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预言：今后经济调整和体制改革，计划 经济和市场调节两种经济的比例调整将占重要 地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陈云在领导经济调整的同时，对改革开放事业的健康发展，也予以了极大关注。

三中全会后，陈云担任了中纪委书记，但他仍然一直在思考，如何系统地从体制上和指导思想上，改变过去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陈云是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也是党内较早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作用的领导人之一。

1956 年 9 月 20 日，陈云在中共八大会议发言时，谈了在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我国迅速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存在着若干不可忽视的弊端，指出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既坚持计划经济，又把经济搞活。

陈云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著名设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生产计划方面， 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主体，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

陈云的这个设想，是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突破苏联模式的一种新的构想，可惜，“左”的指导思想使这个正确构想在后来的实践过程中被忽视了。

多年来，经济工作中一再出现急躁冒进的“左”的错误，而且为害时间长、破坏性极大。这和我们的指导思想上和体制上的失误和弊端是分不开的。陈云总结建国以来工作的经验教训，结合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1979 年 3 月 8 日，陈云把自己思考的一些结论写成了提纲。由于三中全会以后，各方面工作头绪太多，陈云身体仍不太好，使他感到一时难有太多精力来把这份提纲形成完整的文章，后来就把这份提纲交给秘书保存起来。但是这份提纲实际上已经反映了他对当时经济工作面临的一些核心问题

的思考。秘书看到这份提纲后，建议发表。这份提纲即是后来《陈云文选》上的《计划与市场问题》。

这份提纲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后提出的设想，是完全正确的。60 年来，苏联和中国实行计划经济，都是按马克思这个理论来办事的。

陈云指出，在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由于没有根据已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对马克思的原理加以发展，导致了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谓市场调节，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在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可以用“无政府”、“盲目”生产的办法来加以调节。

这样一来，由于计划管得太死，又缺少市场调节，就造成很大弊端。由于计划事务繁杂，常常是“五年计划，计划五年”。即使这样，计划还常常脱节，计划机构忙于调度。计划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

种作出计划数字，因此生产不能丰富多彩，日用品十分单调。

这个缺点，后来被概括为“统得过多、过死”。为克服这方面的缺点， 陈云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计划经济部分，即有计划按比例部分；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 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已掌握了国民经济的计划经济部分，就能够建设社会主义。市场调节部分只能是有益的补充，当然必须基本上是无害的。

陈云分析说，国民经济中有市场盲目调节的成份存在，并不能说就不是社会主义。我国解放初期，国家只掌握了国民经济中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还存在，但我们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

问题的关键是，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是有意识地认识到这两种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还没有弄清这两种经济在不同部门应占的不同比例。忽视市场调节的一个后果是，国民经济中必须按比例发展的，没有能够

真正按比例发展，比如基本建设战线太长，电力、运输等先行部门没有先行反而落后，原料工业与加工工业失调，钢铁工业内部比例关系失调，各工业部门之间比例失调，最大的问题当然是农业和工业比例失调；另一方面，应该适当扩大市场调节的方面又管得太死，比如计划权力大集中，农业的非计划部分大紧太死，地方财力热心建设，真正机动的太少。

忽视市场调节部分的另一后果是，经济工作中忽视价值规律，思想上没有“利润”这个概念，是大少爷办经济，不是企业家办经济。

经济工作中对我国社会经济的特点要有深刻的认识，这个特点就是农村人口占 80％，而且人口多，耕地少。现在这一点在认识上有盲目性，如果不纠正，必然碰壁，而农轻重的排列，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计划比例关系原则。

陈云预计，在今后经济调整和体制改革中，实际上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重要地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调节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

陈云的这个预计是很准确的。改革中，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探索，占了很重要的地位。

后来，陈云把这一思想概括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1982 年 12 月 2 日，陈云同出席五届人大五次会议的上海代表团部分代表谈话时，把计划和市场关系又比喻为“鸟”和“笼子”的关系。

陈云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工作中扩大市场作用，尊重价值规律而取得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效果显著。现在百货商店里的东西多得很，“卖方市场”正在变成“买方市场”，群众把票子拿在手里，好的就买，不好的就不买，这么好的形势， 很久以来没有见过。今后还要继续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经济工作中，要有时间观念，要有利润观念。否则，就是大少爷办企业，是不行的。

另一方面，他也提醒说，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们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 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

末，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经济活动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区， 甚至下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另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 比如对五年计划的修改。但无论如何，总得有个“笼子”。就是说，搞活经济、市场调节，这些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开计划的指导。

1985 年 9 月，陈云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发言说，计划是宏观控制的主要依据。计划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丙种计划方法不同，但都要运用各种经济调节手段。

陈云的这些观点，对在当时条件下解放思想，改革经济体制，重视市场调节，以冲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起了积极作用。我们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到党的十四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模式，在前人的探索基础上，迈出了新的一步。

1979 年 3 月，担任国务院财政委员会主任以后，陈云这一思想也进一步落到了实处。他提出，体制改革势在必行，现在要进行研究，先改什么，后改什么，怎么改。

当时时委的分工，要张劲夫组织一些人员草拟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方案，财委于 7 月份决定成立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下设办公室，专职参加此项工作的有廖季立、柳随年、季孟飞、徐景安等。

1979 年 12 月 3 日，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体制改革研究小组提出了一份《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当时他们感到这个稿子还不成熟， 没有提到财经委员会审议。邓小平听说有这么一个素材性的稿子，指示说： 可以披头散发和大家见面征求意见嘛。这样，张劲夫就在国务院全国计划会议和国务院各部委体制调查小组人员会议上，于 1979 年 12 月 15 日，对这个意见作了说明。大家的意见是，基本思路对头，具体方案还不成熟，因此当时未定下来。在酝酿此事前后，有些省市即主动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为以后中央正式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方案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陈云在就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时已经表示过，自己身体不行， 难以承担全盘领导经济工作的重任。大量繁重的工作，严重损害了陈云本来就虚弱的身体，宝钢调查后不久，他就大病了一场。虽然大家都希望他全面主持经济工作，但他从大局出发，主张让更年轻的人上来。

1979 年 10 月，陈云在各省、市、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讲话，主动提出， 为了党的利益，建议中央调比较接触实际、比较年轻一些的干部，到中央来搞财经工作，这是国家的大计。如果不采取这样的组织措施，自己身体不行， 工作搞不动。中央认真考虑了陈云的意见。

1980 年 3 月 17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撤销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继续贯彻经济调整和改革开放的政策。

陈云积极支持和配合新的财经领导机构工作，并为调整和改革开放事业取得的成就感到欣慰。1981 年，陈云热情地赞扬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业和工商业及财政计划等方面的改革，是要打破平均主义的“大锅饭”， 将会大大调动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进行四化建设的积极性，使我国的生产力获得一次新的大解放，其意义不下于 50 年代消灭剥削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