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雨绸缪，毛译东、周恩来西柏坡点将

1949 年初，严冬尚未退尽，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却早已春意盎然。随着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相继告捷，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主力部队已基本上被歼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根本上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夺取全国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力气的事情。”此时，中国共产党的几大巨头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汇集西柏坡，开始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描绘蓝图。

胜利来的似乎太匆忙了，领袖们不得不对一些过去没有来得及仔细思考的问题迅速作出决策。不过，此时令领袖们费神的已不再是军事问题了。国民党仅存的 100 多万残兵败将分布在从新疆到海南的广阔地区，这对于久经考验的、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来说，已经不成对手。令领袖们大伤脑筋的，是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而来的严峻的经济形势。

尽管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我们没收了国民党的官僚资本，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但我们接收的是一个烂摊子。长年的战乱，使得本就不发达的中国疲惫不堪，民不聊生，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而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正如“脱缰野马”，难以控制，使经济形势更加混乱不堪。

国民党统治时期，为了内战的需要，军费开支日益增多，财

政赤字越来越大，为弥补巨额赤字，国民党政府动员上海等地的印钞厂赶印纸币，仍不敷用，以至要到美国、英国去印刷钞票。国民党统治区 1947

年的法币发行量达 30 多万亿元，为 1946 年法币发行量的 10 倍，比 1945 年

抗战结束时增加 25 倍。恶性通货膨胀造成物价飞涨。如以抗战前的物价为标

准，到 1947 年 7 月就上涨 6 万倍。

1947 年 7 月 24 日，美联社电讯发表一材料，这个材料虽有嘲讽的性质，

但很说明问题。材料说：法币 100 元可买的物品， 1937 年为 2 头牛， 1938

年为 1 头牛， 1941 年为 1 口猪， 1943 年为 1 只鸡，1945 年为 1 条鱼， 1946年为 1 只鸡蛋， 1947 年则为 1/3 盒火柴了。

在全国工农业生产遭受极为严重破坏、物价飞涨的同时，五百几十万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由于前进迅速，战线延长，开支日益浩大，在广大的新解放区，我们对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大批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加上这些人，全国约有 900 万军政人员的生活需要我们党想办法安排，这在经济上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这也就使得我们在财政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当时部队作战费和脱产人员生活费，很大部分不得不靠发行钞票来解决。人民币的发行额，从 1948 年开始，以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速度增加，这就使得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不但没有得到控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一问题不解决，经济就不可能稳定，新生的政权也必将受到严重的威胁。

1949 年 3 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语重心长地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后来，毛泽东的这句话作为名句，曾被反复背诵和引用，但此刻真正理解毛泽东心境的人恐怕并不很多。自古道：创业容易，守业难。我们可以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夺取全国政权，但要巩固这一政权，则必须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使人民的生活能有所改善。

1949 年初，美国国务院发表了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艾奇逊

在信中说：“中国人口在 18、 19 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一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国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况，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艾奇逊的这些话，作为中国革命的起因受到了毛泽东的有力批驳，但毛泽东在批判的同时，肯定也注意到了其中的某些道理，那就是经济问题、吃饭问题是每一个政府都必须首先予以关注的问题。

因此，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谈到城市工作时，毫不含糊地指出： “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看到问题并不等于解决问题，真正要收拾国民党留下来的烂摊子，恢复经济，谈何容易。这里，领袖们首先碰到的就是人才问题。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我们党内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军事指挥人才，但懂经济的却少得可怜。因此，国民党反动派认为，中共虽然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但肯定管不好经济。美国人也认为，中共解决不了几亿人的吃饭问题，是注定要失败的。国内的资产阶级则说的更明确。上海一个著名的资本家就曾说过：“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打 0 分。”这些虽然都言过其实，有瞧不起我们这些“土包子”意思，但我们自身的状况也的确不容乐观。

长期的农村环境，使我们的官兵沾染了不少小农习气，一些基层干部，甚至一些相当级别的干部，不但不懂得经济，而且经常做出破坏经济发展的事情。尤其是进城以后。

电影《风雨下钟山》中曾有这样一个镜头：占领南京总统府后，许多战士把总统府的地毯割下来分成小块给自己做毯子用。这样的现象在当时并不罕见，华北解放初期，这种现象就曾非常严重。如在接收井烃、阳泉等工业区时，就有许多干部、战士乱抢物资，乱砸机器。占领石家庄时虽有一些改进，但仍有不少士兵跑到城里拿东西，有些干部、战士不但自己拿，还鼓励老百姓去拿。开始是搬取公物，后来就抢私人财物。大有打土豪，分田地的味道。华东都解放几个月了，一些城市仍然秩序混乱，正常的生产无法进行。连陈毅这样的高级干部也不得不慨叹：最头痛的就是接管城市，恢复经济。

类似的报告从全国各地不断飞往党中央的所在地西柏坡。领袖们开始迫切地感觉到当务之急必须首先物色一位懂经济的帅才，统帅全国的经济工作，以迅速恢复经济，发展生产。

周恩来对这个问题的考虑似乎比其他领袖更早、更具体。他更多的是从组阁的角度来考虑这一问题的。因为这时党中央已经决定周恩来将作为新政府的总理，主持政府的工作。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已明确指出：周恩来一定要参加政府的工作，其性质是内阁总理。其实，在此之前，早在延安时期，周恩来就已经开始设想将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做总理工作的情况。也许从那时起，他就已经开始物色各种人选了。

当党中央的其他领导人还在为寻找一位经济帅才而挖空心思时，周恩来对这一问题早已胸有成竹。七届二中全会之前，周恩来果断地向毛泽东提出：调陈云回中央主持财经工作。

周恩来向中央举荐陈云决非偶然，他对陈云的了解从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时期就开始了。当时，陈云在上海开办了一些商业机构，为中央的活动筹集经费，他出色的经营受到了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表扬。这时，周恩来就注意到了这个地道的工人阶级出身，有经营头脑的年轻人。

后来，顾顺章叛变，陈云又协助周恩来妥善处理了善后事宜。这期间，陈云的果断和干练也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周恩来与陈云接触越来越多，对陈云的了解也更加深刻。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云被派往东北。东北解放战争胜利以后，陈云在财经方面的特殊才干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他的领导下，我们顺利地接管了东北各大城市，东北的经济也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到 1948 年，陈云已经开始考虑在苏联的帮助下拟定东北经济建设的计划。这一时期，陈云善于理财的本领再次受到周恩来的特别关注。周恩来开始就全国财经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征询陈云的意见。1949 年初，周恩来即派当时中央财政经济部的秘书长薛暮桥就全国货币发行方面一些问题向陈云征询意见。可见，这时在周恩来的心目中，陈云作为将来内阁中经济工作主帅的地位已经确定了。

毛泽东认识陈云比周恩来要晚，但至少从遵义会议开始，毛泽东对陈云已经有了较深的印象。遵义会议上，陈云是毛泽东的支持者之一。遵义会议后的长征途中，毛泽东决定让陈云离开长征队伍，回上海重新组建上海党组织，并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络。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陈云是非常信任的。延安时期，特别是陈云兼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时所表现出的经济才能，也肯定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后来，陈云在东北财经工作中的表现，毛泽东更是特别欣赏。1948 年陈云写的《关于接收沈阳经验简报》，受到毛泽东高度重视，并将它批发给全党学习。毛泽东关于“原封原样接收”的思想，实际上就是吸收了陈云的做法。当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不但赞同陈云关于接收城市的意见，还提议东北局将陈云组织的接管沈阳、长春两个城市的人员组成两个班子，为南下接管大城市之用；同时，从沈阳接管人员中抽调二三十个得力骨干给黄克诚同志，前往天津参加接管工作。正因如此，周恩来的建议一经提出立即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赞同。

方案已定，2 月 6 日毛泽东致电东北方面：请陈云来中央一叙。几天之后，陈云一路风尘，赶赴西柏坡。

在西柏坡，陈云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作彻夜长谈。通过当面交换意见，陈云回中央主持财经工作最后拍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