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取迂回战术，向毛译东反映“三反”中的问题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开始考虑革命胜利后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延安整风时期，郭沫苦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曾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特地把这篇文章列为整风必读文献，让党的高级干部反复阅读，目的就是要使全党把李自成的教训引以为戒，避免犯同样的错误。1945 年，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时说的一段话，更使毛泽东触耳惊心。黄老先生积几十年之经验深刻指出：“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这话虽然不吉利，但也不乏道理。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因此，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向全党发出警告，指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毛泽东的这段话可谓经典之作，但毛泽东的用意是要引起全党的警惕，并不想这种情况真的发生。然而，毛泽东的话却不幸言中。

建国后不久，党内即出现了有损共产党人声誉的腐败现象。其中突出的代表人物就是刘青山、张子善。

刘青山、张子善分别于 1931 年和 1933 年入党，是经历过土地革命、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严峻考验的老干部。刘青山参加过 1932 年高阳、蠡具的农

民暴动，曾被国民党逮捕，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坚贞不屈。张子善 1934 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曾参加狱中的绝食斗争，在敌人面前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公正地说，他们的确曾经是党的干部队伍中的佼佼者，曾经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出生入死地苦斗过，曾经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过自己的贡献。但是，进城后，他们在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腐蚀下，贪污腐败，蜕化变质，成了人民的罪人。他们利用职权，盗用公款达 171 亿元（旧币），还从事倒买倒卖的非法经营活动，盘剥民这种现象不只发生在刘青山、张子善身上，类似的问题各地也时有所闻。这些问题揭发出来以后，毛泽东极为震惊。为了坚决地根除这种腐败现象， 1951 年底，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这一运动的发动应该说是非常及时的，它使我们党的干部在建国伊始就经受了一场反腐败的洗礼，树立了良好的风气。特别是运动中对刘青山、张子善的果断处理，不仅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扶正法邪的良好效果，而且几十年之后，人们仍记忆犹新。

但是，中国共产党毕竟刚刚执政，对执政党的建设还缺乏经验，因此， “三反”运动中也出现了“过火”和扩大化的问题，伤害了一些干部，使财经工作一时出现了混乱的现象。这与毛泽东对整个干部队伍的估计和领导这一运动的方式也有一定的关系。

也许刘青山、张子善的问题对毛泽东的震动太大了，他对当时干部队伍中的腐败问题估计得非常严重，因此，对“三反”也抓得非常严厉。

运动发起以后， 1951 年 12 月 30 日，毛泽东收到谭政关于开展“三反” 问题的电报后，觉得中南军区动作稍缓，即于元旦凌晨两点起草复电，要求

他们对运动要“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务使每天都有收获”，并对来电不妥之处作了修改，派专人连夜乘专机将修改稿达到，以引起中南军区的高度重视。

1 月 4 日，毛泽东又起草致各地指示，要求各地“缩短学文件的时间（有四五天就够了），召开干部会，限期展开斗争，送来报告”。并说：“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在毛泽东的督促下，“三反”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进入 1 月下旬后，运动开始向纵深开展，进入打“老虎”（当时，人们称贪污犯为“老虎”，故有“打虎”之说。贪污旧币 1 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叫“大老虎”，1 亿元以下 1000 万元以上的叫“小老虎”）阶段。

进入“打虎”阶段后，毛泽东对运动的指导更加重视。1 月 23 日，他在关于三反斗争展开后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的电报中指出：“凡属大批地用钱管物的机关，不论是党政军民学哪一系统，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而且必定有大贪污犯（大老虎）。有些人以为党的机关，宣传和文化教育机关，民众团体，用钱不多，必无大老虎，这是不正确的。早几天还以为中央文教机关一个老虎也没有，经过最近两天的寻找研究，就发现至少可以捉到十五个贪污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因此，请你们注意，在每一部门、每一地区三反斗争激烈展开之后，就要将同志们的注意力引

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不要停留，不要松劲，不要满足于已得成绩。” 电报还说，“在这方面，要根据情况，定出估计数字，交给各部门为完

成任务而奋斗。在斗争中还要根据情况的发展，追加新任务。”

1 月 24 日，他又致电各大军区和中央局，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分局和省市区党委，要求“每个大军区系统（包括各级军区和各军）至少有几百只大小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败仗。地方上每个大省也可能有几百只，每个大城市可能有一百只至几百只，上海可能有上千只”。

在毛泽东的严厉督促下，各地打虎的数目开始节节上升，中央一级单位，在 1 月 20 日之前还只承认有几十只大老虎，到 1 月 27 日，已捉到和认为

可以捉到的即达 400 只：财经部门 200 只，军事部门 100 只，政法文教和党

的部门 100 只。这些还都是 1 亿元以上的大老虎， 1000 万元以上的小老虎

未计入。中央一级单位共 12 万人，共清出贪污分子 1 万人。

华北局提出，像山西这样的省应有大小老虎 1000 只至 1300 只，其中应

有大老虎 100 只至 130 只；华北军区过去打虎成绩甚微，经过严词督责，在

5 天之内也突飞猛进，“捉虎甚多”。

惯于在运动中“露脸”的高岗成绩更为显著，到 1 月 26 日已在东北捉了

500 只老虎，清出了大小贪污分子 16 万多人。2 月 3 日，他又电告中央，把

打虎数目增加到了 2000 只。

打虎运动也深入到了农村，平原省的武陡县县级机关到 2 月初已清出

1000 万元以上的老虎 18 只。另据河北省香河县 9 个村的初步调查，有贪污行为的村干部，多者占村干部总数的 72％，少者占 13％，平均为 33％。9 个支书中 7 个贪污，9 个村长中 8 个贪污。

各地报来的不断加码的打虎数目，反过来又使毛泽东感到问题更加严重，据他根据各地报来的情况估计，“每个小省应有大小老虎几百只，每个中等省和大省应有大小老虎一二千只至三千只”。根据这一估计，2 月初毛泽东又进一步提高了对各地的要求。

2 月 4 日，他在给谭政的电报中指出：“你们 1 月 31 日给我的报告所述对各省任务的分配数目都太少，是不合实际的，必须指导他们逐步增加。特别是广东军区系统包括海防和各军在内至少有几百只乃至上千只大中小老虎，而你们只分配该军区大老虎二十只，中小老虎一百八十只，这是完全不适当的。你们对各省压力大小，迁就他们的右倾思想，特别对广东是如此，望注意改正。”

月 5 日，他在批转山东分局打虎报告时又指出：“像山东这
样的大省，有党、政、军、民、学五个方面，有十几个大中城市，有很多分区和县城，一千万元以上的大中小老虎，应当不是几百只而是几千只，不是一二千只而是三四千只。其中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以十分之一计，应当不是几十只而是几百只。我提议分局立即召开一次打虎会议，规定打虎数目，限期完成任务。上面每天用电话催督一次，下面每三天用电话或电报汇报战绩一次。军区系统打虎也不起劲，应由分局负责统一指挥他们。无论何方面，凡打虎不力者应予批判，严重者撤消职务。”

毛泽东的严厉督促对“三反”运动的迅速展开和深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他对当时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的过高估计和直接下达“打虎”数字的做法，也给基层干部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从而使运动出现了“过火”的问题。如有的地方出现了逼供信的现象；有的机关干部都打虎去了，正常的业务工作没人管了；有些财经机关的干部因怕当“老虎”，上街是几个人一起去，跟资本家谈话也得几个人，一个人不敢讲，电话一个人也不敢接。有的工作人员为了表示与资本家划清界限，对私营企业验货的规格搞得特别严，标准特别高，“次货”高到百分之六七十，甚至 80％。上海有的地方在验乒乓球时，还要用显微镜一个一个地照。有的人索性就不想干了，提出要调动工作。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正常工作特别是财经工作的秩序。

对于“三反”运动中出现的这种“过火”现象，直接领导财经工作的陈云觉察较早，2 月 8 日，在政务院第 123 次政务会议上，他就针对“三反” 对农村造成的影响，提出，“春耕时节乡下不能搞‘三反’，这点应该写在文件上。”

陈云对建国初期财经干部中存在的问题的估计与毛泽东也不大一样。他认为，在财经队伍中，“贪污的人是有的，但是比例不大。原因就是现在吃穿难，穿上政府的衣服，挂上那么个牌牌，名誉、前途是要紧的，如果贪污被赶走，就不能在政府里边工作了。”

但当时，毛泽东“打虎”正在兴头上，不好直接进言。然而，有问题下向上反映又不是陈云的风格。于是，陈云采取了一种迂回的办法。2 月 15 日，政务院会议开完后，陈云和薄一波找到了周总理，向周总理反映了“三反” 运动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业务停顿的问题，认为，这一向题，已到了“应该予以解决的时候了”，希望周总理能向毛泽东反映。

与陈云谈话后，周恩来当天即致信毛泽东，说：“今日政务院会议后，同陈云、薄一波谈到‘三反，斗争中业务停顿的问题现在已到应该予以解决的时候了。照中央一级三反斗争的情况看来，每个机关各级领导干部中抽出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来专搞业务，是完全可能的，不至于影响打虎工作。各部门业务如果没有领导同志来管是无法进行的。”

接到周总理的信后，毛泽东也开始注意到这些问题。2 月 26 日，即在接到周总理信的第二天，毛泽东即在信上批示：“周总理：我完全同意你的意

见，请速予调整。”

其实，几乎在向周总理反映问题的同时，陈云已开始了这方面的调整工作。2 月 24 日，中时委发出指示，要求各级财委和各级财经部门在“三反” 运动中抽出一定力量，进行当前必需的业务工作，如贸易、税收、生产、运输等，并决定贸易部立即恢复收购土产及加工订货等工作。

毛泽东对周总理的信表示同意后，陈云更加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月 25 日，陈云签发中财委致各大区时委负责人电，指出：在“三反”

运动中，各地亟须恢复财经业务工作。要随时掌握动态报告本委，并定期作出综合报告。
月 30

日，他在批转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关于第一季度生产情况的简要报告时，再次指出：“三反”运动的建设阶段，是深入民主改革的补课工作， “三反”运动的成果必须具体地表现于经营管理的改善上。

由于及时采取了调整的措施，“三反”运动中出现的财经工作秩序混乱的现象，迅速得到了制止。

另外，由于陈云、周恩来的及时提醒，进入 3 月份后，毛泽东也不再直接向各地下达“打虎”指标，4 月份以后，毛泽东即开始布置“收兵”，准备结束“三反”运动。这样“三反”运动中出现的过火现象，没有再进一步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