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肆虐。陈云苦口婆心：基本建设要配套前进，要讲质量、讲安全

不切实际的高指标，造出来容易，但实际于起来可就让人挠头了。为了完成这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开始违反科学规律，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搞瞎指挥。当时的做法是，政治挂帅，群众运动加盲干。并美其名曰：又红又专。

当时号召深翻密植。深翻地，在一些地方变成翻得越深越好，有些地方竟有翻到 1 丈 2 尺深的。“合理密植”，在一些地方也变成越密越好，1 亩地下种几百斤。不深翻，不密植的，就会被扣上“右倾保守”帽子。于是干部们着了魔似的布置深翻密植，种地的农民意见再大也不听了。结果是土地变成烂泥潭，庄稼尽长秕子。

我国驻印度尼西亚使馆听说国内农村经过深翻土地稻子亩产“万斤”，放了卫星，开始深信不疑，正好华侨送给他们的一座房子院内有 2 亩空地，

他们就组织人员去劳动，要求深翻 1 米半，然后种稻子，还打算种出万斤稻，请印尼总统苏加诺来看看，也好帮助印尼人民，那时印尼大米正不够吃呢！谁知挖着挖着，出了地下水，稻子种不成了。后来，听说国内宣传的产量有泽夸，才知道是上当受骗了。

北戴河会议号召实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结果只用了 20 几天就在全国农村基本实现了公社化，并积极向共产主义“跃进”，大搞公共食堂、对社员和生产队的生产生活资料无偿调拨、大办民兵师。“共产风”盛行，一些人的胡作非力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湖北有个乡党委书记在大会上宣布：1958年 11 月 8 日是共产主义开始之日，私人的东西也不分你我，小孩子也不分你的我的了，只保留一条，老婆还是自己的，不过这一条还得请示上级。河南新乡兴宁人民公社， 4000 户 2 万人，实行军事化，全公社编成 15 个营 50 个连，房屋公有，搞集体宿舍，社员男女老幼分开，按连排编制集中居住，礼拜六回原家度周未。

过高的指标，求成过急的要求，靠大辩论开路的刮凤式的领导方法，所带来的副作用，最大的还是由此引发出来的各级干部的浮夸风。1958 年的农业“大跃进”，是以严重的浮夸为其显著特征的。

浮夸风是为了迎合高指标，因为那些高指标按科学规律办事、从实际出发的话是肯定完不成的，而这样就会暴露大跃进实际是“左”倾冒进。为了掩盖这一点，各地把浮夸数量当作政治任务来压下去，不照上级的意见提供浮夸产量就会被说成右倾保守，会给自己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

人们把自己假造的所谓高产典型叫做“放卫星”，一时间成为全国流行的时髦用语。各种稀奇古怪的“卫星”，让人目瞪口呆。6 月 8 日，报纸率先报道河南省遂平县放出亩产小麦 2105 斤的“卫星”；6 月 26 日，又报道

了江西贵溪县水稻亩产 2304 斤的“卫星”；随后，“卫星”越放越大。小麦“卫星”亩产量高的，为 9 月 22 日《人民日报》报道的青海蹇什克农场亩产8585 斤；水稻“卫星”亩产最高的，为《人民日报》9 月 18 日报道的广西环

江县红旗农业社亩产 130434 斤。除了小麦、水稻“卫星”以外，《人民日报》和一些省报，还连续发表了玉米、高梁、谷子、蕃薯、芝麻、南爪、芋头、蚕豆、苹果等 28 种农作物和蔬菜、水果的高产“元帅”。报纸刊登科学家论证农作物高产的文章。当时的一张照片上，几个快乐的年轻人，竟能举着横幅站在丰产的水稻上。“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出多少粮食

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豪言壮语，在权威的中央党报《人民日报》上频频出现。

工业搞“以钢为纲”，大搞小土群（小高炉、土法炼铁、群众运动）. 一些大钢铁厂拼命提高产量，不顾质量，不顾设备的加速损耗，武汉钢铁厂放着现代化设备不好好利用；也在厂区遍设小土群，追求产量“大跃进”。一个个机关、厂矿、学校都搭起了炼铁炉，热火朝天地大炼钢铁。

破坏性最大的是农村的小土群。为了完成钢铁指标的“政治任务”，各地发动群众上山炼铁。据当时参观过河南修武县大炼钢铁场面的人回忆，晚上，在一个炼铁点，人山人海，火光映天，人们通宵不眠，大干特干。指挥者不断地作鼓足干劲工作，嗓子都喊哑了，说那天夜里要放“卫星”。场面蔚力壮观。为了炼铁，山上的树砍光了，群众家里的铁锅进了炼铁炉，正当收获季节， 9000 万青壮劳力上山炼铁，辛辛苦苦种了一年庄稼，就要到手的丰收粮食，却因为无力收获而烂在地里。小上群炼出来的却是海绵铁，根本不能用。

在这种全国性的狂热中，陈云是较早清醒的一个。

北戴河会议后，9 月 19 日，中央成立基本建设委员会，接收计委原有关基建的工作，由陈云负责。 10 月 12 日，陈云担任了国务院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负责领导全国的基本建设工作。他一上任，就组织召开了几大协作区的基本建设工作会议。

当时基建战线热度也很高，计划 1959 年一年的基建投资就有 500 多亿

元，而“一五”时期整个投资规模才 400 多亿元。基建投资规模陡然加大，必然会造成物资全面紧张。基建战线盲干浮夸凤也开始蔓延。陈云多年搞经济工作，对此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但迫于“大跃进”环境，又不便明言，只能委婉地告诫大家注意配套，注意质量。

9 月 28 日，陈云在华北协作区基本建设会议上作总结发言。在发言的开始，为了和中央精神保持一致，适应“大跃进”形势，陈云被迫说，建设规模和物资供应之间缺口的问题，可以靠挖掘材料潜力和安排后备项目来解决，这种办法虽然使材料供应紧张，但有利于国家大踏步前进。好比几百万大军过长江，大家都叫东西不够，但一边叫一边过，最后主力终于还是过了长江。乱七八糟，总是要过河的。用四平八稳的办法建设，反而不正常。

陈云此时虽然不便抵制全面“大跃进”的指导思想，但在具体做法上，仍然强调要综合配套发展。他说：北戴河会议，提出用“上炉子”炼铁，对开采矿石、运输考虑不周到，炼铁需要大量矿石和煤，“上炉子”和小高炉用煤要比“洋炉子”多两倍，明年 4000 万吨铁，其中 2500 万吨要靠土炉子和小高炉，耗煤比原来计算的多出：亿吨，我国现有的运输条件适应不了这么多矿石和煤的运输。钢产量跳上去了，翻了番，但各方面并不是配合起来一起发展。

此后，陈云在各协作区基本建设会议几次讲话都强调了运输的困难，对运输能力能否适应钢铁翻番表示怀疑。

对当时各省热衷于搞各自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陈云持有异议。 10 月

21 日，他在西北协作区基本建设工作会议上作总结报告时说，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首先是对全国而言，其次是就协作区而言，各个省不能这样搞。否则，把材料设备分散了，会影响全国和协作区的建设进度。“工业经济是一种协作经济，‘万事不求人’的想法是办不到的。”

当时基本建设也搞群众运动，推广快速施工法，人海战术，搞代用材料，只看速度，不管规章。结果速度上去了，工程质量下来了，工伤事故急剧增加。陈云很快注意到了这一个问题。1958 年 11 月 27 日，陈云在修改中共国家建委党组《关于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的报告》时，增加了开展快速施工运动应该加强施工前的准备工作和施工中的技术组织管理工作，避免发生较大伤亡事故，切实保证安全作业等内容。这个报告在 1959

年 3 月 1 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基本建设工程质量问题也十分严重。为了图快图省，有的工

厂建设连地基也没有打好；有的地方连年产 5 万吨的炼钢车间也用砖木结构，在水利大坝上用土水泥、用不合格的钢材；还有些工程，上法施工，居然连勘察设计的基本程序都不顾了，画张草图就敢上马，工人不经培训，一窝蜂上岗。

这样做的后果是付出生命的代价，还留下了无数的隐患工程，不知道哪天就要死人。据统计， 1958 年，由于强调快速施工，随意修改设计和建筑结构，随意使用代用材料，随意破除规章制度：发生了许多严重的质量事故，倒塌了不少新建的厂房，死亡人数直线上升。仅建筑工程部系统就死亡 435

人，而上年是 135 人，死亡人数增加 2.2 倍。在这些死亡的人员中，由于工

程结构倒塌而死亡的有 117 人，而上一年只死亡 3 人；高空作业跌落而死亡

的有 70 人，而上一年只有 38 人，在因结构倒塌而死亡的人员中，属于钢筋

混凝土结构倒塌的 46 人，木结构倒塌的 50 人，砖结构倒塌的 21 人。这些问

题，大多数发生在 10 月以后。

面对这些严重问题，陈云十分痛心。他于 1958 年底在杭州专门召开全国工程质量问题的现场会议，采取补救措施。

12 月 16 日，陈云抵杭州，视察了杭州半山钢铁厂。当时这个钢铁厂由于不注意施工质量，盲目采用由我国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设计院设计的一种还没有完善的拱形屋架，结果发生了房屋倒塌和人员伤亡的严重事故。从 12

月 22 日至 26 日，他主持召开全国基本建设工程质量杭州现场会议。

12 月 23 日，陈云在会议上讲话。他首先肯定基本建设工作成绩巨大，同时指出，在成绩巨大的后面，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错误和缺点，突出地表现在，从 1958 年 10 月以后，发生了比历年多得多的工程质量事故，同时也有许多工伤事故。这向我们敲起了警钟，要我们严重注意。今年基本建设“大跃进”，许多厂房是在下半年建起来的，现在需要对那些质量不好的工程进行补救，要把纠正和讣救工作看成是当前的一项紧急任务。希望这次会议能够把坏事变成好事，从中吸取教训，力求以后少发生事故。

陈云分析了当时造成严重工程质量事故和工伤事故的原因，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第一，注意了“多”、“快”、“省”，注意“好”不够。注意了数量，忽略了质量。对“多快好省”没有完整的理解。

第二，反对保守思想后，出现了片面节约材料和不适当地使用代用材料的倾向。比如大钢铁厂，匝该用钢结构的就要用钢结构，应该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就要用钢筋混凝土结构。这不是保守，也不是浪费，而是实事求是。

第三，打破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有些地方却把必要的规章制度也打掉了。合理的规章制度不能打破，这就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样，不能把科学当成迷信去破。

第四，注意在基本建设中开展群众运动，但是业务机关放松了必要的管理工作，特别是技术管理工作。搞群众工作，不是取消管理制度，而是使群众起来参加管理，改进管理制度，遵守管理制度。

第五，不少地方的施工力量同其担负的基本建设任务很不适应，力量小，任务大，技术工人不够，某些必要的设备不足。许多地方的建筑队伍过去是承担民用建筑任务的，今年开始们工业建筑，技术水平不高。要根据可能性分配任务，用极大的力量去培养和训练技术队伍，并且在可能的条件下补充一些必要的技术工人和施工设备。

陈云在讲话中，针对在“大跃进”中普遍存在的头脑发热现象，意味深长地叮嘱大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认识我们自己“本领不大”，应该小心谨慎地前进，从错误中取得经验，练出本领。他说，这不是打击群众的积极性，而是现实问题。

12 月 26 日，陈云作了会议的总结发言。在发言中他大胆提出，就建筑工程来说，当前全国的主要倾向已经不是保守和浪费，而是降低建筑结构的质量。

对当时用小生产的办法来搞大生产，不适当地强调多快省，陈云指出：厂房建筑中，不适当的节约，不适当的因陋就筒，会造成严重的后果，造成更大的浪费，应该对此有所规定。对“大跃进”中搞的工用和民用建筑，都要马上组织全面检查，对有危险的建筑赶快补救。对不成熟的主程设计不要盲目推广，而要根据工程对象的不同要求，因地制宜。

陈云还指出，现在的主要毛病是单纯图快，设计过分粗糙，给施工人员看的过分简化的设计图纸，已经成了“无字天书”。布置设计任务的时候，单纯图快，搞突击，使设计单位连勘察和搜集必要资料的时间都没有了，最后是欲速则不达。拿一张草图就施工，或者边交图边施工，设计也不经过审查就使用，这些状况必须改变。没有勘察不能设什，没有设计不能施工，这仍然应该是基本建设的程序。

当时施工中的问题也很多。为了赶进度、在施工速度上“放卫星”，许多工程没有施工准备，工地上连必要的道路也不够，万一发生火灾，救火车都开不进去，施工人员随便修改重要设计，保证工程质量的规章制度、包括必要的安全措施和工程验收制度都被当成不合理制度予以废除。职工培训制度也不严格执行，新招的农民工不经必要培训就上岗，用政治鼓动代替科学，让工人不顾疲劳，连续作业，必要的休息时间都没有了。

陈云提出，必须坚决纠正这些做法，并且明确说，建筑施工以后不宜再用“放卫星”的办法。

陈云还特别强调，大中型的有关人民生命安全的水电站的水坝工程，必须十分注意工程质量的安全，建筑这些工程所用的钢筋和水泥等建筑材料，必须符合设计规定的质量规格。他要求参加会议的人回去后必须专门向各省市区的党委作汇报，因为关系重大。陈云指出，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在设计和使用上保证有必要的安全系数，施工部门不能在设计的安全系数内再会挖潜力，否则遇到意外事故，如大风、地震等等特殊情况，是很危险的。新材料和合格的代用材料必须经过多次试验鉴定，不要轻易普遍推广使用。

对当时一些人片面强调“小土群”，把土洋结合方针误解为“愈土愈好”、“以上为主”，陈云指出，土洋结合不能这么解释。正确的理解是，一要根据中国具体情况，参考外国的经验而进行创造性设计，就跟西医学中医一样，

学成之后，既不是老西医，也下是老中医，而是一种新型的医生；二是在多数企业只能采用机械化程度不高的和简易的设备，目前是只能如此，因为这是当前能够办到而且能够大量办到的。以上为主，如果是指以中国实际情况为主还可以讲，如果是以小高炉为主，以鞍钢为辅，那就不对。

陈云召集杭州现场会的目的，是为了引起全国、全党对工程质量急剧下降的注意，采取措施补救和改变这方面的严重问题。所以， 12 月 27 日至

31 日，陈云又在上海，出席了工程质量补救办法的现场会。

12 月 31 日，陈云回到北京后致信邓小平，送上杭州现场会的材料，并指出：目前在基本建设中，总的趋向是不适当地片面强调节约，只图数量，不顾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