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经验，反对冒进

善于总结经验是陈云工作方法中的一个显著特色，他经常教导做财经工作的同志要注意总结经验。

1950 年春节的前一天，他在自己的办公室召集一部分部长开会研究工作问题，会议结束时陈云特地向部长们提出：明天就是大年初一了，我建议大家春节不要拜年了，我不给你们拜年，你们也不要给我拜年，互相之间也不要拜了。放假几天干什么呢？我建议大家呆在家里，泡上一杯清茶，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想一想，过去这一年干了几件什么事情，哪些做对了，哪些做得不对或不完全对，有些什么经验教训？很好总结一下。也想一想明年抓几件什么事，怎么干法？

后来他还多次指出：“根据过去的经验，找出新的办法，我看这项工作比日常的业务工作更重要。”“我们做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的，往往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因此常常受到批评。总结经验就可以把过去做对了的和做错了的加以分析，使我们头脑清醒，把工作提高一步。不总结没有交代，做了若干年的工作者是糊里糊涂，死了也不好见马克思，后代的人也要责怪我们。”

进行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我国是史无前例的，非常容易出差错。因此，在编制和实施“一五”计划的过程中，陈云特别注意及时总结经验。当时，在经济建设中存在的主要倾向不是不思进取，而是贪多求快，急躁冒进。这种情况在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的第一年——1953 年就出现了。这一年，由于一些干部看到 1952 年经济形势比较好，头脑发热，加之没有经验，

在当年的预算中多列了 30 亿元，结果使当年的财政出现了 30 多亿元的赤字，使工作非常被动。对此，陈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从这一经验出发，后来，陈云曾反复强调，计划不能凭我们自己的主观愿望来编制，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他把我国的主要国情概括为：人口众多（当时已达到 5.7 亿人），人多第一就要吃饭、穿衣、住房子，做

计划不考虑这一条不行；可耕地只有 16 亿亩，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只有 200 多斤；工业基础非常薄弱，矿产地质工作做得很少，地质勘探力量又很小，探明的储量很少；技术干部严重不足⋯⋯这些情况是他在编制计划过程中经常提到的。他认为，改变这些情况，需要大量资金和较长的时间，因此只能是逐步的、有重点的进行，不能操之过急。

在发展速度上，他经常提醒大家，计划搞不好，在本子上速度是快了，但行不通，一调整反而慢了。他说，我们有些好心的同志总是希望发展速度快一些，实际达不到，一出问题就反而慢了。因此，有句看似不通的话常挂在他的嘴边，“快了就是慢了，慢了就是快了”。

为了制约经济工作中的贪多求快、急躁冒进问题，1954 年，陈云在向中央汇报“一五”计划的有关问题时，进一步提出了四大比例和三大平衡的思想，即农业与工业、轻工业与重工业、重工业各部门之间、工业发展与铁路运输之间要按比例发展；财政收支、购买力与商品供应、主要物资供需之间必须平衡，此外，技术力量的供需之间也要平衡。

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陈云在汇报时还将计划中的一些薄弱环节实事求是地向大家作了说明。他说：五年计划中最薄弱的部分是农业，即使完成计划也是很紧张的。轻工业要增产，主要不是投资问题，而是原料问题。重工

业中的主要问题是国防工业突出，石油工业落后，煤电供应紧张，这种状况目前无法改变。铁路运输也将是紧张的。因此，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但各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会是相同的，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是台比例的。我国因为经济落后，要在短期内赶上去，计划中的平衡只能是一种紧张的平衡，但紧张决不能搞到破裂的程度。

陈云的这些意见都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对经济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但他的这些意见，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1955 年以后，随着毛泽东对“小脚女人”的批评，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思想在党内迅速膨胀起来。

1955 年 7 月，毛泽东感到农业合作化的速度太慢，因此，指责某些同志像“小脚女人”，此后，他的这一思想即发展到经济工作的其他领域，认为“现在备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走着这条保守的路线。”当前的“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

毛泽东还说：“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

从这一思想出发，对于 1955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毛泽东感到非常不满意。

1955 年原计划基本建设投资 97.9 亿元，比上年增长 31.5％。执行中，由于经济生活中出现一些行情况，几次调整计划。在调整中，削减了一些非生产性建设项目，投资总额减为 91.7 亿元。到年底，原来安排收支平衡的预

算，结余了资金 18.1 亿元。钢材、木材、水泥等物资也有较多的结余。又由于没有经验，还不认识保留必要储备的重要性，一度决定钢材出口，水泥减产。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有一些结余作为后备并不是坏事，我们的错误在于急于出口。但毛泽东却认为这是由于发展速度馒造成的。因此，事后，毛泽东对此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他说：“1955 年 12 月，八项东西（钢、铁、煤、水泥、铝、铜、还有两项）多得不得了了，以致毫无办法，只好请苏联帮忙。苏联是要订长期合同的，好，订，订了，签了字了，过一个月要毁约。过两个月毁约也好呀！跟人家订长期合同，你强迫人家订，过一个月就毁约。”“讲起共产党，又是光荣的，伟大的，什么的，就这样一件事情讲，我看是幼稚的，眼光短浅的。”

对于 1955 年国务院有些部门设想的长期计划指标，毛泽东也感到不满。

1955 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开会，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要求，讨论编制 15 年（1953—1967 年）远景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轮廓问题。按照各部汇报，1967 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 6000 亿斤，棉花产量 5600 万担，

钢产量 1800 万吨，煤炭产量 2.8 亿吨。毛泽东认为这个数字太低了。

1955 年 11 月他亲自主持搞了一个《农业十七条》，按照十七条，到 1967

年的粮食产量就不是 6000 亿斤，而是 10632.8 亿斤，超出原来设想的 80％；

1967 年的棉花产量，不是 5600 万担，而是 1.2 亿担，超出原设想的 1 倍多。

1955 年 12 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中又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设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都

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不仅如此，毛泽东此时甚至已在考虑赶超美国和苏联的问题了。

1956 年 1 月 20 日，他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和 25 日召开的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都讲到：美国那点东西，1 亿吨钢，几百个氢弹，不大算数，中国要超过它，第一步是接近它。稍后，他还说，我们的发展速度可以超过苏联的头几个五年计划。

在这种形势下，各生产部门纷纷开始修改自己原定的生产计划。 1956 年初，各部专业会议，在批判“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口号激励下，大都要求把 15 年远景设想和《农业四十条》中规定 12 年或 8 年的任

务，提前在 5 年甚至 3 年内完成。要尽量往前赶，就得准备生产能力，早上基本建设。

1955 年 10 月，中央批准国家计委提出的 1956 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

是： 1956 年基本建设投资 112.7 亿元，比“一五”计划规定的 1956 年投

资多 12.4％，但是据计委 1956 年 1 月 5 日报告，各省市、部门要求的投资

已达 153 亿元，后来，又增加到 180 亿元、200 亿元，比 1955 年预计完成数增加 1 倍多，而全年财政收入只增长 9.29％。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5 年内限额以上基本建设项目 694 个，建成的 455 个；1956 年初召开的第一次全国

基建会议将建设项目迫加到 745 个，建成的追加到 477 个；几个月以后，又

将建设项目追加到 800 个，建成项目追加到 500 多个，当时的形势正如周恩来所说：“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

然而，实事求是地说，尽管“一五”计划的头几年经济形势较好，但新中国当时的国力还是很弱的，按照这样的规模和速度进行建设是承受不了的。实际情况也是这样，随着 1956 年初基本建设规模的迅速扩大，经济工作中的各个方面都开始出现了紧张的情况。

面对这种形势，作为全国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人，陈云感到非常着急，他多次提醒大家经济建设要稳步进行，要注意综合平衡。陈云的观点，得到了周恩来等人的赞成和支持。

1956 年 2 月 8 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 24 次全体会议上指出：“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月 11 日，在国务院第 28
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又指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

在周恩来、陈云等的坚持下， 1956 年 5 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了当年的预算问题。这次会议还决定，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

会后，刘少奇要求中宣部就反对“两个主义”问题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这就是 6 月 20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

对于这篇社论，毛泽东非常不满。当时，社论清样送给他看时，他就在上面批示：“不着了”。后来，毛泽东对这篇社论进行了猛烈的批评。说社论是“庸俗的辩证法”，“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是用毛泽东反对毛泽东”，是“尖锐地针对我”。

对于反冒进，毛泽东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扫掉了促进委员会。使 6 亿人民泄了气。还

说，反冒进离右派只有 50 米了。

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还明确表示，批评反冒进，主要是针对陈云的。从现有的资料看，陈云与 6 月 20 日《人民日报》社论没有直接的关系，

陈云并没有参与社论的起草和修改。那么毛泽东所说的批评反冒进主要是针对陈云的，为什么呢？从当时的情况看，陈云的确是反冒进的主力。

前面已经说过，早在 1954 年，陈云就提出，经济建设必须按比例发展，搞好综合平衡。

1956 年初，当大家都争着上基本建设项目时，3 月 6 日，在国务院常务

会议上，陈云即主持将基本建设拨款削掉了 7 亿，由原来的 125 亿削到 118 亿，削减了 6％。在这次会议上，他还指出：“根据中国的情况，每年总要有些结余才行。”

月 12 日，陈云与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 30 次会议通过了《1955 年

国家决算草案和 1956 年国家预算草案》，其中，关于 1956 年预算部分，基本上是按削减以后的数字计算的。

1956 年底，在讨论编制 1957 年预算和控制基本建设投资时，陈云更是多次阐明了反对冒进的观点。

12 月 4 日，他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 1957 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他在会上发言说，“二中全会决定 1957 年基本建设投资为 126 亿元，关键是

看材料，材料够就搞 126 亿元，如果材料不够就砍下来。”

12 月 18 日，他主持国务院第 41 次全体会议，又在会上说：要把建设和民生的关系摆好，从财政和金融贸易这方面看，主要应注意以下几点：一、财政预算和现金收支必须是平衡的，不能有赤字，而应略有结余。二、预算中建设规模应该和物资的供应相适应。首先应该照顾到心须的民生的生产，有余再搞建设。三、每年人民购买力与供应人民的消费品应该求得平衡。四、我国的建设需要的外汇大体上依靠农产品出口，农业对工业有很大的约束力，工业不能不管农业而为所欲为。

当时，党内的急躁冒进情绪是比较浓的，因此，关于 1957 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问题，争论很大。12 月 27 日，陈云再次就这个问题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作了发言。

他警告说，“现在马跑得很危险，这样骑下去，后年，大后年更危险。” 他还说：“明年要削减投资，必须要搞些死办法，灵活了不行，哪些东

西不搞就是不搞，人不准增加就是不能增加，要砍就砍下来。当然，我们共产党最好是按辩证法办事，但这样不行，不来个绝对主义办不了事。”

会上有人提出，投资削减以后，有些项目就不能搞了，工人也不好安排。对此，陈云指出，“我看不能搞就不能搞，计划完不成就完不成，工人能做别的就做别的，不能就照发工资。这样对不对呢？我看不会不对，如果到明年 8 月我们看不对，8 月以后再搞也来得及。我们是个大国，明年不稳当心里不安。”

他还鼓励国务院主持经济工作的一些干部要敢于负责，勇于负责。他说：经济工作还是大家讨论，我们做决定，我们向中央负责。“我们责无旁贷，少奇同志管党的工作，小平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总司令也不管这些事，总理忙得很，首先是我们几个人（指李先念、李富春、薄一波等）负责，我们

肩上担着 6 万万人的事，如果搞得天下大乱，打我们的屁股。” “实事求是不是小脚女人。” “不要怕别人说机会主义。”

陈云的这些话在当时对于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反对急躁冒进情绪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57 年 1 月，在中央召开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陈云进一步提出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理论。说：“适当压缩基本建设的投资额，这样做的目的是使 1957 年基本建设的规模，适应于国家财力和物力的可能。”“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有 6 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

从以上情况看，陈云在反冒进中的确扮演了主力的角色，毛泽东批评反冒进，把矛头指向陈云，并没有“冤枉”他。

但实践证明，陈云 1956 年反对冒进的意见是正确的，他关于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理论也是极为深刻的。毛泽东正是因为听不进陈云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在 1958 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从而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