关于订购上海宝山钢铁总厂成套设备的总协议书。12 月 23 日，宝山钢铁总厂正式开工建设，预定分两期、用 7 年时间建成。

宝钢投资规模巨大，对国民经济全局影响甚巨。而且，很多当初没有全面考虑的问题，开工后都暴露出来。公路等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建钢铁厂需要新建配套；华东电力、用水本来就紧张，再加上一个宝钢就更困难；上海地质条件也是个问题，光打地基就要花不少钱，有人形容是用钞票一寸一寸垒起来的，等等。人们议论纷纷。

显然，宝钢问题，是关系调整能否真正落实的关键。陈云对此非常重视，决心亲自处理这个问题。

陈云从 1979 年 4 月底 5 月初开始着手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那时，宝钢建设已经上马，而国内又议论纷纷，处于“骑虎难下”状况。

宝钢建设，已经同外商订了合同，日本方面行动很迅速，按照协定准备了材料，组织生产，大批引进设备源源不断地运抵中国。由于风闻中国即将全面开始经济调整，外国厂商担心影响自己的利益，更是加速向中国抢运设备，货物已按协议交付，中国方面就不好说不收、不建了。已经订了合同，如果不履约，外商是要索赔的。那样的损失相当大，也严重影响中国的国际声望和信誉，对进一步的对外开放十分不利。

在国内，宝钢从 1978 年破土动工以来，建设工程已全面展开，高炉、焦炉、转炉和电站等主体工程基础桩都已打完，现场施工队伍已经集结了四五万人，一下子也难以停顿下来。

但是，如果宝钢照原计划建设，调整方针就会落空，进口设备要占用大量外汇，还需要有相应的国内配套设备和材料、资金，大体上是一美元需要一元人民币的物资和资金来配套，根据当时的财力物力，无论如何是配不起的。

当时意见很不一致。有的说要全部下马，有的说可以部分下马，还有说下马损失太多受不了。有的说已经进口的设备先放起来，形势好转了再说，有的却说与其保存在仓库里，倒不如把它安装起来，哪怕不能开工也行。众说纷坛，谁都占理。这个决心不好下。

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讲，他不反对借外债，建设新工厂，买外国新设备，但必须循序渐进。现在调整重担落在他的肩上，他就把这个意见具体贯彻到经济建设中。

1979 年 3 月 21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云发表讲话，对当时冶金部提出的大规模引进设想提出异议，并说，共产党员谁不想多搞一点钢？过去似乎我是专门主张少搞钢的，而且似乎愈少愈好。哪有这样的事！我是共产党员，也希望多搞一点钢，问题是搞得到搞不到。可以向外国借款，中央下这个决心很对，但是一下子借那么多，办不到。有些同志只看到外国的情况，没有看到本国的实际。我们的工业基础不如他们，技术力量不如他们。有的国家和地区发展快，有美国的特殊照顾。只看到可以借款，只看到别的国家发展快，没有看到本国的情况，这是缺点。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

陈云看了宝钢上马的一些材料，又把宝钢建设规划与鞍山钢铁公司的情

况做了一些对比，有了一个初步的想法：宝钢工程的一、二期建设，可以适当拉开间距。

陈云认为，鞍钢 1901 年开始建设，日本人搞了 40 多年，建国后搞了 30

多年，前后 70 年，才搞到 600 万吨；宝钢同鞍钢规模相当，用 7 年时间建成，虽说有几十年建设经验，毕竟有些工作还有困难，这是大事，不能含糊。

他还担心，匆匆忙忙搞突击，一些问题来不及处理，积累下来，等完工了，出不来钢铁，那就不好办。对外国设备，陈云并不迷信，他认为，外国设备也是有问题的，要注意。

在一段时间里，建设周期问题是陈云考虑的主要问题。

5 月 9 日，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冶金部、外贸部、一机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宝钢建设问题向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和国务院提交报告，主张：主体设备引进，当然也买技术和专利，但为了增加国内自制设备的能力，将 3 套轧机改为同外商合作制造。二号高炉及三、四号焦炉等大大增加国内分交的比重。把原计划 1981 年底建成一号高炉系统、1983 年底全部建成的进度，予以调整、推迟，不要操之过急。

5 月 11 日，陈云看了这个文件，对其中的建议作了认真的思考。

其后不久，陈云要薄一彼代表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召集多年搞财经工作特别是冶金工作的七八个人开了两次会议，这些人是姚依林、薄一波、王鹤寿、吕东、沈鸿、柴树藩等。他们经过讨论，也赞成陈云的意见，认为可以把建设周期拉得长一些。另一方面，主张立足国内，多分交一些设备，锻炼自己的机械制造能力，只进口关键设备，以便发展国内机械工业。

陈云很重视这个意见，觉得有道理。

不久，中央经过讨论，下了决心，要把宝钢工程搞到底。如何把这项国内外瞩目的重大工程安排好，而又不影响到调整方针的贯彻，成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月 31
日，陈云为了取得第一手的资料，亲自赴上海，进行调查研究。到上海后，陈云对前一段考虑的结果进行了反复思考，又有了新的想法。他觉得，立足国内，当然符合自力更生的建设方向，但是搞大型现代化

钢铁企业，国内实在缺少必要的经验，冶金部、一机部的能力令人担心。国内机械制造能力，集中力量搞一些项目，有过成功经验，但宝钢关系太大，不能拿来练兵，还是立足国外比较保险。技术资料也要全套买下来。

月 1
日，陈云与上海和宝钢方面的负责人谈话时，提出了这个想法。他们也主张设备全部进口。

在上海，陈云多方征求对宝钢建设的意见，并摆出自己的想法，鼓励大家提出各自的见解。他在上海召集上海钢铁一厂、三厂、五厂和冶金局的人士座谈对宝钢建设的意见，他们表示对这些情况了解不多，陈云就要求有关部门多通气，多听取他们的意见，不要过于强调保密问题，不让别人接触。 6 月 6 日，陈云结束在上海的调查，回到北京。从全盘考虑，他最终决

定还是按有关部门的意见，设备要进口，也要有一部分在国内分交。技术资料要全部买下来。

一个半月之内，陈云集中考虑宝钢建设方针，三度反复，才最终拍板定案。

6 月 16 日，陈云在中南海主持召开财经委员会会议，讨论宝钢问题。在会上，他根据一段时间来的调查研究和反复思考的结果，提出了八点意见：

一、干到底。这是先念同志也讲过的，举棋不定不好。

二、应该列的项目不要漏掉。是否还有没想到的，预先预料到比事后追加要好。外部协作条件，如煤、电、运输、码头、机电等等，都要考虑周到。

三、买设备，同时也要买技术、专利。

四、要提前练兵。宝钢技术先进，各方面都要求很高，一定要抓好技术练兵，以保证产品质量，并可在国内推广先进技术。

五、由建委抓总。负责人第一是谷牧，第二是韩光，冶金部有叶志强，上海市是陈锦华。

六、对宝钢要有严格的要求，甚至要有点苛求。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宝钢是四化建设中第一个大项目，一定要作出榜样来。

七、冶金部有带动其他各部的责任。冶金部是重工业各部中一个重要部门，特别是壮大一机部机械制造能力，是冶金部应有的责任，冶金部应有这样的全局观点，各有关部门像煤、电、铁路、水运、一机部等，都必须同心协力，把宝钢的事情办好。

八、冶金部要组织全体干部对宝钢问题展开一次讨论，采纳有益的意见。对不同意见，也要听取，目的是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要组织全国的冶金建设专家，讨论宝钢，让他们过问、接触、关心这件事情。宝钢是个新的现代化水平的工厂，外国专家要请，但最后还要靠我们的现有专家，把经验提高起来。

会议一致同意陈云的意见。会后，主要根据陈云和李先念的意见，形成了中财委关于宝钢建设问题向中央的报告，9 月经陈云、李先念批准，上报中央，中央常委圈阅同意，宝钢建设在总体上即按照报告精神贯彻执行。

根据陈三的意见，宝钢一期工程继续干下去，二期工程延期，二期对外已签的合同按合同进行赔偿，已进口的设备得到妥善保管。宝钢一期工程于1985 年 9 月建成投产，一年后各项指标就达到和超过了设计水平。工程质量全优，获国家金牌。一期工程建成后产生巨大效益，为二期工程提供了资金，整个宝钢的工程技术达到了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的国际水平。二期工程的连铸、热轧、冻轧系统主体设备技术已达到 80 年代中、后期的国际水平。宝钢的一些关键性技术经济指标如劳动生产率、产品质量、能耗、环保等等，在国内都居于前列，在世界上也是比较先进的水平。另外，主钢引进的技术、现代化管理方法，经消化、创新，已在全国冶金系统逐步推广。宝钢建设对机电、交通、煤炭等行业的现代化建设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实践证明，建设宝钢的决策是正确的，党中央、国务院对主钢建设的领导是强有力的。

1986 年 5 月 18 日，陈云以八旬高龄亲自视察了宝钢，除听取宝钢负责人的汇报外，还视察了炼钢厂、原料码头、焦化厂、炼铁厂和初轧厂，亲自看了出焦和出钢，他对我国以较快速度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大型钢铁企业，由衷地表示高兴。

宝钢问题定案以后，对 1978 年确定的 120 项大工程，也就有了调整的具体蓝图，克服了一段时间内头绪众多、无处下手的毛病，为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陈云并未把宝钢问题局限于一时一事上，而是抓住典型进行深入分析，为纠正“洋跃进”的错误，贯彻调整方针提供指导。

1979 年 9 月 18 日，陈云在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召开的汇报会上，根据处理宝钢问题的经验，提出：我们建设像宝钢、平果铝矿、三峡水电站（是否

能建成还需收集合方面意见）等那样大的工程，在第六个和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每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计算大体上只能建成一个。

陈云分析说，这些大建设项目，每个投资都在 200 亿元人民币上下，5

年平均，每年 40 亿元上下，我们的财力物力是能够胜任的，是能够建设好的。

但是，如果 5 年不是建成一个，而是要建成好几个，甚至于要求一年建成一个，这显然是办不到的。我们今年的全部财政基建拨款，照财政部计算，只有 170 亿元。如果要一年建成一个宝钢这样的大项目，那就占了我们一年多的全部基建投资的金额；如果同时要建成两个三个，非但所要建的大项目建不成，而且把其他的必需资金全部都挤光了还不够。

他还说，即使我们能借到一些外国的买方信贷，但自己配套的那一部分投资也要占到接近一半。不错，每年财政收入都会增加，基建拨款也会按比例增加，但是非大项目的其他基建所需要的支出也会增加，例如：轻工、国防、交通、学校、城市建设等等也会要求按比例增加的。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要有必要的思想准备。大家应该斟酌这件大事。

陈云据此提出，我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中，除了要上若干个大项目以外，着重点应该放在国内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上。用这个办法来进行基本建设，充分利用现有企业并对它们进行技术改造，这是脚踏实地地前进。表面上看来像慢，但实际上是快。照顾到各方面协调地前进，这个前进是可靠的，若干年后在工业交通内部和其他各方面都可以按比例地发展。要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