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边“三定”，下边“四定”

统购统销的政策正式确定下来以后， 10 月 16 日中共中央即作出了《关

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也于 11

月 23 日发布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关系着 5 亿农民和 8000 万城镇居民的吃饭问题，事关重大。为此，中共中央的《决议》强调必须“全党动手，全力以赴”。当时，对统购统销，全党的确像打一场战役一样全力以赴。接到中央的决议和国务院的命令后，全国各地在 1953 年 11 月底和 12 月初即开始在农村贯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中南地区及其所辖的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 6 省的中共党政领导机关，绝大部分都由第一把手带头，组织大区、省、地、县、区、乡各级干部和积极分子共 330 多万人，经过短期培训，深入农村进行工作；

华北地区仅山西省投入这一工作的力量，就有 130 万人。其他各大区和省组织的人力均以百万计。贯彻实施的具体做法，各地以县为单位先召开扩大的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接着以区或联乡召开中共党员、青年大会和积极分子大会，然后以乡为单位分别召开中共基层党组织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在此基础上，再召开群众大会。在各种会议上，以中共中央拟订的《关于粮食统购统销宣传要点》为指导，集中宣传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以及粮食统购统销同总路线、总任务的关系。

除召开各种会议，层层深入贯彻外，各地还利用其他形式，配合进行宣传。如四川省文化事业管理局出动了 82 个电影放映队，携带幻灯机，把有关宣传内容制成幻灯片，走村串户进行放映。该局还组织大批戏剧工作者、音乐工作者和民间艺人等文艺队伍，深入居民区和田头地角用演唱等形式，向农民宣传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四川省还出版发行了宣传材料 300 多万册，散发农村，配合宣传。广西省灌阳县一区，利用图片、实物等举办展览会，深入农村，巡回展出。

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 12 月中旬，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全国各地基本上达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尽管在统购统销正式实行以前，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已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对于可能出现的毛病也做了预测和准备（毛泽东列举了 17 条可能出现

的毛病，陈云在 17 条之外又加了一条，叫“有意想不到的毛病”），尽管在贯彻统购统销过程中“全党动员，全力以赴”，但统购统销毕竟是一个新事物，党和政府对此也毫无经验，因此，统购统销开始实行以后，还是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些混乱。

如据泰安地委通报反映，新泰县八区的一些村，竟采用打虎的办法斗争余粮户，对出卖余粮不通者，驱逐出会场，令其考虑，名曰“去掉挡头”，有的区干部说：“有余粮不卖就封门，对抗就给他穿上个眼。”三区苏庄乡小张庄孙长振在小组会上自报卖粮 700 斤，干部非逼卖 1000 斤不行，回家后

告其妻，其妻不通而眼了毒。九区沈村富裕户张敏，其子报卖 5000 斤，他在

会上说只卖 3500 斤，村干部不满，大加指责，其子害怕便装疯，闹得会场大乱。九区北堡党员朱九连，因卖粮不通，在党员会议上受到严重批评，又未转变，第二天小组会都停止他参加，因而苦闷、怀疑而自杀。

泰安地区的问题并非个别现象，全国各地也有类似的问题，这些问题大

都是由于对统购统销政策执行不当引起的。

1954 年，长江、淮河流域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洪灾。为了救灾需要， 1954

年至 1955 年度在非灾区多购了约 70 亿斤粮食，全国统算，也多购了 23 亿斤，从而更加加剧了国家与农民的紧张关系。

到 1954 年底 1955 年春全国各地几乎是“家家谈粮食，户户谈统销”。有些地方甚至发生骚乱，如广东省中山县即因购粮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引起了骚乱。骚乱自 1954 年 12 月 13 日上午 9 时起，至 27 日晚止，历时 15

天，蔓延到 4 个区 10 余个乡，参加骚乱群众先后合计约 5000 人。骚乱中区、

乡干部及积极分子被打伤者 63 人，其中重伤 15 人，死 1 人，被抢去粮食 1

万余斤及乡政府、农业社等公款 3600 万元。这种骚乱虽是个别现象，但已开始影响到全国的稳定。粮食统购统销制度面临严峻的考验。这一制度是否、能否坚持下去成了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为此，陈云决定亲自到农村进行调查。

陈云以善于调查研究著称，他有一套完整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其中之一就是向自己熟悉的人进行调查。他认为自己熟悉的人没有乌纱帽的问题，敢于讲真话，从他们那里最容易了解到真实情况。因此，早在建国初期，他就在自己的家乡约定两位农民作为长期的联系人，不定期地直接向他反映农村的问题。这一次他仍然采取这样的办法，直接到自己的家乡进行调查。

1955 年 1 月，他在华东局负责农业工作的领导陪同下来到江苏青浦小蒸乡进行调查。在这里，他约见了自己的特约联系户陆象波和曹兴达，并拜访了烈士家属，向来访的居民和亲友问寒问暖，还专门看了米店、粮仓，找农民、商人、小学教员、居民、干部座谈，征求对粮食统购统销的意见。调查中陈云发现，当时农民有意见的原因主要是上一年统购时购了“过头粮”，挖了口粮，农民不够吃了。对于统购统销制度农民虽然也有一些意见，但经过说服教育，农民还是能够接受的。这样陈云心里就有底了。就是说，统购统销政策有缺点、有漏洞，可以补充、改进，但能够也必须坚持。

本着这一原则，这次调查中陈云还着重对统购统销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研究，如对农户统购多少、留粮多少、缺粮怎么办等等。

调查结束后，陈云回到北京向中央提出了农村粮食统购统销中的“三定” 政策和办法，即定产、定购、定销。在一个粮食年度里，连征带购的粮食总数三年不变。由各地政府根据产量确定统购数字，规定卖粮户留粮标准，力求消灭购“过头粮”的现象：确定农村统销数字，留出周转粮，从统购统销总数内扣除。

“三定”的办法还要求全国各地以乡为单位，确定全乡每户的常年计划产量和全乡粮食统购统销的数量，并一律向农民宣布，使每一农户都知道自己是余粮户还是缺粮户，使每一余粮户知道该卖给国家多少粮食，使缺粮的农户知道自己能够向国家购买多少粮食，做到心中有数。

这一办法得到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赞同。在确定实行“三定”政策时，毛泽东还提出：粮食定产要低于实产，要使农民多留一点，多吃一点，多喂一点，多自由一点，做到“人不叫，猪不叫，牲口不叫”。

“三定”的政策确定下来以后， 1955 年 4 月 28 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加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国本着“三定”的原则对粮食统购统销进行整顿。指示发出后，全国各省市立即派出了几十万干部到农村、到城市整顿统销工作，再一次宣传粮食统购统销的意义，号召

人民起来协助政府做好这一工作。对于要求供应粮食的进行评议，把不应该供应、可以少供应的数字削减下来，可以迟供应的就推迟，同时保证缺粮户必要的供应。

经过这样的整顿以后，全国的粮食销量迅速恢复正常，“缺粮”的喊声有了显著的减少。

“三定”的办法也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有力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例如浙江省萧山县小桥村于 3 月 14 日获知这一消息，全村农民立即欢腾起来，奔走相告：“共产党又兴了个好政策！”农民汪妙兴正在田里撬麦泥，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原来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一些顾虑打消了，忍不住放下撬子，兴冲冲地从田里跑回家来，又笑又说：“共产党兴的好章程，真摸透了我们庄稼人的心思！”这天晚上，村里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和单于农民都分别开座谈会，讨论粮食“三定”政策，大家情绪很高，会开得很热烈。中农汪福康说：“实行‘三定，办法好，我准备在今年增加两亩小株密植，在田里施 10 船泥肥，争取多打粮食。”

蜀山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吴昭坑说：“有了这个办法，今年我们社里就能更顺利地改种连作稻了。”会后，这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在 3 天内，就组织

30 多个社员到萧山街上打扫垃圾 3 船，1 万多斤。北京郊区石景山区鲁谷乡一农民，听到“三定”后，自书楹联赞颂道： “毛主席号召‘三定’，人人高兴；共产党规定‘四留’，个个不愁。”横批“努力生产”。

广大农民对“三定”非常满意，因此有人形容说“三定”实际上是四定，有了定产、定购、定销，农民的心也就定下来了。

全国的粮食形势稳定下来以后， 1955 年 7 月 21 日，陈云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坚持和改进粮食的统购统销》的发言，对人们尚存疑虑的一些问题作了进一步解答。

陈云的发言首先对 1995 年春季一些地方粮食供应紧张的问题进行了分

析。他认为： 1955 年春季粮食问题上的混乱，固然同去年粮食统购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即多购了几十亿斤粮食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农民还不习惯于粮食统购统销办法。农民是个体小生产者，千百年来他们的习惯是除缴租、缴税以外，形式上是自由处理余粮的。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以后，农民虽然把粮食卖给了国家，但因为他们是私有者，有些农民又想买回去，并且还想买得更多。今年三四月份粮食供应紧张地区的城镇上，只看事情表面的人，以为排队争购切面和其他食品的农民都是缺粮的。但大量事实证明，排队的人当中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极少数是缺粮的；一部分是家有余粮的，他们去排队的目的是装做缺粮，怕再向他们购粮；大多数是这样一些农民，即他们的粮食是够用的，但想多保存一些，多有一些后备，所以也去排队购买切面和其他食品；也有的是已经评定为缺粮，并且已经规定了开始供应的日期，但是他们却想在得到供应以前，先买到一些切面和其他食品。因此，粮食供应一时出现了混乱的现象。

另外，不少地方粮食供应一度紧张，是由于地主、富农分子和某些反革命分子，利用农民小私有者的心理和我们某些工作上的缺点，从中造谣煽动造成的。农民是拥护政府的，又因大多数口头叫喊缺粮的农民并不真正缺粮，在我们把道理向他们讲清楚，同时把统购统销工作加以整顿以后，不但销售数量降到了正常的水平，而且缺粮的喊声也很少了。

针对有人提出的停止统购统销的主张，陈云在发言中指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必须坚持，停止统购统销的主张是错误的。他说：大家知道，解放以后的头三年并没有实行粮食统购统销， 1953 年 12 月开始实行统购统销，是为了解决全国粮食供需之间的矛盾。那个时候，一方面，城市、工矿区和农村经济作物区的粮食需要量都在扩大；另一方面，国家收购不到必需的粮食。我国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建设的。小农经济是分散的半自给的经济，生产水平不高，商品率很低。土地改革以后，粮食产量是增加了，但是农民的粮食消费也增加了，而且也不急于出卖余粮了，因此，商品率反而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粮食商人和别的行业的商人就囤积粮食，存有余粮的富裕农民等待高价，不卖粮食。很显然，政府为了掌握必需数量的粮食来保证供应，使私商和富裕农民不能够操纵粮食市场，就必须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我们认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但有利于粮食消费者，同时，因为收购价格是合理的，对于全体出卖粮食的农民也是有利无损的，因此是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

在发言中，陈云还对改进统购统销政策的一些措施，特别是“三定”的问题作了说明。

陈云的发言有理有据，得到了代表们的拥护。

此后，统购统销政策又经过一些修改，最后在全国稳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