锣鼓声后的思考

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展异乎寻常的顺利，从高潮到结束，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1956 年 1 月 10 日，北京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已全部被批准为公私合营。1 月 15 日，北京市为庆祝这一胜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会上，北京市长彭真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继北京之后，天津、西安、沈阳、重庆、武汉、广州、上海等大城市也先后全部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到 1 月底，全国累计有 118 个大中城市和

193 个县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一季度末，除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此时，全党和全国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然而，陈云却并未感到轻松。因为还有一系列的问题，等待他去思考、解决。

首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提前和迅速完成，固然是一件好事，但由于时间仓促，工作很不细致，留下了一大堆问题。

其次，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完成以后，建国初期针对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情况制定的一些发展经济的政策和措施都已不再适应，必须重新制定新的政策。

第三、对资改造完成以后，我国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们的社会主义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等等。对这些问题也必须迅速作出回答。

对资改造的工作告一段落之后，陈云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1956 年 9 月，党的八大在北京召开。会上，陈云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探索作了全面的阐述。并提出了五条意见：

第一、改变工商企业之间的购销关系。应该把商业部门对工厂所实行的加工订货办法，改为由工厂购进原料、销售商品的办法。商业部门对工厂产品的采购，采取下列两种办法：（一）对有关国计民生和规格简单的产品，如棉纱、棉布、煤炭、食糖等，继续实行统购包销，以便保证供应，稳定市场。（二）对品种繁多的日用百货，逐步停止统购包销而改用选购办法。

第二、工业、手工业、农业副产品和商业的很大一部分必须分散生产，分散经营，纠正从片面观点出发的盲目的集中生产、集中经营的现象。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粮食、经济作物及一部分副业生产是必须由合作社集体经营的，但是许多副业生产，应该由社员分散经营。不加区别地一切归社经营的现象必须改变。许多副业只有放开手让社员分散经营，才能增产各种

各样的产品，适应高产的需要，增加社员的收入。在每个社员平均占地比较多的地方，只要无碍合作社的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应该考虑让社员多有一些自留地，以便他们种植饲料和其他作物来养猪和增加副业产品。

第三、必须取消市场管理中那些原来为了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投机活动而规定的办法。国家为了掌握粮食、经济作物和各种农产品，为制止资本主义的投机活动，过去限制私商在初级市场上的收购，这种限制是必要的。今后，对于粮食、经济作物、重要的农副产品，仍然需要由国家统购或者委托供销合作社统一收购。但是对于一部分农副产品，例如小上产，现在由当地供销合作社独家统一收购的应该改为允许各地国营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和供销合作社自由收购，自由贩运，禁止互相封锁。应该根据新的情况，来活跃商品的交流。

第四、必须使价格政策有利于生产。不能把稳定物价简单地理解为“统一物价”或者“冻结物价”。对于物价在一定范围内暂时上涨不要产生恐惧。有些情况下的物价上涨是合理的。如一些小土产放开市场后，价格可能会上涨，但这种价格上涨将促进小上产增产，等到供求平衡以后，它的价格就会回落到正常水平。

第五、对某些产品的国家计划管理的方法，应该有适当的变更。应该把国家计划中对一些产品的各项指标只作为一种参考指标，让生产这些产品的工厂可以按照市场情况，自定指标，进行生产，而下受国家参考指标的束缚，并且根据年终的实绩来缴纳应缴的利润。

会上，陈云还就未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一些主要特点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片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

陈云的这些思考和探索，在今天看来也许并不引人注目，但在当时是非常具有开拓性的。如果能沿着陈云探索的这条道路走下去，也许后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要快得多和好得多。然而，可惜得是，陈云的这些意见，包括对资改造过程中提出的一些具体措施并未被很好的采纳。1957 年以后经济工作中不断滋长起来的“左”的思想和情绪，扰乱了这些正常的探索，从而使对资改造过程中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长期未能得到解决，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也越来越僵化。这些问题，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重新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