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封证券人楼，平息银元风波，使人民币“进占”上海

陈云原想进关以后，首先集中精力组建中财委，待中财委成立以后，再以中财委为中心，指挥稳定全国经济的工作。但事情并不像预料的那样顺利，陈云进关不久， 1949 年 5 月 27 日，人民解放军即解放了上海。上海解放以后，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即摆上了他的案头：人民解放军虽然进占了上海，人民币却“进，不了上海。

发行人民币，是实现经济统一的一个重要手段，陈云早就非常注意人民币的发行工作， 1948 年底，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之初，他就开始筹划人民币的发行工作。当时，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大都是他在东北组织印制然后运进关内的。进关以后，他对人民币的发行工作更加重视，为了维持即将解放的上海纺织工业的开工，5 月 23 日，他即致信周恩来，提出需多发行四五百亿人民币，以在中原、江苏等地购买 3 万吨棉花。现在，人民币进不了上海，我们在上海以至整个东南地区的财经及其他各项工作都将难以开展。因此，必须首先解决这一问题。

上海市军管会对人民币的发行也极为重视。上海解放的当天，军管会即颁发了布告：自即日起，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为照顾人民困难，在 6 月 5 日以前，暂准金圆券在市面上流通。在暂准流通期间，人民有权自动拒用金圆券。6 月 1 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正式成立，并开始以人民币兑换金圆券。比例是 1：10 万。

当时，国民党发行的法币由于通货膨胀，变成了一堆废纸，用整捆的法币也买不到什么日常用品。法币信用无法维持，国民党玩了新花样，发行金圆券，号称用金光闪闪的黄金作为发行准备基金，强迫人民使用。但金圆券和法币一样不断贬值。

有人形容金圆券贬值的情况说，假如你进饭店吃饭，第一碗饭是一种价格，等你吃第二碗饭的时候又是一种价格，因为涨价了。解放前上海人民口袋里装的金圆券，一不小心，动作稍为迟缓，钞票很快变成了废纸。有时人们口袋里装的金圆券可以买一包香烟，晚了一会，这些钱连一盒火柴也买下到了。许多人甚至用金圆券裱糊墙壁。

金圆券的信用已完全没有了，因此，兑换金圆券的工作进展非常顺利。6 月 2 日、3 日，全市各行庄收兑的金圆券源源不断地送到人民银行，到 3 日这天，作为废纸的金圆券堆满了中央、中国、交通等银行的所有库房，后来连营业大厅、走廊、甬道、厕所都堆满了。2 日到 5 日，装运金圆券的汽车，从外滩沿九江路排队到四川路。

收兑金圆券的工作很快就结束了，但人民币并没有因此进入上海市场。金圆券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恶劣的心理影响，以及历年物价波动遗留下来的对保存钞票不如保存实物的经验，不是一早晨可以扫除干净的。抓住人们的这一心理，投机分子开始利用“黄白绿”（黄是黄金、白是银元、绿是美钞）兴风作浪，企图把人民币排斥在上海市场之外。

由于军管会及时颁布了外汇管理办法，投机分子把投机的重点集中在了银元上面。投机商掌握了大量银元，任意提高价格，进行投机，一转手之间，一块银元竟然可以获得人民币一百五六十元。贩卖银元的贩子，上海叫做银牛。一时间，银牛横行，“大头”（当时，市场上流通的银元大多是有袁世凯像的，俗称大头）嚣张，银元和人民币之间的比价一涨再涨。

当时上海每一条主要马路，特别是西藏路、南京路和外滩一带，到处可以看到许多人在人行道上或者十字路口，穿着长衫，手里拿着一大把银元，发出哗啷哗啷的声音，有的用两块大头互相敲击，叮作响，吸引过在行人的注意。他们嘴里还不断报着当天银元的行市，搞得人心慌慌。投机分子的总指挥部是上海的证券大楼，他们利用几干部电话同他们分布在全市各个角落的分支据点保持密切联系，操纵银元价格。在他们的操纵下，银元价格在短短 10 天左右的时间内，上涨将近两倍。银元暴涨带动了整个物价的上涨。在

上海解放后的 13 天内，批发物价指数猛涨两倍多，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米和棉纱也上涨了一倍到两倍以上。

在物价疯狂上涨的时候，南京四大私营百货公司开始用银元标价，其他商店闻风而起，相继仿效，拒用人民币。

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早上发出去，晚上又差不多全回到了人民银行。人民币的信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当时，为了稳住市场，人民政府曾采取了抛售银元的办法，但 10 万银元抛出后，全被投机分子吃进去了，不但没有稳住市场，投机之风反而越演越烈。上海游资和投机分子的实力太大了，靠抛售的办法是无法稳住市场的。据说，当年，日本占领上海时，为了稳住上海的市场，从东京一次运来 5 吨黄金，但投下去之后也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接到华东时委关于上述情况的报告后，陈云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指出： “上海市场收兑金圆券仅用人民券 4 亿即兑完，上海流通之主要通货不是金圆券而是银元，此种情况是在平津解放及我军渡江后，金圆券迅速崩溃，南京政府垮台之下造成的。”我们“在金融上所遇到的敌人，已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硬的银元”。“过江以前，解放战争一般是先解放乡村包围大中城市，然后解放之，这样在金融贸易上就先在乡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我币占领市场，恢复城乡交流是比较容易的（如沈阳、平津）。过江以后，情形不同了，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城乡均是银元市场，推广我市增加了困难。”

在对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之后，6 月 8 日，陈云致电华东财委，（这封电报的署名很有意思，由于当时中财委尚未正式成立，中财部又即将撤消，所以电报下方只署了“中财”二字。）决定先用强硬手段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严惩投机分子。

接到“中财”的指示后，华东财委和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立即通过报纸和广播电台向少数奸商和投机分子进行阵前喊话，敦促他们早日觉悟，迅速停止犯罪行为，然而，投机分子不见棺材不落泪，对军管会的劝告置若罔闻。

在劝说无效后，6 月 10 日，上海市军管会派出了以上海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宋时轮同志为首的军警力量，于上午 10 时分五路大军包围了投机分子操纵银元市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

上海证券交易所设在汉口路 422 号，建成于 1934 年，是一幢 8 层高的大楼，占地 4 亩余，当年号称是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1937 年抗战前，该所登记的证券字号有 192 家，是金融、地产、纺织、百货、化工、文化等各实业界的一些“巨头”，也是官僚资本在沪操纵资金市场巧取豪夺的一个重要基地。抗战爆发后曾一度停止。1943 年 11 月汪伪政府命令复业，至 1945 年

又因日本投降而关闭。翌年 9 月 9 日，经国民党政府批准复业，登记参加交

易的证券字号达 234 家，它控制着全市的有价证券交易，并通过买空卖空的

投机活动，操纵物价。它与全国乃至远东各大城市有紧密的联系，南京国民党政府一些要员，或明或暗地充当着投机活动的幕后人或保护人，并凭借权势鲸吞渔利。市民中也有些人，在物价飞涨、通货贬值的情况下，涉足证券交易所从事所谓“抢帽子”（即利用证券价格涨落的变化，迅速进行买进卖出获取差价）的投机活动。因此，所谓的证券交易场所，实际是一个公开的变相的赌场。

1949 年 5 月 5 日，在人民解放军已逼近上海的形势下，证券交易所即自动停业。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一些字号又悄悄复业，打着经营证券的幌子，非法进行金银外币的投机贩卖活动。由于证券大楼拥有几百门市内电话和大量对讲电话等通讯工具，并且每天有数千前来探听“行情”的“银牛”（又称“黄牛”，是上海人民对银元贩子的蔑称）出入其间传递信息，因而证券交易所的一些金融投机商操纵金银外币的黑市价格，触角得以伸向全市各个角落，证券大楼再次成为全市金融投机活动的中心。

接到中财委的指示后，为了保证对投机分子一网打尽，上海市军管会事先做了周密的准备。9 日，他们先派出公安局的少数骨干，化装进入证券大楼了解情况，熟悉地形，其余人员全部留局侍命，并临时切断他们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以防泄密。与此同时，还依靠原地下党设在证券大楼的密点及秘密工作人员对证券大楼各投机商号、经纪人的违法活动进行秘密调查，确定了一批应予扣押审查人员的名单。

月 10 日上午 8 时许，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首先率领 200 余名便衣

干警按预定部署分散进入证券大楼，随后分 5 个组控制了各活动场所和所有

进出通道。上午 10 时，宋时轮警卫部队的一个营，分乘 10 辆大卡车到达证券大楼，对整个大楼实行军事包围。同时，分布在证券大楼各个场所的公安人员也亮出身份，命令所有人员立即停止活动，就地接受检查。

从上午 10 时到午夜 12 时，公安人员分头搜查了各个投机字号，并登记了所有封堵在大楼内的人员名单及财物，然后，命令全部人员到底层大厅集中，听政府代表训话。集中到大厅的共 2100 人，除根据事先确定的名单当场

扣押 238 名送市人民法院外，其余 1800 余人经教育均陆续放出。

在 238 名奸徒中，有一个叫张兴锒的，他的办公室在 4 楼 265 号。这个办公室门外挂着堂皇的金字招牌“寿昌金号”，装出一副正当商号的模样。警卫旅的工作人员走进去一看，原来是干投机买卖操纵市场的总指挥所，屋子里单是电话机就有 25 部，那密密麻麻的电话线像蜘蛛网一样，从门外沿着天花板伸到屋内。屋内还藏着许许多多的暗号和密码，同四面八方联系。墙壁上挂着一个证明书，是国民党财政部部长俞鸿钧发给他的，旁边挂着一张红纸表格，好像军用地图用来指挥作战，那上面写着 4 个项目 8 个大字：黄金，美钞，袁头、孙头。所谓袁头和孙头是上面有袁世凯和孙中山头像的银元。每个项目下面，都用白粉水笔注明买进卖出的价格，这显然是金融战线上一座奸商的前线指挥所。

突袭证券大楼，一举获得了胜利。但证券大楼以外整个上海滩上还到处能听到银元的金属声。解放军顺着金属声的方向走去，金属声迅速消逝了，手持银元的贩子也看不见了。指挥所好办，散兵游勇难于对付。事后宋时轮同志曾说，当时，他住在证券大楼 7 天 7 夜没有睡一次好觉。后来，他们换上便衣，在一个小孩和一个老太太的帮助下，顺藤摸瓜，又抓获了一大批银元贩子。此后，他们采取了分化瓦解的政策，对 10 元以下的银元贩子，抓到

即放，并请他们协助抓大贩子。这样，不到一个星期，大的银元贩子，基本上都被抓获。小的贩子也不敢再干这个勾当了。从此，上海再也听不到银元的金瞩声了。

为了从根本上稳定人民币的地位，陈云在命令采取强硬手段，查封证券大楼，严惩银元贩子的同时，也准备了一系列的经济措施，6 月 8 日，他在致华东财委的电报中提出了五条经济措施：

甲、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包括市政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券。乙、税收一律征收人民券。

丙、以地方为单位，首先是上海酌发实物公债。

丁、验资，像平津一样，通令各私人银行检验资金。

戊、开放各解放区间的汇兑，其目的是以老区比较坚强之货币阵地，支持南方新占领的货币阵地。

这样，政治和经济两种手段双管齐下，不出一个月，猖狂的银元风波即被平息下去。人民币在上海开始站稳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