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饶人处且饶人，发两路“救兵”，调整工商业

继稳定物价、统一财经之后，共和国经济史上的另一件大事即是调整工商业。

1949 年底到 1950 年初，在稳定物价的过程中，我们采取了许多有力的

措施，如 1950 年春节前后的“四路进兵”（收税，收公债款，发放工人工资而且不准关厂，公营企业现金一律存入国家银行。不准向私营银行和私营企业贷款），原来设想资产阶级可能会抵挡一阵，没想到他们很快即败下阵来。由于我们采取的许多措施用力过猛，“刹车”过急，到 1950 年春夏之交，社会经济一时出现了“后仰”现象。

银根紧缩之后，全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市场萧条、私营工商业经营困难、部分私营工商户关门、歇业等问题。据上海市统计，4 月份大米和棉纱的批发市场交易量，分别比 1 月份下降了 83％和 47％；3 月份同 1 月份相比，百货营业额大商号减少了一半，中小商号减少了 90％。到 4 月份，全市倒闭的工厂有 1000 多家，停业的商店有 2000 多家。另据统计， 14 个大城市在 1950

年 1 月到 4 月倒闭的工厂合计 2945 家。 16 个较大城市半停业的商店合计

9347 家。

私营工商业的困难，使资本家与人民政府之间产生了敌对情绪，据上海税务局长报告：补税增税的款子收不上来，资本家赖账的、哭穷的、自杀的、假自杀的都有。上海的大企业家刘鸿生直接致信上海市长陈毅诉苦，说：公债买了十几万万，现要交款，还要纳税、补税、发工资，存货卖不动，资金没法周转，干脆把全部企业交给国家算了，办不下去了。

资本家躺倒不干了，工人的生活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当时，上海的失业工人有 20 万，全国大约有 100 万工人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这种状况，激化了一些社会矛盾，失望和不满的情绪在一部分工人和城市贫民中迅速蔓延。由于不断有厂店倒闭，资本家被索薪的工人包围，有的资本家就煽动， “我的钱都交税买公债给政府拿去了，你们找政府去要好了。”有的店关门停业，门外写“关店大拍卖，为了交公债。”有的职工拿不到工资就分厂分店，甚至发生了抢糕饼铺、游行请愿、撕毁领袖像的事件。经济问题己影响到了社会的安定。

这些现象说明，对资本家不斗不行，斗过了头也不行，得饶人处且饶人，私营工商业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有很大的关系，把他们搞垮并不难，但这样一来必然会对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对于私营工商业的这种“休克”状态不能置之下理，必须采取“人工呼吸”的方法，使其“复活”。

对于私营工商业的困难，毛泽东旱就有所察觉。1949 年底，上海的资本家即通过各种途径直接向毛泽东“诉苦”。

12 月 30 日，毛泽东致电陈云，询问“上海工商业家是否确有这样大的困难，政府是否已允许贷款及贷给多少，资本家叫得那样凶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是否有借此抵制公债的意图”。

1950 年 1 月 1 日，陈云复电毛泽东，对上海的情况进行了解释。电报说：

“上海市委 12 月 3 日电称，许多大、中厂负债多，难维持，要求贷款，否则有大批倒闭之险。这在当时也是确实的。”电报还说：上海厂商这次困难的原因，是他们在 10 月 15 日到 11 月 25 日的全国物价大波动中，对波动程度

估计过头，认为人民币会有更大下跌，利息赶不上物价涨快，贪心太大。投机者举债买货，一般厂主宁肯举债开支，也不肯卖货，其利息重至每借 1 元，

月息 2 元，11 月 25 日起物价稳而且降，出乎他们意外，于是急于抛货还债但愈抛则愈跌，愈不易脱手，急于举新债以还旧债者愈多。因此，物价虽跌，但银根仍紧，利息仍高，许多厂商周转不灵，叫苦连天。相反，天津商人解放以来在物价风潮上经过了三波三稳，经验多，不敢过分冒险，能适可而止，结果无大损失。电报还说：我们于 12 月 8 日先拨华东 500 亿元，大部分用作

收购沪厂商品，小部用作贷款，并准备续拨 1000 亿元。

上海 12 月份的情况表明，我们采取的一些措施已对私营工商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金融物价不稳定，一向是中国经济的大祸害，不认真对待，是解决不了的。当时，金融市场不稳定的主要因素是货币的财政性发行。要稳定物价，就得紧缩通货；紧缩通货，工商企业必然受影响。在实践中，这两方面都掌握得恰到好处，很不容易。因此，春节前后，为了进一步稳定物价，我们还是采取了一系列紧缩通货的措施。这些措施使私营工商业的困难更加严重。

1950 年初，上海市长陈毅先后 6 次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反映上海工商业面临的困难。工商界叫苦的面也越来越大，毛泽东深感问题严重，必须予以解决。因此，在 1950 年 4 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发言指出：“目前财政上已经打了一个胜仗。现在的问题要转到搞经济上，要调整工商业。” 他还说：“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

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思想，指出：“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大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

作为经济工作的主帅，对于稳定物价过程中采取的一些措施所带来的负作用，陈云也早有警惕。 1950 年 4 月 12 日，中财委召开的党组会即专门对调整工商业的问题进行了讨论。陈云在会上发言指出：“我们既在经济上承认四个阶级，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工商业就要让他发展，有困难就要帮助。”“对资产阶级无非有两种办法，一是不给‘油水’；二是给一点‘油水’，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再拿回来。二者必居其一。我主张从预算内划出一部分，给资产阶级一点‘油水’，这对我们更有利。”他还说：“给‘油水’ 也有一个如何给法的问题。一是税收放宽；再就是说收下放宽，银行给贷款。后种办法给了好处，人家也不知道；前一种办法给好处在明处。所以，还是实行前一种办法好。”他提出：“今后要多照顾一下别的阶级，可以定下一条，明年从预算里让出一部分，叫做‘合作费’，用以解决与资本家的合作问题；国家订计划也要把私营部分包括进去。”

毛泽东讲话以后，陈三对这个问题更加重视。1950 年 5 月，中财委召开

了以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北京、重庆、西安 7 大城市为主的工商局长会议。陈云在会上作了调整工商业的专题发言，他还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现在政府挑得是两筐鸡蛋，不要碰破一头。要照顾到各个方面，不要顾此失彼，“按下葫芦又起瓢”。

在七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再次就调整工商业问题进行发言。说：今年夏怔要减少，秋征也要减少一点。税率在三五年内，一般的不提高，一部分还可以略为降低一点。中国经过了 12 年的战争，人民很苦，这是第一。第二，照老规矩，开国的时候，对老百姓总应该好一点。我们现在是开特别的国，这一个国不同于大清帝国。也不同于北洋军阀、蒋介石那个国，对人民当然更应该好一些。

怎样才能减轻人民负担，调整好工商业，“对人民好一点”呢？陈云经过反复思考，除了一般地减轻税收，缓催公债外，提出了两条主要措施，即：加紧收购土产，恢复城乡交流；扩大加工订当时，工商业困难的一个主要表现是产品卖不出去，而产品卖不出去的主要原因则是老百姓特别是农民手里没有钱。有人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因素是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扩大，因此，主张从降低工业品的价格入手解决这一问题。陈云认为降低工业品的价格很难办到，而且这也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他认为造成工商业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多年的战争使城乡交流隔断了，农产品收不上来，农民手里没有钱，因此，工业产品也销不出去。他还仔细地算了一笔帐，他说：现在，仅猪鬃、桐油、茶叶、鸡蛋、药材等项，平均约占农业收入的 10％，有的地方占 20％，甚至更多，如去年全国产粮以 2400 亿斤计，土产收入即相当于 240 亿斤粮食。去年公粮大概是 220 亿斤，如果帮助农民把土产推销出去，农民的收入就相当于交公粮的数量。农民有了钱，工业产品就好卖了。因此，陈云主张 1950 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大力收购土产，恢复城乡交流上。

加工订货实际上是国家出钱买私营企业的产品，这就更加保证了私营企业产品的销路。这对处于“休克”状态的私营企业来说，不啻为一种人工呼吸。

实践证明，陈云同志提出的这两条措施是非常有力的，由于这两条措施和其他一些配套措施（如在原料供应、资金供给等方面，实行公私大体平等的原则；划分公私经营范围；调整价格政策，使私营零售商有利可图；适当减轻税负，简化征税手续等。）的实施，到 1950 年下半年，全国的工商业即开始活跃起来。1951 年：月，陈云在总结去年调整工商业的工作时指出：“去年在经济战线上，我们是税收、公债、货币回笼、收购四路‘进兵’，一下子把通货膨胀制止了。3 月物价稳定，5 月中旬全国各地工商业者都叫喊货卖不出去。于是我们发了两路‘救兵’，一为加工订货，一为收购上产，起决定作用的是收购土产，因为收购土产，就发出了钞票，农民有钱就可以买东西。到 9 月全国情况就改观了，霓虹灯都亮了。”

调整工商业的各项措施收效以后，解放初期稳定金融物价的斗争即告一段落，从此中国经济开始步入正轨。后来，陈云对这一段的工作曾作过一段精彩的概括。他说：当时我们主要抓了两件事，一是统一，二是调整。统一是统一财经管理；调整是调整工商业。一统一调，“只此两事，天下大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