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家门不入，受中央委托，主持上海财经会议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是旧中国帝国主义、官僚资本的重要基地，也是中国民族资本的重要基地。无论是工商业、还是金融业，或者对外贸易，在全中国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当时，国民党政府国家垄断资本银行的总行都设在上海，全国 24 个大银行总行也都设在上海，这里控制了全国

的金融命脉。解放初期，上海共有工商企业 16.3 万多户，职工 100 多万人。

上海在 1936 年的进出口总额已占全国一半以上， 1949 年，主要出口品种占全国出口总额的 80—90％。上海私营工商业的资本总额占全国的一半，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说，上海都可以说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上海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全国都有着极大的影响。

然而，由于战争的破坏，交通中断，加之物价飞涨，解放初期的上海处于严重困难的局面。国民党反动派，也懂得上海的重要性，因此，上海解放不久，他们即开始对上海进行海上封锁和空中轰炸，企图使上海“电灯不亮，机器不动”。

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基础就十分脆弱的上海工商业，面临日益加重的困难。原料严重缺乏，资金短缺，销路呆滞，工厂商店亏损、倒闭，劳资关系紧张，停工歇业的面达 20％，并从中小厂发展到大厂，从单家独户发展到整个行业。上海工商界对克服暂时困难缺乏信心，甚至埋怨、怀疑共产党能否在上海立足下去。他们中有的抱消极观望态度，有的搞“三光”（吃光、用光、蚀光），有的甚至弃店弃厂溜走。敌人则扬言，“中秋节要回上海吃月饼”，“春节要来上海吃年饭”。一时间谣言四起，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

面对这种情况，7 月 3 日，华中局急电中央，希望在上海召开会议，谋求对策。

中央采纳了华中局的建议，决定 8 月初，由陈云在上海主持有华东、华

北、华中、东北、西北 5 个大区的财经部门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

中央决定 8 月初在上海召开财经会议，陈云 7 月 17 日即率领中财委的一班人马先期抵达上海。

上海是陈云的老家，自 30 年代初离开上海赴中央苏区后，陈云已有近20 年没有回过家了，（1935 年，陈云受中央派遣到上海恢复党组织，由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无法立足，更不敢回家，陈云只好匆匆离开上海，化装成商人去了莫斯科）此时，家中尚有从小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姐姐以及抚养自己长大的舅舅一家，二十多年杳无音信，人非草木，谁能无情，按说，此时，离召开会议还有一段时间，他完全可以用很短的时间回家探望一下，但他首先考虑的并不是自己的感情，而是如何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

陈云的一贯作风是，用 90％的时间去调查研究，用 10％的时间来制定解决问题的策略。这次，他先期到达上海就是为了有充足的时间首先对上海的情况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为会上将要制定的决策，提供依据。因此，到达上海之后，陈云即全力投入了调查研究的工作。

陈云的调查研究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当时，天上有国民党的飞机轰炸；地上，国民党退出上海以前，在上海潜伏了大量的特务，他们躲在暗处，不断地打黑枪，随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天公似乎也不作美，

陈云到达上海不久，7 月 24 日，上海即遭受了 30 年未遇的台风袭击，由于国民党长期缺乏防汛措施，海堤江堤受损严重，以致江水倒灌，市区受淹，南京路闹市可以行船，市府大厦内水深过膝。

上海的资本家历来看不起共产党，以为共产党都是土包子，根本不懂得经济，因此，陈云找他们了解情况时，许多人不但不愿坦诚相待，反而处处为难。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陈云仍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不到10 天的时间内，他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正是以大鱼的调查研究为基础，在上海财经会议上，陈云提出了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措施。

当时，上海最大的问题是粮食问题。粮食价格的上涨幅度，超过一般商品的一倍或一倍以上，如大米比纱布、猪肉、鸡蛋、胶鞋等的上涨指数平均超过一倍。粮食价格上涨，影响工业生产的成本，也影响其他商品的价格。更严重的是，它还影响人们的心理。在上海会议上，陈云首先对这个问题作了分析和安排，指出：对大米的供应问题不要悲观，据去年年底统计，上海共有 505 万人，到今年 5 月底达到 550 万人。这是把周围的农村人口包括在内的。如果只算市区，是 44Q 万人，扣除解放后还乡的 40 万人，现在实有不过 400 万人。以每月每人平均供应 22 斤米计，则每天有 300 万斤就够用了，这与现在可以供应的数量是相符合的。

陈云之所以如此说，并不只是为了稳定人心，而是经过仔细测算的。当时上海面粉比大米便宜，吃面的人较过去增加了一倍，市场上每天销出的面粉，估计可抵 80 万斤大米，另外上海每天自由上市的大米约 80 万斤，还有

我们每月配售的大米有 3000 万斤，每天 100 万斤。三者合计，每天约 260

万斤，这与实际所需的 300 万斤只差几十万斤，而国民党统治时期，为了应急，大部分市民都存有一部分“应变米”，“应变米”完全可以补上暂时供应不足的部分。

月底 8 月初，常州以西、芜湖以及皖北的早稻已经下来了，价格比上

海低。而且，常州至嘉兴一带的早稻 40 天以后也可以登场，如果这些地区的早稻能运来，粮食的供应短期内就不成问题即使这些地区的早稻不能及时运来，陈云也准备了万全之策，即从东北、华中等地调来 1.2 亿斤粮食，9、10

两个月各 6000 万斤。根据几个月来的配售情况，每月 6000 万斤也够供应了。粮食问题解决了，剩下的就是生产问题。对此，陈云也作了分析和安排。

他说：要力争上海主要行业（纺织、印染、纸烟）的开工卒维持到 2/3。当时，恢复生产最困难的是纺织业，也就是棉花的来源问题。陈云认为，以现有的棉花，使上海的纱厂每周开工在 3 昼夜到 4 昼夜是可以的。8 至 11 月，

每周按 4 天生产计，共需棉花 79 万担。而当时，中纺在上海现有 23 万担，

在香港存有 2 万担；私纺在香港存有 10 万担，还可在那里买 5 万担；上海贸

易处存 1 万担，前经济合作总署存 7.2 万担；华东可以买 18 万担，华北可以

买 10 万担，西北可以买 3 万担。以上合计为 79.6 万担。

陈云还指出：新棉收购计划即将布置下去，估计 11 月底能开始拿到手。明年准备把农村妇女手工纺线缩小些，以机器纺纱来代替。预计明年在华北、华中、西北等地共可购棉 300 万担，华东自己再收购 180 万担，共计 480 万担。这些棉花收上来后，则明年纱厂的开工情况不会比今年坏。

运输问题在当时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正如陈云所说：“现在上海的问题，是有无大米，有无棉花，而其关键是有无运力，把大米和棉花运进

来。”因此，上海会议上，陈云对运输问题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他指示：蚌埠到浦口一段，要争取开 16 至 18 对列车，保持煤七，粮三，军用二，余为其他货运和客运。现在徐行及错车距离长，行车速度慢，调度不灵，通讯设备不够。今后应缩短徐行和错车距离，加添车站的错车点，放长支线，增加通讯设备，加快装车卸车，使列车停留的时间尽量缩短。铁路调度人员要很能干，因为货物来自各地，管理系统又不统一，调度十分困难。华东财委要把运输看成一个重要问题，好好组织，设一个专门机构来管理这一工作。华东局要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此外，防空也很重要，一方面要配备防空武器，另一方面要适当疏散，避免列车过分集中。

陈云提出的这些解决上海问题的办法，既明确又具体，使许多同志都感到心中有了底。

上海财经会议除解决上海问题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探讨解决全国经济问题的办法，会上，陈云也就此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

作为一个党的高级领导人，陈云总是善于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来看问题，因此，在会上，他首先强调：我们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是胜利中的困难，解决这一困难必须从全局出发。“我们不但要注意克服目前的困难，而且要从全国范围来考虑财经问题的解决。否则，就要影响到国计民生。”

当时，经济问题中最突出的就是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开支过大，钞票发行过多造成的。因此，有人提出解决经济问题应主要从削减支出着手，对此，陈云的回答很明确，“开支能否少一些呢？不能。首先，军费不能减，减少了就不能保证部队的需要。其次，为收购棉花和出口物资而发行的票子也不能减，减少了工农业生产都会有困难。当然，提倡节约，可以省一些，但数目不会大。”

货币发行量不但不能减，为了解决困难还必须多发行，陈云算了一笔帐，他说：“为了保证今年秋季的支出，8 至 10 月每月需发行 1633 亿人民币，

以 7 月底 2800 亿元为基数，每月发行指数增加百分之五十八。”“这些发行，主要是解决军费开支及修复现有铁路的费用，还没有考虑到工业的投资和农产品的收购。11、 12 月除军费外，要收购棉花和出口物资，两项合计每月

需发行 1692 亿元。”

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货币发行的是不是太多了呢？对此，陈云也作了推算，他说：“抗战前，全国的货币流通量（包括地方币）为二十多亿银元。经过了 12 年战争之后，生产与货币流通不正常，发行量应少一些，假定

打两个对折，还应有 5 亿多银元。可是，现在我们发行的人民币，只相当于

1 亿至 1.2 亿银元，数目还是很小的。”也就是说从全局的观点看，人民币必须多发，也可以多发。

当时，财政负担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在旧政权下工作过的人员都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也有人主张，为了减少财政负担，裁掉这部分人。针对这个问题，陈云也反复进行了解释。他说：“全部接收在旧政权下工作过的人员，财政上负担很大。但是，裁了这部分人，让他们失业，没有饭吃，问题更大。现在养着这部分人，从财政上看是个损失，但从另方面看，政治影响好。待解放地区的人看到，这些人生活都有保证，就不怕了，反抗的人少了，这样战争可以更快结束，少损失好多人力财力，整个支出可以大大减少。”“这个问题，一定要采取慎重的政策。对旧人员要训练、改造和使用，这个包袱不能不背，不能光从财政着想。”

上海工厂的搬迁也是一个类似的问题。由于当时上海有敌机轰炸，原料又缺乏，因此，中央和地方上的一些同志都曾考虑将上海一些工厂搬到别的地方去。陈云经过认真的调查分析，认为“这件事情要慎重。应将解决目前困难与全国长期建设看成两回事，分开来处理。不能因为目前有困难，就把许多工厂搬走了事。要完全具备搬厂的经济条件并不容易。例如，从原料的供应来说，纺织厂可以搬到棉花产地，但工厂生产需要有适当的厂房，还需要有电力、机械等有关的企业与之相配合，这些条件棉花产地就不一定具备。估计上海工业的主要部分不能搬，目前应力争维持生产。”

开支不能减少，票子不能少发，工厂又不能搬家，当时经济上面临的问题，特别是通货膨胀问题如何解决呢？陈云提出了以下几条办法：

发行公债。

发行公债是近代以来各国政府经常采用的一种手段，它可以起到回笼货币、控制通货膨胀、筹集资金、发展生产等作用。但是我们党长期处于农村环境，对这种手段不太熟悉。因此，陈云提出发行公债，许多人都不很明白，以为这是靠借债过日子，不光彩。毛泽东同志对此也非常谨慎。

8 月 11 日，陈云将准备在年底以前发行 2400 亿元公债的建议电告中央后，8 月 14 日，毛泽东即致电陈云，希望陈云就下列各点加以说明：“（一） 2400 亿元的用途；（二）为什么需要 2400 亿之多，是否可以减少；（三）估计城市工商业家对此项公债的态度将如何，是否会拥护如不拥护，是否有失败之可能；（四）利息 4 厘是否适当，为什么是适当的；（五）为什么规定明年 11 月起还本付息，3 年还清，期限是否太促，为什么要如此规定？”

8 月 15 日，陈云复电中央，对发行公债的数额、用途、利率和还本付息

的时间等问题作了说明。电报指出，“发行 2400 亿元公债，只占货币发行额的 1/4，但对金融上所起的作用则很大。其利如下：甲、弥补赤字 1/4。乙、减少物价波动；丙、易于收购土产；丁、帮助货币下乡。之所以额定为这个数，是因为 8、9、10 三个月的财政收购发行数字共约 6000 亿，而公债收回之数除金钞外只 2100 亿，在放多收少中银根不致过紧。公债以劝购形式推销。把发行公债的好处对工商业家讲清楚，并采取各大城市代表会形式加以讨论通过，工人劳动者及舆论方面赞助购买，则工业家亦会跟随，但派他们的数字大了，也会叫。大中城市游资很多。债币下乡有利于物资交流，又可刺激工业的恢复，这种影响对于工商业特别是工业资本家是有利的。”

电报还特别指出：“解决财政收入的办法，一般国家均征税、借债，发行钞票三种办法，我们因长期处于农村对公债办法用得很少，在货币收入不足货币支出的情况下，今后适当应用公债的办法，比单纯发行钞票好，短借短还目的在树立债信，必要时与第一次还债同时可发行第二次公债，明年秋后还 1/3，因正在秋粮登场、市场需要筹码多的时候，估计国家确能偿还。”

毛泽东对此似乎仍不放心。8 月 17 日，毛泽东再次致电陈云：“公债问题关系重大，请陈云立即回来向中央报告，加以讨论然后决定。”

实际上，陈云在提出发行公债以前，已作过可行性研究。他认为“中国地方如此之广，发 1.2 亿银元（相当于 2400 亿元人民币）的公债，数目并不

算多。蒋介石剩下那么一点地方，还要发行 2 亿银元的公债。他在历史上每

逢到了没有办法时，就搞这么一下。东北 4000 万人口，私营经济所占比例较

关内低得多，两期发 1200 万银元的公债，第一期已经按期完成了。关内私营经济占的比重比东北要大得多，公债数目可以定大一些。”

发行公债是有一定困难的，因为当时工商业还不能正常生产和经营，公债派下肯定会叫苦的。但发了公债工商业是否会垮？陈云说：“我看不会，因为每月发行的钞票超过公债收回的钞票。现在我们每月发行现钞 1633 亿

元，而发公债收口的只有 600 亿到 700 亿元，这是有限度的收缩，不要顾虑筹码会少。我们到时候看情况，如果紧得不行，就后退一点。”对发行公债以后可能出现的问题，陈三也作了准备。如果因发行公债引起银根紧，因而对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不利，怎么办，陈云认为可以采取这样三个手段：

第一，调剂通货。在发公债时，要把票子放出去，必要时再收回来，有吞有吐。要善于使用这个手段。什么时候吐出多少，收回多少，要好好研究。还要研究工农业产品的比价，使之达到比较合理的程度。如在银根紧时，可以多投放一些票子来收购物资，同时调整工农业产品的比价。

第二，调剂公债发放数量。公债各月的发放数量，应该根据情况灵活掌握，在时间上可长可短，在数量上可多可少。例如，新粮上市，票子下乡，银根会紧，就要注意到城乡公债各发行多少。第三，调剂黄金、美钞收进的数量。黄金、美钞收多收少，应视具体情况而定。这也是一个手段。如果物价平衡，银根较紧，即可多收进些。

后来，陈云又就发行公债的问题向中央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最后，中央同意了陈云的意见并决定，从 1950 年 1 月 1 日起发行人民建设折实公债，第

一期发行 1 万万分（每分之值按当时物价计算约等于 2.2 万元人民币）。事实证明陈云的意见是对的，发行折实公债得到了人民的拥护，第一期

公债到 3 月份全部售完，这期公债的发行对稳定物价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原定发行的第二期公债，因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好转，未再发行。

增加税收。

在上海财经会议上，陈云提出：“目前最要紧的有两件事：一是公粮要征得好，二是税收要整顿好。”征收公粮一直是我们财政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之一，过去我们经常采用这一手段，因此大家对抓紧征收公粮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对于增加税收，有些人却一时转不过弯来。过去我们一直反对苛捐杂税，现在轮到我们执政了，又要增加说收，这似乎与我们减轻人民负担的宗旨不一致。其实这种减轻税收的简单“仁政”观点是一种小农意识，对于发展生产是不利的。

在上海财经会议上，陈云对税收问题作了专门的论述。他说：“现在定的这个税收数目，有可能完成。根据在哪里？过去大城市多数不在我们手里，农业税占总收入的 3/4，现在我们有了大城市，情况有了改变。东北地区，税收以及公营企业和对外贸易收入，占整个收入的 3/4，而公粮仅占 1/4。华北地区，税收已达总收入的 38％，今后要争取达到 50％。由此可见，有了大城市和没有大城市是不同的。过去说敌占城市我占乡村，在经济上是敌强我弱，道理就在于城市的税收优于乡村。”“特别是在一个发展的环境中，加一点税不会出大问题。如果赤字不大，可以用增加税收的方法，努力求得收支大体平衡，以便使经济走上健全发展的道路。到那时，货币比较稳定，发了票子物价不上涨，就大有文章可做。”

陈云关于增加税收的主张，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9 月 3 日，毛泽东在给华中局饶漱石的电报中即指出，“陈云同志已在 9 月 2 日的中央会议上作了报告。中央同意此次上海会议决定的总方针及许多具体办法。”我们必须“着重整理税收，以增加收入”。

为了引起人们对税收问题的重视，陈云后来还提出：“宁缺一个县委组织部长，也不能缺一个县税务局长。”这一主张也得到中央的支持，后来中央特别规定，一个县里配干部，除县委书记和县长外，还要配备一个强的干部去当税务局长。

实行内部贸易自由。

地区间的相互封锁也是造成当时经济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当时，常州的粮食不让运往上海，赣东北对杭州也是封锁的。有许多领导干部认为，这是“为国为民”，他们说，粮食运走了，农民会没有粮食吃。陈云同志对此进行了批评，并坚决主张实行内部贸易自由。他说：“这样说是没有道理的。天下没有那样傻的农民，把粮食都卖光，自己等着饿死。农民不是傻瓜，知道票子会贬值，不到用钱时是不肯卖粮的。”

针对有人提出的粮食运走了物价会涨，有害国计民生的观点，陈云指出： “事实上，凡禁止粮食自由贸易的地方，农民的粮食就不能卖到高的价钱，而城市因粮食贵，工业产品成本提高，引起工业品价格上涨，使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扩大。这对农民是有利还是有害呢？完全是有害无利。”“封锁无论对农民对城市的劳动人民，还是对国家经济建设，都是有害的。”“对于这一点，党和政府要发布命令，报刊也要写文章，把道理说清楚。”

财委机关要组织成为一个司令部。

政策和措施是要由具体的人去实施的，因此，在上海财经会议上，陈云除提出了克服财政经济困难的一些具体措施外，还特别强调，要把各地财委机关建成一个有思想、有战略眼光的司令部。

他说：“现在各区财委只有几个人，这样不行。财委要设置专管各方面工作的组织，如金融、财贸等处。有些可以设秘书或委员，如工业秘书、计划委员等，负责看有关材料，动脑筋，考虑问题。这光靠下面的业务部门不行。现在工作范围很广，任务很重，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应付不了。人员从哪里来？由上面派不可能，要从业务机关抽。抽二三等的不行，要抽一等的。” “总之，我们今天面临的是管理一个有几亿人口的大国的局面，必须吸收党外各方面有知识的人来共同工作。”

除上述措施外，在上海财经会议上，陈云还提出了开展国内汇兑，建立统一发行库；税目、税率和食盐外销要统一管理；重要物资由中财委统一调拨等重要措施。陈云提出的这些措施，有根有据，切实可行，不但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连开始看不起我们的一些民族资本家和经济界人士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内真有能人，陈先生提的问题，内容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