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李先念联名上书：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严

重，必烦进行调整！邓小平和李先念请陈云再次出掌经济工作

我国国民经济经过十年动乱，处于崩溃的边缘。粉碎“四人帮”后，许多同志急干旱日恢复被破坏了的国民经济，尽快赶上世界发展水平，却忽视了现实的客观条件，纷纷要求“大于快上”。

1978 年 2 月 26 日到 3 月 5 日，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

议通过的《十年规划纲要》提出，从 1978 年到 1985 年，要新建和续建 120

个大项目，其中有 10 大钢铁基地，9 大有色金“属基地，8 大煤炭基地， 10 大油气田， 30 个大电站，6 条铁路新干线，5 个重点港口，全国基建投资竟相当于过去 28 年的总和！当时省事的说法是要搞 10 个鞍钢、10 个大庆。

1978 年同外国签订了 22 个大项目，初步估计，把这些项目全部建成，大约

需要 600 亿人民币，其中光宝钢 1 项就 200 亿。

一个身染沉疴的病人，本来就虚弱得很，再给下上一贴虎狼药，其情可知。“洋跃进”就是如此，它大大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和财政困难的严重情况。

1979 年 2 月 17 日，为了打击越南的侵略气焰，惩罚其对中国的挑衅，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了对越自卫反击战，这是完全正当的。但是，战争是很花钱的，这次作战时间虽然不长，但其开销对财政仍然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三中全会后，国务院讨论国民经济年度计划时，感到问题很多，难以确

定下来。邓小平同当时主持财经工作的李先念商量，建议国务院成立一个财经委员会，请陈云出来当主任，主持全国财经工作。

李先念从 50 年代以来一直在财经部门担任领导工作。他对陈云是很佩服的。常常对人说：“我一生有两个教师，一个是徐帅，教会我打仗；一个是陈云，教会我管经济。”他同意邓小平的意见，并且主动说，他给陈云当助手，任副主任。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了这个提议。

1979 年 3 月 14 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国务院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订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大事的决策机关。财经委员会组成人员是：陈云、李先念、姚依林、余秋里、王震、谷牧、薄一波、王任重、陈国栋、康世恩、张劲夫、金明，共 12 人，几乎都是建国后财经部门的领导人，陈云担任了财经委员会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姚依林任秘书长。这个决定，7 月 1 日交由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陈云还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

3 月 14 日，陈云同李先念商讨了财经工作以后，两人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了对财经工作的几点意见：

第一，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

第二，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速度。

第三，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第四，要有两三年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

第五，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而且更要重质量。要着重调整我国所需要的各种钢材之间的比例关系。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包括农业、轻工业、其他重工业、交通运输业、文教、卫生、城市住宅建设、环境保护等的发展的比例关系。由于钢的基建周期长，不仅要制订 5 至 7 年计划，而且要制订直到 2000 年的计划。

第六，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总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

这封信根据按比例发展经济的要求，指出了当时经济形势不稳的根源在于比例失调，提出要用两三年的时间进行经济调整。这样，实际上是提出了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的施政方针。

3 月 2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陈云在会议上根据他和李先念商定的

几点意见，更具体地提出，要用两三年的时间，最好 3 年，来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陈云提出调整，主要是根据他对于国情的了解，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按比例发展经济的理解。

建国以后经济工作的错误主要是“左”的错误，急躁冒进，不顾国家财力物力的情况。陈云在这个讲话中说，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不搞清楚这一点，什么事情也搞不好。这个“实事”就是，9 亿多人口， 80

％在农村，革命胜利 30 年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

陈云提出，一方面我们还很穷，另一方面要搞现代化，这是一个矛盾。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现代化用人少，就业难。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四化。这样的现实情况，就是我们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中国跟外国的情况，在这一点是不同的，所以我们搞建设必须把农业考虑进去，所谓按比例，最主要的就是按这个比例，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陈云不客气地批评说，许多办工业、办商业的同志不大考虑这个问题。按比例发展是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在马克思主义原理中这种论述

本来是很明白的。陈云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深有感触。他明确地说，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过去说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指标下来是修正主义，这个说法不对。踏步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

过去的所谓快，大多数时候是钢铁单兵突进。陈云多次在这个问题上表示异议，也多次因此遭到不公正的批评。一些人甚至形成了一种错误印象，觉得陈云似乎专门主张少搞点钢。陈云说：“共产党员谁不想多搞一点钢？过去似乎我是专门主张少搞钢的，而且似乎愈少愈好。哪有这样的事！我也希望多搞一点钢，问题是搞得到搞不到。”

他说，单纯突出钢，这一点，我们犯过错误，证明不能持久。钢太突出，就挤了别的工业，挤了别的事业。

那时候，冶金部提出引进设想，想靠引进克服国内技术、设备、原材料的限制，发展钢铁工业，表现出一幅典型的“洋跃进”架势。

陈云没有指责他们，只是说，这个设想他看了，冶金部也是好心，想要多搞，可以理解。冶金部一是把问题看简单了，二是看孤立了。

想靠借钱买一个现代化，陈云说，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他讲，旧社会，我在上海呆过，钱庄、银行贷款，要经过好多调查，确有偿还能力，才借给你。现在借外国人那么多钱，究竟靠得住靠不住？外国商人说借钱给你，有真有假，这件事也不要看得太简单。

他在别的场合也曾讲过，资本家贷款，总是你生意好的时候他找上门，你生意不好的时候人家就要逼债，这是“大晴天借伞”的买卖。

陈云辽分析说，借外国人的钱，把钢铁的发展都包下来，把冶金机械制造也包下来，所有借款都要由人民银行担保，究竟需要多少钱，没有很好计算。那么大的引进，国内要多少投资，也没有计算。你一家把投资占了，别人怎么办？冶金部提出不拖别人的后腿，实际上不可能，搞那么大的建设规模，那么高的速度，别的工业配合不上。

陈云根据国情和从按比例发展的要求，明确指出，国民经济比例夫调的情况相当严重，要用两三年，最好是 3 年的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对比例失调发生的原因，陈云主要讲了两条：

一是当时基本建设规模太大，光大的项目上了 1700 多个，小的几万个。还有个原因就是还“文化大革命”的欠帐。 “文化大革命”中的军管时期，将军们管经济，有些人经验少，胆子大，

他们说搞什么就搞什么。结果，只管上项目，不管配套不配套，“骨头”和“肉”，“骨头”搞起来了，“肉”欠了帐。

陈云说，调整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按比例，能比较按比例地前进。重点企业、城镇工业、社办工业，各方面都大体安置下来。

陈云主张赶快下决心，搞不了的要丢掉一批，勉强搞起来，没有燃料、动力，没有原料、材料，还是白搞。

陈云同意当时余秋里等人的意见，要让先进企业“吃饱”，地方工业、社办工业，如果同大工业争原料，争电力，也要下来。搞“三个人饭五个人吃”，不能持久。

另一方面他考虑到国家的具体情况，不主张搞“一刀切”。他认为，我们国家，先进的企业、落后的企业并存的局面，要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存在。否则，容纳不了那么多就业人员，有人就要闹事。

当时，根据陈云和李先念的意见，有关部门正在商讨 2000 年的钢产量指标。冶金部想通过大规模引进，搞快一点。

陈三主张要看实际，说那时能够达到 8000 万吨就不错了。他诙谐地说，

我这个话大有“机会主义”的味道。问题是， 1985 年搞到 6000 万吨钢根

本做不到。我说 2000 年搞到 8000 万吨钢，是冒叫一声，但也有点根据。因

为平均每年增加 200 万吨，或者多一点，就不算少。如果将来超过 8000 万吨，或者超过很多，阿弥陀佛！如果达不到，稍微少一点我也满意。我不光看你那个数目字，钢要好钢，品种要全。

由于陈云建国后长期领导财经工作，他在这方面的才能是党内外公认的，在国际上都有影响。但陈云并没有因此而飘飘然，忘乎所以。他深知经济工作的复杂艰难。

在这次会上他提出，要他当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是有问题的。他认为自己承担这样的工作，体力上完全不行。那时陈云虽然经过长期休养，身体状况有好转。但仍很虚弱，每周只能工作两个半天。另一方面，他自谦自已经验还很有限，说解放初期的经济规模比现在小多了，现在这么大的规模，这么复杂的情况，应付不了。

他还坦诚地为过去经济工作的一些决策承担了责任，说：不要把我说得这么好，也有很多反面教训。156 项中，三门峡工程是经过我手的，就不能说是成功的，是一次失败的教训。我要有自知之明。要我做工作，我只能做

我认为最必要的工作，只能量力而行。

陈云讲话后，邓小平发言，表示完全支持陈云有关经济工作的意见；他说，中心的任务是 3 年调整。这是一个大方针、大政策。这次调整，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很大的决心是搞不成的。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决心很大才能够干成。这次提 3 年调整非常好。邓小平还说，陈云提出 2000

年搞 8000 万吨钢有道理。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了该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了。钢多了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光决定于钢。精密的东西多，用的材料就少。钢铁工业的水平，也不光是由数量决定的，还要看质量、品种、规格。把钢的指标压下来，把包袱卸下来，就可以有力量去搞别的东西了。钢铁要抓质量，抓尖端的，搞得好， 8000 万吨

钢，并不一定比 2 亿吨质量差，品种、规格少的钢的作用小。

1979 年 3 月 25 日，人民大会堂新疆厅。陈云走马上任，主持了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的第一次会议。12 个委员，除了王震请假，都到了。

陈云在这次会上，对财经委员会的工作讲了几点意见：第一点，协力同心，相互合作。

陈云说，财经工作问题很多，工业、农业、交通、运输，老百姓的吃饭、穿衣等等，多种多样的问题，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看法。怎么处理法，意见会有不同，但只不过是意见不同罢了。我看意见不同也是好事情，那怕争得面红耳赤也是可以的。辩论总可以搞清楚一些问题，经过比较，就可以看出哪一种意见好，取得一致看法，没有比较，不好。

第二点，调整，搞四个现代化。

陈云说，调整，就是步伐调整调整，该踏步的踏步，该下的下，该快马加鞭的快马加鞭。目的是为了前进，为了搞四个现代化。

第三点，要参加 4 月 5 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文化大革命”后，问题一大堆。三年困难时期下乡的城镇人口要求回

去，“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也要求返城就业，一些城市还发生游行和冲击政府机关的事情，闹得很厉害。冤假错案平反的人要退赔、补发工资，城市人口要求改善多年积累下来的住房困难问题，两地分居的人要求团聚，这些问题每一个都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政治局势的稳定。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要讨论面临的经济问题。

陈云说，这次工作会议，我估计问题很多，一个星期开得完吗？各部有各部的意见，地方有地方的意见，要发扬经济民主，让大家讲，听就是了。我看有很多实际问题，这次会议至少要理出几个重要的问题来。比如， 2000

万人的就业问题。这回调整和 60 年代初期的调整下一样，那时可以下放人

员，这次不能下放。在农场劳动的知识青年，有的地方一个月 32 元， 44 元，比农民高得多了。他们都要回城市，回到父母身边，大体上办不到，要说服教育。请愿，冲办公室，不行。要有民主，还要守法。民主是必须的，守法也是必须的。没有这两条，我们一事无成。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问题，要不要讨论民主和法制问题？恐怕要讨论一下。一个外国人说，中国的“民主墙”问题是次要的，真正的问题是农民间题。现在有些农民还吃不饱饭，再过一二十年，若还是这个样子，那时支部书记会带领农民进城要饭吃。延安时期就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你说不准要饭，他说共产党没讲过不准要饭，毛主席说过不准要饭吗？中央工作会议可能要争论一些问题。安排 2000 万人就业，增加城市人口居住面积，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等等，

这些属于还欠帐。城市建设经费过去是 1.5％，后来不到 1％。第四点，找一些较年轻的干部，到财经委员会工作。

财经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建国以后在综合机关做财经工作的，虽然经济工作的经验很丰富，但他们此时最年轻的也有 62 岁了，大一点的已经 70 多岁。陈云感到，要领导全国的经济调整工作，这种状况是有问题的。

陈云说，我们这些人都快要“告老还乡”了，解放时，我 48 岁。那时，可以三班倒、四班倒，上午，下午开会，晚上同周总理谈，午夜去找毛主席，安排得满满的。现在我一个星期只能工作两个半天，多了不行。如果还要那样子，无非是向“八宝山”开快车就是了。

陈云要求找来的年轻干部要有一点工作经验，人数也不要多。这些人不是当秘书，而是在当“后排议员”参与讨论问题，参与决定大政方针的事。他还说，培养这样的人，我看很有必要。

第五点，要注意粮食。

始终关注粮食问题，这是陈云领导经济工作的一个特点。对于一个拥有近 10 亿人口的大国，粮食问题不是一般的经济问题，也是关系重大的政治问题。

陈云强调，粮食一定要有人管，这是周总理早已定了的。我看这个问题要注意。钢铁是硬的，我看粮食更硬。要进口一些粮食。一方面地方不要靠中央，一方面中央手里还要抓一点粮食。

经过一段时间紧锣密鼓的筹划、组织，明确了方针，组建了机构，陈云又一次领导了大规模的卓有成效的经济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