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五反”后遗症，使资本家“难忘 1953 年”

在发动“三反”运动的同时，毛泽东还发动了“五反”运动，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与“三反”运动不同的是，这次运动主要是针对不法资本家的。

建国初期，特别是财经统一、物价稳定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大多数资本家是守法的，对恢复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难改，随着经济的发展，他们的犯罪活动也越来越猖獗。他们利用各种手段拉拢、腐蚀我们的干部，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这些犯罪活动，在“三反”运动中不断被揭发出来，而且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

如当时光明药行经理丛志丰勾结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医政处处长李廷琳共同作弊，高价卖给公家，低价从公家买出，投机倒把，伪造发票、偷税、报假帐，总计使国家损失人民币约 61 亿余元（旧币）；该药行因此从 3 年前的一个很小的行商一跃而成为巨贾，并在天津、上海、广州等地均设分店。丛对李则逢迎奉承，送礼、请客、代找舞女、代雇厨师，甚至令其姨太太陪李跳舞。本溪市还发现投机奸商先以请客施贿引诱我工作人员上钩，尔后则以告发威胁其与之继续合伙盗窃国家资财。

不法好商的犯罪活动，甚至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如在治淮水利工程中，承包商竟然不顾工程质量，用旧料充新料，次料充好料，从中赚取不义之财。更令人气愤的是，有的不法好商竟敢在运往抗美援朝前线的军需物资上作文章。如上海大康药房老板王康年骗取志愿军款子 3 亿元搞投机，将失效药品供应前线的战士，使许多战士的生命受到威胁。

投机商的活动，也开始重新影响市场的稳定。1950 年 8 月，京、津糖价暴涨； 1951 年北京碱价波动，就是不法资本家从他们安插在我们机关内部的坐探那里窃取经济情报后，有意制造的。

所有这些都说明，不法资本家的活动已开始严重影响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正常发展，到了必须予以打击的地步。正因如此，1952 年 1 月 26 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向全党说明：“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愉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

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

此外，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还对发动“五反”运动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说：“进城时，大家对资产阶级都很警惕，为什么现在有这样的变化？这要从进城三年的历史来看。 1950 年上半年，党内曾有一个自发、半自发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是不妥当的，也是错误的。因为当时有台湾敌人的轰炸、封锁，土改、镇反工作急待去做，应该团结资产阶级去向封建势力进攻，而不是全面出击，全面出击是很不策略的。所以，七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这一惜误，提出调整工商业。到 1951 年抗美援朝运动形成，更需要国内的团结一致，一直到今天，在这一年多时间年，大家对资产阶级不够警惕了。资产阶级过去虽然挨过一板子，但并不痛，在调整工商业中又

嚣张起来了。特别是在抗美援朝加工订货中赚了一大笔钱，政治上也有了一定地位，因而盛气凌人，向我们猖狂进攻起来。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会上的人都要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去。”

他还说，“现在出现了一种很严重的情况。一部分，人家打进来；一部分，叫人家拉出去。 1950 年自发地搞社会主义，想搞垮资产阶级，是不对的；后来，又自发地搞资本主义，资本家向我大举进攻，也不允许。⋯⋯要整党内那些买房置地、入股、当董事经理的人；同时也要搞不法的资本家。这是一场恶战。”

毛泽东对“五反”运动是非常重视的，许多问题都亲自抓。但应该说，在整个“五反”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还是比较谨慎的。毛泽东发动“五反” 运动主要是想通过斗争达到团结资产阶级的目的，并不是要彻底整垮资产阶级。这从他对中宣部的批评也可以看的出来。

当时，理论界的一些同志没有很好地领会毛泽东的意图，在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上发表文章，否定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还存在两面性。毛泽东发现后，批评得相当严厉，中宣部为这件事专门作过检讨。

“五反”运动后期，对一些较大的工商户的处理也是比较轻的，如荣毅仁先生家当时是上海最大的民族工商户，在“五反”运动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当时，对荣家企业应该划为哪一类曾产生了一些争论，有的同志主张划为基本守法户，毛泽东知道后说：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为完全守法户。

尽管如此，“五反”运动，作为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对资产阶级不法行为的运动，还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负作用，出现了一些后遗症。

工商资本家最集中的上海在斗争不法资本家时，就出现了戴高帽子和体罚的现象，致使 48 名资本家自杀，死了 34 人，从而使得整个华东地区的资本家惊恐不安，并用歇业、停工的手段来要挟我们，大批私人工商户停业、半停业，使经济活动出现严重的堵塞现象，基本建设项目纷纷推迟，军事订货减少，商品货币流通遇到了障碍。

华北地区也出现了生产下降、市场清淡、税收减少、失业工人增多的问题，华北地区 1952 年 2 月份的税收比 1 月份减少了一半。天津市新歇业的私

营工商户有 4000 家，影响到 40 万人的生计。

西南地区，据邓小平的报告，问题也相当严重：一季度的税收减少了一半，重庆一区有两万人失业（占该区人口的 1/3）到了无食或缺食的地步，敌特也开始乘机兴风作浪。

“五反”运动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如不妥善处理，很可能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

“五反”运动初起时，陈云正全力投入“一五”计划的制定，但他仍然始终密切注视着经济发展的动态。对于“五反”运动可能产生的负作用，陈云也早有预计，为了防止“五反”运动中可能出现的市场停顿， 1952 年 2

月 20 日，他就要中财委发出通知，希望国营贸易公司赶快扩大加工订货。事实证明，陈云的预计是正确的。“五反”运动中，安徽一些农村就发生了农民砸合作社的问题，原因就是在“五反”运动中，私商不做买卖了，合作社不能包机城乡之间的物资交流，农产品卖不出去。

农村中发生的问题也是城市发生问题的信号，正如陈云所说：“如果天

津这些地方出产的热水瓶、皮带等东西国家不收购，工人也会这么干。”“五反”运动中，由于我们扩大了加工订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停滞的现象，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五反”运动后期，陈云又开始全力投入消除“五反”后遗症的工作。

当时经济上最大的问题就是市场死滞，要使市场活起来，首先就必须使私营工商业活起来，而要使私营工商业活起来，就必须首先减轻他们的负担，不要对他们挤得太急。因此， 1952 年 6 月的统战工作会议上，谈到公私关系时，陈云首先就强调“五反”之后的退赃补税要合适。他说：“现在我们算资本家的”五毒’帐，是不是算多了一点，是否有点像在农村曾经有过的那种苛刻的算法：一只老母鸡下了很多蛋，蛋又孵了鸡，鸡里面又有多少公鸡多少母鸡，母鸡又下了多少蛋，蛋又孵了多少鸡⋯⋯我看是有的。”他还举例说：“蚌埠有 150 家工商户，资本只有 1.5 万亿元，要退补的就达 3 万亿元。浙江省有几个工厂，‘五毒’帐超过了加工订货的全部收入。算的太多了，恐怕站不住脚，也会把真正的‘五毒’放过去。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把它核减下来，核减到恰当的程度。”

在这次讲话中，陈云还指出：“要成立一个接受申诉的机关，如果资本家认为算的太多了，可以申诉。对资本家要加以照顾，缴退补款的时间可以拖长一点。”“五反”之后，资本家最关心的就是退补的问题。对此，陈云特地指出：“你不能大补就小补，小补还不行那就不补，明年再补。”这实际上是给资本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对于陈云的这种做法，也有许多人想不通。他们认为，这回我们好不容易从资本家那里搞到这么多钱（当时估计退补的数字达 30 几万亿元）怎么轻易就放弃了？这些同志不明白，实际上，我们不可能从资本家那里搞到这么多钱，如果一定要坚持退补，无异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1952 年第一季度， “五反”运动搞得最厉害的时候，我们不但没有搞到几个钱，税收反而少收了 5 个亿。为了使一些干部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陈云算了一笔帐，他说要“先收税后补退。税收最要紧，神圣不可侵犯。财政部没有钱，什么事也于不了”。“退补大概能收到 4 万亿元，税收要收到 70 万亿元。只有把小的放

松一下，把大的收起来，等市场活了以后，那 4 万亿元也就可能收起来了。如果先补后收，很可能因小失大。”

税收在当时的财政收入中的确是一个大头。应该说，人民政府的税收在当时也是下轻的，看起来人民政府的税率都是接收孔样熙的，而且还精简了一点，但人民政府比国民党时期实收的还要多。当时人民政府一年的税收，大约合 23 亿元光洋。国民党“九一八”事变前，包括东北在内，也不过收 8

亿到 9 亿元光洋。所以上海的资本家说：“国民党复杂简单，共产党简单复杂。”国民党税务条例多得很，形式上复杂，看起来不好办，事实上很简单，只要贿赂一下就行了。共产党办银行的也好，办工业的也好，搞税收的也好，都是从山沟里来的，土头土脑，看起来简单，但是他们很认真，搞什么事情就开会讨论，一开会就“复杂”了。

陈云提出的这种先税后补的办法是非常有眼光的，这样对资本家挤得不那么急了，他们可以放心的经营了，市场就活了。对我们来说，既通过“五反”打击了资本家的不法活动，经济上也可以少受损失。

由于“五反”后期我们采取了这些正确的措施，“五反”运动的后遗症很快就消除了，没有带进“一五”计划时期。“五反”之后，我们的财政收

入不但没有减少，而且，不断有所增加；资本家原以为这下过不了关了，后来也大部过关了，私营经济到 1953 年又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许多资本家

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曾感慨他说：“难忘 1953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