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隆中对”，赢得满堂彩。陈云西楼会议会议一席发言，使经济调整进入正轨

“大跃进”后经济工作面临的困难局面，财经部门虽然有最直接的感受，但囿于认识上的局限，不能跳出“跃进”的框子，因此也就不能正确分析形势，只知道形势很困难，心里着急，又找不出克服困难的办法，工作十分被动。

1961 年 8 月 9 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听取计划会议汇报时，对财经部门贯彻调整方针不力的现象，提出了批评，说：“去年北戴河会议提出八字方针，究竟怎样贯彻，一年多了还没有具体化，各部、各地区和计委都没有具体地安排。”

1961 年 8 月，中共中央再次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当时负责经济工作的李富春讲话说，“八字方针”提出以后，想调整，但总想在重工业生产已达到的水平上调整，结果延误了时间。现在认识到，整个工业不后退，不退够，不松动一个时期，就不能调整。

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赞成这个意见，认为只有退够，调整好比例关系，才能使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9 月 5 日，邓小平在会上明确他说，“大跃进”跃过了头，违反了客观规律。过了头的要退下来，退到这次调整的目标为止。退要退够，调整要抓重点，工业集中力量加强煤炭，农业主要是粮棉。要宣传提倡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3 年初见效，7 年大见效。

毛泽东在会上也说，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但是对形势的估计上，他认为，当时已经退到山谷了，形势是一天天向上升。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作出的退够了再前进的决定，然而为时已晚。这一年，最初的计划指标仍然很高，调整后的指标也不低，始终没有放下“跃进”的架势。结果，计划执行憎况相当差，绝大部分指标不但距原计划相差很多，连调整后的计划也没有完成，甚至比上年还低。更为严重的是，城乡居民的粮食、食油、猪肉、棉布等的供应量比上年续减，更加剧了吃穿用的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 1962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7 日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党委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 7000 人，所以又称七千人大会。

这次会议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在认识上前进了一步，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指出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调整。毛泽东在会上也强调要发扬民主集中制，对前几年的工作失误承担了责任，使党内政治生活面貌有了改观，初步使大家解放了思想，敢于直言，为调整方针的落实贯彻，为国民经济走出严重困境打下了思想基础。

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好几次请陈云在大会上发言，陈云说在作工业调查，还没有调查完，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话，谢绝了。

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中还曾说，做经济工作，他不如陈云。第一次整理的毛泽东讲话稿中还有这些话，后来修改稿几经改动，愈改愈少，改到最后这段话就全被删掉了。但是这句话毕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陈云受到了很大鼓舞。会后，毛泽东又提出，要开几天出气会，让大家把意见都说出来。

2 月 8 日，陈云在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发言，明确地说，这几年我们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

陈云对这次大会取得的思想认识上和党内生活上的进步评价非常高。他说，这次大会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只要有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我们共产党就将无敌于天下。

陈云系统提出了正确认识问题的方法，全面、比较、反复。全面，就是要实事求是，弄清楚实际情况，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决策，要用 90％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 10％的时间就够了。比较，就是把各种方案多方比较，同现行的办法比较，同过去的方法比较，同外国的比较，等等。反复，就是比较了多种方案后，不要匆忙决定，最好过一段时间再看看。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索了解，陈云对形势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进一步探索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1962 年七千人大会以后，财政部门向中央反映，发现当年财政有二三十亿元的赤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刘少奇决定专门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这个会是在中南海西楼开的，由刘少奇主持。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猛烈攻击的西楼会议。在会上，陈云把一段时间对于形势的观察和如何走出困境的思考，作了详细的阐述。

在对形势的估计上，陈云首先对庐山会议关于形势已到谷底的认识，大胆提出了公开的质疑，明确指出了当时经济形势面临的几点困难。

当时面临的最大口难是农业减产，粮食不够吃。陈云对这个问题最重视。他说，我们都是于革命的，搞社会主义的，对于这样关系全国 6 亿多人民的大事，关系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事，是不能不关心的。

那时有的人为了维护“大跃进”的面于，闭眼不看现实，还在强撑着说，有的乡村，农民吃得好，鸡鸭成群，等等。陈云毫不客气地批驳说，有这样的乡村，但这是极少数。全国大多数地区并不是如此，大多数农民粮食不够吃。

在农业恢复的快慢问题上，也有不同的估计。陈云明确地讲，农业生产的一些基本条件，如土地、耕畜、肥料、农具、种子、水利、机械，以及今后几年中工业支援农业的可能性等等，好的条件同不好的条件相抵，恐怕很难说目前的情况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情况好。

陈云作比较说，现在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相比，水利和机械这两个条件要好一些，灌溉面积扩大了，防洪能力加强了，排灌机械多了，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械也多了。同时，工业基础大了，可能支援农业的力量也比过去增加了。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土地、耕畜、肥料、农具、种子这几个条件，现在都比过去差。拿土地来说，最近 4 年，水利、工业、交通的基本建设占用的耕地大约

有 2 亿亩，菜地扩大了 5000 万亩，而新开荒地只有 1.5 亿亩，增减相抵，粮

食和其他作物的用地减少了 1 亿亩。全国的耕地一共 16 亿多亩，减少了 1 亿亩，是一件大事。而且，这几年减少的耕地，大多是产量高的好地；增加的耕地，大多是在黑龙江、新疆、内蒙古等边远地区，一般的产量比较低。耕畜和猪现在比过去少了，有一部分种子退化了，有些地方的茬口搞乱了。

根据这样的比较，陈云认为农业恢复不会很快。他讲，一五时期，5 年合计共增产 612 亿斤，平均每年增产 122 亿斤。如果公布的 1957 年的粮食产量有“水分”，那未，每年平均增产的数字还没有这样多。按通常情况说，恢复时期的速度可能会快一点，但是，也要看条件怎样。总的看，好坏两种条件相抵，现在的条件可能不如过去。这是稳当的说法。至于农业恢复的速度能够多快，目前还不能肯定，需要再看一两年。那时候，实践将会证明能不能快一点。

陈云指出，经济形势面临的第二个大困难是，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当时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

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大跃进”那几年建设规模是合适的，就是因为有灾荒才发生了问题。也有人说，是农业扯了腿，不然就正好。在他们看来，好像是工业吃了农业的亏，工业本身没有问题。

陈云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是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农业负担下了，工业也负担不了。不仅在农业遇到灾荒的时候负担不了，即使在正常年景，也维持不了。

他说，工业建设的大发展，是建立在 1958 年生产 7000 亿斤粮食、7000 万担棉花的错误估计上的。当时以为粮食过了关，可以大办工业，所以大量招收职工。这几年增加了那么多职工，绝大部分是 1958 年下半年招收的。从

过去的经验看，今后几年即使恢复到年产 3700 亿斤粮食，同现有的建设规模还是不相适应的。

已经摆开的建设规模，不仅农业负担不了，而且也超过了工业的基础。建设规模大增，除了 1958 年误认为粮食过了关以外，又是根据钢产量很快可以达到五六千万吨的设想来布置的。实际中工业的情况是，工人增加得大多了，产量却增加得不多。工业产品，不论从数量、质量、品种、规格来看，都不能满足各个方面的需要。因此，基本建设项目就不得不一批一批下马，工厂半成品就不能不大量积压。

陈云指出的第三个严重困难是，钞票发得大多，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的提法是非常尖锐的，也是非常刺耳的。但陈云从实际出发，认为事实就是这样。他说，现在的通货膨胀，虽然根本不同于国民党垮台前那种恶性通货膨胀，但是，毫无疑义，也是一种通货膨胀。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很大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储备，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债，并且多发了六七十亿元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的表现。

陈云分析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一方面支出钞票多；另一方面，农业轻工业减产，国家掌握的商品少，这两方面不能平衡。

对通货膨胀的趋势，陈云认为，照现在的情况看，在采取有力措施以前，恐怕还不能停止。我们必须坚决扭转通货膨胀的趋势。否则，将不利于工农业的恢复，不利于市场的稳定，不利于经济建设的开展。

陈云指出的第四点困难是，城市的钞票大量向乡村转移，一部分农民千里的钞票很多，投机倒把在发展。

对这一点，那时在高级干部中也有不同的看法。

陈云说，目前的情况是，农民自己经营的副业产品，集体和个人生产的3 类物资，都大幅度地涨价。在过去一年多中间，农民在自由市场上出卖相当于正常价格 10 亿元左右的物资，换去了 3O 亿元左右的钞票。现在不少农

民手里的钞票相当多，城市钞票向农村转移的趋势还没有停止，还会继续一段时间。原因是国家没有充分的商品来满足城市的需要。我们要公社和农民发展农副业生产，不让卖不行，过多地派购也不行，而城市人民又要吃，价钱虽高，你不买，有人买。过去每年供应给城市的猜肉 30 多亿斤，现在还不

到 10 亿斤。

在物资少、钞票多的情况下，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投机倒把现象。对于这种情况，陈云说，要把两种人区别开来。一种是农民，他们把自己生产的猪肉、鸡蛋等在自由市场上高价出卖，多得了一些钱；另一种是投机分子，他们一手买进，一手卖出，一转手就捞很多钱。从人数说，前一种人占多数，但后一种投机分子确实也不少。一辆自行车要 650 元钱，还有人抢着买。

对市场投机分子，陈云是深恶痛绝的。建国初期市场动荡，造成普通百姓心理恐慌，和投机分子兴风作浪有很大关系。陈云要求，对于投机分子，必须采取有效办法来对付。

对于农民持有大量钞票的情况，陈云则提出另一种解决办法。他说，大批钞票流向农村，国家没有足够的工业品来回笼这些钞票。集体生产者向国家出售了一定数量的农副产品，也得不到等价的工业品。农民卖出 100 元的

农副产品，国家能够供给他们的商品只有 60 多元，加上理发、看电影等，也只有七八十元，还差二三十元。没有相当的工业品供应农村，没有等价交换，单靠政治动员，是难以持久的。在相当范围内的自由市场，对促进生产是有利的。但是，农民高价出售农副产品所得到的钞票，如果不想办法换回来，农民手里的钞票越来越多，就有农民不愿意继续向国家出卖农副产品的危险。

陈云指出的第五点困难是，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很多。这是已经彻底表面化的现象，无可掩饰。

这五点困难，陈云认为其中一、二点是基本的，其它三点都是从前两点派生出来的。

陈云把当时面临的困难讲得这么透彻、这么严重，是为了从中找出经验教训，从而找到走出困境的办法。但这样做是有很大的政治风险的。从批评反冒进、特别是庐山会议批判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和右倾机会主义以后，大家讲困难都要先把光明面多讲一点，要套用 1 个指头和 9 个指头的形势估计程式，以免被看作是“右倾”、是把形势说成“漆黑一团”，想泄气。事实上，当年 8 月的北戴河政治局会议，确实就把陈云实事求是估计形势说成了“黑暗风”，予以严厉的批判。

但陈云并未因此而退缩。他说，目前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对这些问题事实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种不一致是正常的，难免的。不要掩盖这种下一致。这几年处在大变动中，大家对形势自然会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取得认识的一致，需要时间，需要事实的证明。大家的认识，在实践的过程中，可以逐步地一致起来。把各种不同的看法说出来，进行讨论，不是坏事而是好事，有利于使认识趋于统一。高级干部的看法统一，非常重要。经过讨论，如果还有不一致的意见，可以保留，可以再看一看，保留不同意见是容许的。

陈云严肃他说，“逢人只说三分话”，说话有顾虑的情况还是存在的。见面打“官腔”，不互相交心，这种情况继续下去，革命是会失败的。我们干革命的，应该讲真话，有问题就提出，有意见就发表，认真地进行讨论。

在指出当时面临的严重困难以后，陈云也分析了克服困难的几个有利条件。

第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实践中已经逐步地丰富起来。

当时中央已经制定了实现总路线的一些具体政策。改进农村工作的“十二条”、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贯彻执行后，农民的积极性显著提高，农村人民公社已经进一步巩固。中央关于调整工业的指示、工业企业“七十条” 也已经开始实行并收到效果。七千人大会以后，全党县级以上主要干部的思想认识大力提高，各项工作将会有显著的进步。

第二，粮食、家禽、猪的产量在回升，这是肯定无疑的。回升的速度，还要观察一下。至于经济作物的产量是否能很快恢复以至有所发展，现在还难于肯定，因为粮食不够吃，农民还不愿意多种经济作物。

第三，克服困难的力量，比以前大了。此前几年扩大了的工业、交通的生产能力，其中许多部分，将会在经济恢复中起作用。

第四，只要把存在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讲清楚，人民在克服困难，恢复经济中，是会同党合作的。当然，不是说一点小乱子都不会出。但是总的来说，人民是会同我们党一道去战胜困难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共产党英勇奋斗几十年的历史，建国后十几年建设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就，人民是看得清楚的。在某些问题上，人民可能有意见，但是，同旧社会比，他们还是觉得中国共产党好。党所做的好事，包括革命的胜利、建设的成就，同所犯的错误造成的损失比较起来，当然是好事多。对于这一点，人民会作出公正的评价。当前的困难，一般说是好人好心做了错事所造成的。人是好人，心是好心，就是做锗了事，讲清楚了，改正了错误，把工作做好了，能够得到人民的原谅。

第五，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一点很重要。干部取得经验，有利于克服困难，恢复经济，对今后工作很有好处。

讲清楚困难，指明了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后，陈云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六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是，把十年规划分成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个阶段是发展阶段。

陈云指出，无论农业或者工业，都需要一个恢复时期。农业的恢复大约要 3 年到 5 年。工业在这三五年内，也只能放慢速度，只能是调整和恢复。当然，恢复阶段的某些方面也可能有若干发展。但是，就全体来说，十年规划的第一个阶段主要是恢复。这一阶段的任务，是克服困难，恢复农业，恢复工业，争取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恢复是为了发展。有了前一阶段的恢复，才有后一阶段的发展。

把十年规划明确地分为两个阶段，并且确定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对妥善部署财经各部门的工作很有好处。如果不是这样，笼统地要大家执行十年规划，又想发展，又想下马，又想扩大规模，又要“精兵简政”，就会彼此矛盾，举棋不定。而分成两个阶段，基本建设和若干重工业生产的指标先下后上，任务就比较明确。

恢复阶段的时间，陈云考虑，从 1960 年算起，大体上要 5 年。

对恢复阶段的困难情况，刘少奇说类似非常时期。陈云也同意这个说法，并且说，要有应付非常时期的办法，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要有更多的集中统一；另一条是一切步骤要稳扎稳打。集中统一，就是在给地方必需的机动财

力、物力以后，把力量集中统一起来。集中统一的程度，可能要超过建国初期，因为现在的情况更复杂。

陈云提出把十年规划分两个阶段的说法，虽然没有人提出异议，但他提出恢复需要 5 年时间的意见，有人认为太悲观了，后来又被说成是“右倾保守”，泄了气，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最后实际却表明，陈云的估计惊人地准确。

陈云提出的第二个办法是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

陈云指出，这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性的措施。无论从临时之计看，还是从长久之计看，都必须如此。

精减职工的工作，当时已经在进行。但面临的困难是相当大的。招人容易，要他们走就很困难。要精减的职工，不单是来自农村的人，还有一部分城市的人。减下来后都要做适当的安排。如纺织工人，大多数是城里人，那时很多纺织厂不能开工，也只能多做思想工作，把道理向工人说清楚。

陈云主张，无论精减工作怎么困难，都要坚决进行下去。他说，如果现在不减，财政继续亏空，市场发生动乱，就会使我们更加被动。现在减有困难，将来减更加困难，两个困难比较起来，还是早减为好。

他还说，家在农村的人，动员他们回乡有困难。但是总比从农村征购粮食拿到城市里来供给他们要容易得多。 1961 年压缩城市人口 1000 多万，

如果这些人继续留在城市，一年要吃 40 亿斤粮食。现在向农民多征购 40 亿

斤粮食是不可能的。就是多征购 10 来亿斤，甚至几亿斤，也是困难的。让家在农村的职工回家吃饭，在家里匀着吃，比较好办。对于减人，大家一定要下定决心，否则没有出路。

陈云提出的第三个办法是，采取一切措施制止通货膨胀。

建国之初，陈云已经领导进行过一次抑制通货膨胀的行动。但是鉴于这次通货膨胀与那次通货膨胀相比，产生的原因、性质、经济条件等方面都有不同的特点，他制定的方法也不尽相同。这一次他制定的方法是：

一、严格管理现金，节约现金支出，银行要把钞票管理好，能下用的钱一定不用。

这个措施，在建国初期也曾采取过。但陈云这次重新提出，还加了一条，就是在恢复银行严格管理现金的制度时，执行的严格的程度要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二、尽可能增产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

造成这次通货膨胀，一个重要原因是“大跃进”后钢铁冒进突击，破坏了国民经济两大部类的合理比例关系。陈云一贯主张，要先市场后生产，这次他提出，要从重工业方面转移一部分原材料，增产日用品，回笼货币。

陈云说，人民有了钱，总要使他们能够买到东西，才能心情舒畅。没有这一条，只搞高价商品，者百姓是要骂娘的。

三、增加几种高价商品。

搞高价商品，当时已经在进行。 “大跃进”后市场紧张，一个结果是票证经济大流行，什么东西都要凭

证供应，引起群众不满。江苏有一个资本家讲：“现在人民币不挂帅了。” 上海一个医生对党委书记说：“我和老婆两个人每月工资 400 多块钱，但是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发给我们没有意思，还不如把工资还给公家。”

为了缓和人心，一些地方开始出售高价商品。1960 年 8 月 8 日，中共中

央批准北京市委关于饮食业实行凭证供应的意见，同意保留少数高级饭馆可以下凭票，实行高价销售。这一办法逐渐在一些大中城市推广。后来又增加了高价糕点、高价糖果。

1961 年 1 月 19 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出安排市场要网开一面，对出售高价糕点、高价糖果十分支持，并鼓励商业部门放手卖。

陈云认为，在供应紧张的时候，总要网开一面。他曾经了解过，英国伦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虽然实行严格的粮食配给，但饭馆还是开的，一个人只能吃一份，不要粮票。

陈云总结了这样做的三大好处，一是可以缓和人心，二是可以增加点营养，三是可以回笼货币。他赞扬说，用这个办法口笼货币，实在是打了一个大主意。

出售高级糕点前，有关部门曾经送了几十种样品给陈云等人看，做的还是比较可以的。但是后来陈云让自己的孩子在中南海排队买了 1 斤，拿回家一看，就觉得做得很不像样。北京的高级糕点开市的前一天晚上，姚依林到零售店去看样品，发现质量也不好，陈云对做假样品给他们看很有意见，指出高价点心要贵得像个样子。当时高级点心质量不好，是因为把做糕点的老师傅搞到乡下去了，陈云就指示要把这些人我回来重操旧业。

陈云提出，要充分利用进口的糖和麦子，先用来制作高级糖果和糕点。他说，从古巴进口的糖，平均分配每个人只能摊到很少一点，我们中国有 7 万万张嘴巴，稍微张一张就差不多了。

他还要商业部门不怕抢购高价商品，说，你越怕鬼，鬼越厉害。可以放大胆子，敞开来卖高价糕点、高价糖果，让人民币“挂帅”，挂得越多越好，把钞票都挂过来。

他算了一笔帐：资本家一年定息最多 1 亿元，让他们把所有定息都拿出

来买糖果，也才买掉 1 万吨，却能回笼 1 亿元货币；高级知识分子最多 20

万人，每人买 100 斤也才不过 1 万吨； 5000 万职工，只有那么多工资，要

养家活口，要吃饭，是不能多买的，平均每人买 1 斤，就是了不得的事情，也只有 2 万多吨。国家手里，已到货的糖就有十几万吨，在路上还有二十几万吨，第 2 季度靠得住的还有 30 万吨，根本用不着怕抢购。

他还举例说，天津卖高价糖果，第一天卖了 7 万斤，第二天卖 8 万斤，

第二天就只卖了 8000 斤。开始买得多些，这是人们心理作用。敞开来卖之后，情况就会改变，卖数会降下来。

陈云当时已经考虑要增加一些高价商品，说有了猪肉可以在饭馆里搞些炒肉片、炒肉丝卖高价。但由于生猪饲养一直没能恢复元气，这个打算最后落空了。

由于过去高价商品品种大少，回笼货币数量有限。陈云在西楼会议上就提出，要增加一些高价商品。

他说，高价商品不要星星点点地搞，这也高价，那也高价，所得不多，弄得名誉不好。应该是不搞则已，一搞就要能收回一大批钞票。我们增加几种高价商品，首先是为了把在自由市场上商人出售商品的人的钞票收回来，同时也利用它来平衡商品供应量同购买力之间的差额。

陈云说，去年搞高价商品，重点是在城市；这次搞高价商品，重点是在农村。哪里钞票多，就在哪里投放高价商品，这个办法要先试点，看一看，听一听反映，步子稳一点，看准了以后再推卖高价商品，实际上是货币贬值，

群众会有些不满意。陈云对此有所准备，他说，只要基本生活资料不涨价，就不会出大问题。如果不采取这个办法，多余的货币不能回笼，到处冲击市场，更不好办。

四、坚决同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

建国初平抑物价时，国家掌握的物资有限，私人资本势力还很强大，陈云亲自部署了对付市场投机的行动，主要是结合运用税收、信贷杠杆，利用国家掌握的物资，等物价涨到一定程度时统一抛售，使投机资本因消化不了市场物资而败下阵来。

60 年代，国家主要经济命脉已经掌握在国家手中，可以运用的手段也多得多了。陈云据此提出了这种斗争三方面的对策。

首先是经济斗争。你按牌价卖给我鸡蛋，我也按牌价卖给你糖果；如果你卖高价鸡蛋，我就卖高价糖果，你多赚了钱，我就想办法拿回来。这就是说，不仅要有低价对低价，而且要有高价对高价，否则办法不完全。

其次是业务经营。在农村建立供销社，在城市建立消费社，互相配合，经营三类物资和一部分工业品。供销社经营这些东西，价格可能会高一点。但是，如果不要他们经营，搞投机倒把的人会经营，人民的损失更多。让供销社、消费社得利，比让投机倒把的人得利好得多。

再次是行政管理。要通过市场管理、税收、运价等办法把自由市场管起来，这些工作，都要反复考虑，进行试点，取得经验，然后铺开。

当然通货膨胀同国家宏观管理有很大关系。陈云提出， 1962 年和 1963 年，必须千方百计做到财政、信贷收支平衡，制止通货膨胀。不能今年不动手，等到明年再去制止。

陈云提出克服困难的第四点办法是，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

由于当时粮食定量已经低得可怜，浮肿病蔓延得很厉害，饿死人的事时有发生，陈云对此极为忧心。他想出三个当时能够逐步采取的办法。

一是分几步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应 3 斤大豆，夏天和蔬菜多的地区可以少一点。

这个办法，不仅可以保证城市人民的健康，而且可以提高一点职工的实际工资。有了豆子吃，或者换豆腐吃，就可以下买或少买自由市场上的高价副食品。据计算，每人每天最低需要 70 克的蛋白质，1 斤粮食含蛋白质 45 克左右，1 斤蔬菜含 5 克，1 两大豆含 20 克。在缺少肉类和蛋品的情况下，用大豆来补充营养，是一个比较可靠的办法。

陈云经过计算，认为这是可能做到的。他说，1 亿城市人口，实行这个办法，每年需要 30 亿斤大豆。我国每年大豆的产量，在 1958 年以前是 190

亿斤左右， 1961 年是 120 亿斤，拿出 30 亿斤来供应城市，是可能的。我

们应该力求在两年内逐步做到这一点。第一步可以先在大中城市的 6000 多万人口中实行。

二是每年供应几千万双尼尤袜子。

当时国家因棉纱不足，保证供应已经很吃力了，而群众买了袜子，穿不到 1 周，脚指脚跟就露出来了。年青人穿得又特别费，补了破，破了再补，

当时 1 个人 1 年只发几尺布票，补袜子就用去一部分。这件事困扰着千百万妇女和战士的心，陈云也非常关注这个问题，他说，孩子多的人家，都感到补袜子是一件伤脑筋的事。

当时国外已开始兴起穿尼龙袜子，比棉线袜子抗磨耐穿，陈云要外贸部、纺织部研究解决原料问题，决定进口。

陈云在西楼会议的发言中说，如果每年用 400 万美元进口 1000 吨尼龙，

就可以织 4000 万双袜子，产量可以加倍。＝双尼尤袜子可以卖几块钱，买的

人欢喜，国家 1 年可以回笼几亿元的货币，这是公私两利的事情。

三是把全国各地价值约 4000 万到 5000 万元的山珍海味等高级副食品，用于高价馆子，价钱卖贵一点。招待所用这些东西的时候，也要卖高价。这样，既可以改善一部分人的生活，也可以回笼不少货币。

陈云力克服国民经济困难提出的第五个办法是，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

陈云指出，这一条是根本大计。从国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要抓好以下三个方面的事情：

一是除增产粮食以外，要重新考虑保证经济作物增产的办法。

1961 年 4 月 3 日，中央决定对种植棉花、烤烟等重要经济作物的农民奖励一些粮食，但标准不高，不足以解决口粮问题。

陈云认为，当时对经济作物的奖励办法是“二百二”红药水，有点用处，但是不能解决多大问题。经济作物不恢复，国家就没有商品来保证乡村的供应，国家同农民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等价交换，工农联盟就不能巩固。国家用一块钱收购棉花，纺成纱，织成布，就可以卖 4 块钱。如果用来生产针织品，回笼的钞票就更多。但是，要鼓励农民种棉花，就必须保证棉农有足够的口粮。这个办法，农民吃不饱，他们只好把棉田改种粮食。这样下去，棉花不但不能很快增产，而且还可能继续减少。

陈云提出，如果棉农交售 1 斤皮棉，供应 2 斤粮食，那未，农民就会积

极种棉花。按照这个办法，每年收购 2500 万担棉花，就要用 50 亿斤粮食。其他经济作物的情况也是这样，要增产就要供应足够的口粮。

为了能够保证这个办法的实施，陈云主张在以往进口粮食补充口粮的基础上，为了保经济作物，还要多进口一些粮食。陈云也曾经考虑过，是进口棉花合算，还是进口粮食台算？研究的结果，进口棉花不仅货源不够，而且不如进口粮食合算。进口 1 吨棉花要用 700 美元，进口 1 吨粮食只要 70 美元。

这就是说，进口 1 吨棉花所用外汇可以进口 10 吨粮食，而用 10 吨粮食就可

以鼓励农民多产 5 吨棉花。

二是对不同的产粮区，研究出不同的增产办法。

陈云说，我国商品粮的主要产区，有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关中平原，长江三角洲、江汉平原、洞庭湖周围、成都盆地、珠江三角洲等等。这些地区，都各有不同的特点，应该找出适应这些地区各自下同的特点的有效的增产办法。

陈云提出，对商品粮的主要产区，应该多供应化肥。他说，据计算，进口化肥比进口粮食台算。只要外汇有可能，就要多进口一点化肥。

三是拨出一部分钢材、木材，制造中小农具。

陈云指出，目前工业支援农业的重点，不是拖拉机，而是中小农具。要切实计算化肥和农业机械可能供应的程度，要确实能够办，不要做不切实际的计划。

陈云为克服经济困难想出的第六个办法是，把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

计划里得到体现。

陈云说，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年产 750 万吨钢，2.5 亿吨煤，也是重要的，但这是第二位的问题。在不妨碍增加农业生产和制止通货膨胀的前提下，能搞到这么多钢和煤，当然很好；如果有所妨碍，搞不到这么多也可以。

要增加农业生产和制止通货膨胀，只靠国务院的农林办公室和财贸办公室是不行的，主要要靠计委、经委等综合机关，在国家计划中把这些事情摆到头等重要的位置。陈云说，毛主席早就提出，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必须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计划。现在，必须研究我们的计划工作和经济工作，怎样才能切实地体现这个精神。

陈云的这个讲话，把当时面临的主要困难、克服困难的条件和办法作了透彻的阐述，使人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对陈云的这个讲话，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表示完全赞成。刘少奇对陈云说：光是你在这个会上讲我们赞成还不行，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的全体会议，更充分他讲一讲，让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成员都了解我们的经济情况，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

1962 年 2 月 26 日，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在北京召开。在季富春、率先念讲话之后，陈云发表了讲话，再次阐述了在西楼会议发表的意见。陈云讲完，全场完全自发地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当时大家听了以后，有一个深刻的印象，觉得这么一讲，困难讲够了，心里踏实了，办法也确实可行。会后，各部委都纷纷要求传达。

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时，邓小平说，全部传达。怎么讲就怎么传达。刘少奇也同意用中央的名义转发全国，而且还对怎么写转发批语提了一些意见。说对困难的估计，是有十分只讲八分好，还是有十分就讲十分好？他的意思是要把困难估计够，工作才能主动。

通过中央转发讲话的指示以后，刘少奇说，我们这个会是通过了，毛泽东同志不在北京，我们要立即向他汇报。

第二天，刘、周、邓就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说，我们同意陈云讲话，起草了一个指示，会议上是通过了，还要请主席看一看。刘少奇还说，这个问题我也在会上讲了，如果主席同意，我们就发出去；如果主席不同意，我们重新开会议论。

毛泽东看了陈云讲话和中央转发讲话的指示，表示同意发出。

1962 年 3 月 18 日，中共中央将陈云西楼会议讲话加了批语转发各省市区和各部门。

西楼会议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负责人全体会议后，中央酝酿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统管经济工作。刘少奇和周恩来都主张陈云当组长，陈云一再推辞，说身体不好，当组长不合适，可以当成员，有意见时可以提，他也相信，财经小组会认真考虑他的意见。会上确定丰宫春当组长，周恩来、陈云都是组员。

在讨论批转陈云讲话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刘少奇说，有人向他建议，恢复后的中央财经小组请陈云当组长，丰富春当副组长，是不是再议一下。丰富春马上说，陈云当组长最合适，他自己当助手。会议就这么定了。

这次会议陈云没有参加，知道后他还是谦让。刘少奇就说，大家都同意你当，你就当，就我个人来说，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

4 月 19 日，中央作出决定，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统管全国财经工作。

这样，从 1960 年开始提出的“调整、整顿、充实、提高”的方针，经过

1962 年七千人大会统一认识，在“西楼会议”上才真正下了退够的决心，寸真正开始扎扎实实地全面调整，落到实处。

1962 年 3 月 7 日，中央财经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陈云在会上讲话，对他在西楼会议上提出的办法，作了进一步的发展。

陈云在西楼会议讲话中曾提出，十年规划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恢复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发展阶段。这次陈云进一步提出，现在可以不搞十年规划，先搞五年计划。只有恢复好了，才谈得上发展。在恢复阶段，可以逐渐看清楚发展阶段的问题。现在谈发展，情况还摸不准。领导机关在认识上必须明确，当前主要是恢复。在情况清楚以前，甚至连第 3 个五年计划指标也可以下忙搞。

陈云还主张对 1962 年计划也要做相当大的调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

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重点是“伤筋动骨”这 4 个字。要痛痛快快地下来，不要拒绝“伤筋动骨”。再不能犹豫了。要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放慢一点，以便把重点真正放在农业和市场上。

陈云说，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 5 亿多农民和 1 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

对农业和市场面临的形势，陈云看得非常严重。他甚至说，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 6 亿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

陈云提出，为了农业、市场，其他的方面“牺牲”一点，是完全必要的。今年的计划，特别是材料的分配，要先把农业、市场这一头定下来，然后再看有多少材料搞工业。工业也要首先照顾维修、配套，维持简单再生产。满足了当年生产方面的需要，再搞基本建设。有多大余力，就搞多少基本建设。今年如此，今后也要如此，使人民的生活一年一年好起来。

陈三设想了改善人民生活的两个具体办法。

当时城市的主副食品供应都不足，人民的体质下降。陈云设想，拨一点钢材，制造一些机帆船，增添一些捕鱼网具，让水产部门出海多捅一些鱼。如果 1 年增产 15 万吨鱼，就可以使大中城市的 6000 多万人平均每人每月有半斤鱼吃。

周恩来当即表示赞成，他插话说：陈云同志以前提出的每人每天供应 1 两豆子的办法很好。但人光有植物蛋白不行，还要有动物蛋自。和尚尼姑，每天打坐，有植物蛋白也许就行了。我们这些人不行，劳动量比我们大的人更不行，有了植物蛋白，还需要有点动物蛋白。

陈云还设想，除了每人半斤鱼，到 1963 年年底，大中城市的 6000 多万人，每人每月可以增加半斤肉。他根据姚依林提供的情况说，今年计划收购1200 万头猪，每头按 60 斤净肉计算，共有 7 亿多斤。猪要保证收购到，收购到以后，还要合理分配，如压缩一部分出口。这样，鱼、肉两项，5 口之家一月就有 5 斤。

陈云说，目前，这样的问题，是国家大事。如果 6000 多万人身体搞得不好，我们不切实想办法解决，群众是会有意见的。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

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问题。这是政治问题。

周恩来在陈云讲话时插话说，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

陈云也开始对“大跃进”的理论基础予以否定。他在这次会议上，公开对积极平衡和消极平衡的提法进行了分析，指出在这个问题上，认识是不同的。他提出，要从现在综合平衡的经济水平出发，经过切实的研究和计算，看远景规划能达到什么水平，而绝不能采取倒过来的办法。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所谓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

陈云指出，“大跃进”的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综合平衡。这样做，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平衡。结果，建设项目长期拖延，工厂半成品大量积压，造成严重浪费。在这方面，这几年的教训已经够多了。

对“大跃进”的高指标和“以钢为纲”，陈云勇敢地提出，计划指标必须可靠，而且必须留有余地，只要综合平衡了，指标低一点，也不怕。看起来指标低一点，但是比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好得多，可以掌握主动，避免被动。长期计划的指标，更要注意留有余地，而且以后再不要只想到钢了，应该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全面安排。

为了了解钢产量，陈云曾查了美、英、德、日、苏等国几十年来钢产量的统计数字，看出这些国家钢的年产量在 1000 万吨以下的时候，花的时间最

长。美、英、德、日等国，钢产量在 500 万吨到 1000 万吨之间，就成了帝国主义国家。苏联也是在这样的生产水平上，成了工业强国。大体说来，这些国家钢产量在 500 万吨到 1000 万吨的时候，各种工业就比较齐全，把工业基

础打下来了。日本在发动“六六事变”的时候，钢产量还不到 700 万吨，陈云指出，根据历史经验，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争取在一定的时间内，使工业产品品种齐全，质量良好，技术先进，适应需要。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再前进就比较快了。

此外，陈云还就物资集中管理、研究农业基本情况、计委要管好农业和市场等问题提出了意见。

这个讲话的记录，经陈云看过后，在小范围内印发了。讲话后，陈云就到上海、杭州休息去了。

这次会议后，刘少奇组织人把陈云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 13

篇讲话和报告，都找到编出来了，大概有四五万字，还搞了一个 1 万多字的提要，准备印发有关部门学习和参考。

陈云对编辑他的言论曾经几次坚决表示不同意，尤其是不同意印发。刘少奇说，可以不广泛印发，只印发给财经小组成员和中央常委看看。

1962 年 4 月，这个材料由刘少奇主持，选编成《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建设的一些意见》，印发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书记，以及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刘少奇还专门写信给毛泽东，说他叫人选编了陈云文章印发给少数同志参考，送上一份，请有空时翻翻。这份材料，一直到八九月北戴河会议时，都摆在毛泽东桌子旁边，由此看出他对这件事情是很重视的。

这时陈云身体十分虚弱，医生要他长期休养。陈云赴华东休息后，领导贯彻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的主要责任，就落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的身上。陈云也尽力做一些工作。

1962 年 2 月，刘少奇告诉陈云，毛泽东已经同意改组中央财经小组，授

权小组审查修改国家计委制订的 1962 年经济建设计划。中央财经小组根据陈

云意见起草《关于调整 1962 年计划的报告》，建议对耗煤过多的小企业（主

要是 10 万个小高炉）和大部分没有前途的地方建设项目实行“关、停、井、

转”，并对关停的企业和建设项目要“拆架子、收摊子”，以便在 1961 年已

经精减 1000 万城市职工的基础上， 1962 年再减少 1000 万，回到农村加强农业生产战线，使大减产的农业有力量支持已精减的城市职工生活。

报告起草完毕并经周恩来审查修改后，周恩来叫薛暮桥把草案带到杭州去征求陈云的意见。这时陈云的身体仍很虚弱，每天只能谈 2 个小时，分 3 天报告完毕，他完全同意草案所提出的意见，要薛暮桥把他的意见转告总理。

陈云对生产尼龙袜一事十分关注，召开了专门会议，决定进口原料，开始时为节省外汇，生产袜尖、袜跟用尼龙，帮、底、筒还是用棉纱的加固袜子，后来逐步改成全尼尤的袜子。尼龙生产力广大群众的生活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经济调整，要“伤筋动骨”，一些项目必须下马。当时我国正在研制人造卫星。在连吃饭都困难的情况下，对人造卫星的专款是否照拨，是否暂缓研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负责这个项目的张劲夫根据当时苏联撤退专家、我们面临的发愤图强的形势需要，以及由于这一尖端科研任务可以带动一大批学科的需要，反映了许多科学家的意见，希望党中央继续支持这一任务，不要下马。他打电话给陈云反映情况，陈云接了电话后，立即约他去面谈。听完张劲夫的意见，他思考了片刻，表示同意，并告知了丰富春。这样，在国家经济严重困难情况下，这一重要尖端任务只是把进度放慢了一些，实际工作未受到影响，得以继续奋战攻关，以后终于完成了上天任务。

陈云建议出售高价糖果、点心，开高价饭馆，后来又出售部分高档的高价商品作为补充，并惜此回笼货币，稳定物价，此后三四年间靠出售高价商品共计多回笼货币 50 亿元，相当于 1961 年货币发行总额 125 亿元的 40％，为物价稳定创造了条件。

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从 1960 年后的 5 年内，进行了全面的

经济调整，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在 1964 年底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正式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