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指标是政治问题，陈云勇于负责，抱病研究落实

上海会议，把钢产量计划核减为 1650 万吨，当时国家计委自己估计核减后的数字也难于完成。上海会议后，国家计委刚主任贾拓夫组织人员，与国家统计局一道，核实了 1958 年的钢、煤、粮、棉四大指标的实际完成情况。

结果发现，钢的产量，好钢只有 800 万吨，钢产量中包括一部分不合质量标

准的钢。铁的产量为 1369 万吨，其中还包括一部分小高炉炼出的土铁。煤产

量为 3.7 亿吨，也包括一部分小煤窑的产量。粮食产量为 4000 亿斤，因当年

秋季后动员全民大办钢铁，丰产没有丰收，实际收成并没有达到 4000 亿斤，

棉花产量 3938 万担，也是丰产不丰收。

根据这个数字， 1959 年要完成 1800 万吨钢，就要比 1958 年翻一番的速度还要高，这显然不可能。

当时负责国家计委年度计划综合局工作的宋平在与贾拓夫谈话之后，向计委年度计划局局长廖季立等人出了一个题目：紧张形势从何而来？要他们经过研究后写出报告来。

廖季立组织了几个人，根据当时形势写报告指出，严重的比例失调问题主要是钢的指标订得过高，产生了一系列矛盾； 1959 年钢产量计划是完不

成的，大体可以按 1200 至 1250 万吨比较切合实际。

这份报告由贾拓夫修改后印发计委党组，计委主任李富春主持计委党组会讨论时只说，这个问题可以研究。陈云看到这份报告后，十分重视。

在此期间，周恩来有一次找廖季立去核实 1958 年钢产量时，廖季立又提出上海会议钢产量指标完不成，周恩来感到不安。

鉴于 1958 年北戴河会议以后几个月的教训，毛泽东也对 1959 年的指标感到不放心。听到有关方面的反映后，他一方面要求周恩来组织督促实施上海会议确定的钢铁指标，另一方面考虑要进一步落实 1959 年的钢产量指标。

1959 年 4 月，工业中的一些情况更严重。上海会议拟定的第 2 季度分配

钢材 250 万吨的方案，由于生产上不去，已经不能实现，只有 205 万吨可供

分配，缺口近 50 万吨，而且，原定第 2 季度的工业生产计划和基本建设什划，也将因此延缓一个月甚至更多时间才能完成。另一方面，由于计划三天两头变来变去，企业单位无所适从，生产秩序很不安定，有人反映，这一时期的生产情况是“长江后浪压前浪，做做停停做做停”。为了安排生产，各部门、工厂和基本建设单位都要求赶快把当年本单位确实可以分配到的钢材数量定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意识到，如果不作及时的进一步的调整，整个经济形势会更加混乱，因此决定由陈云负责，摸清楚实际情况，寻找摆脱几个月来一直被动的局面的措施。

1959 年 4 月 29 日和 30 日，中央书记处连续开会讨论经济形势特别是钢

铁指标问题。会议决定，责成陈云领导的中央财经小组研究 3 个问题：

第一， 1959 年钢铁指标分成两个，一个是可靠指标，另一个是争取指标；

第二，1959 年钢材的分配，要按照本年度确实能够生产的可靠数字来进行；

第三，如果钢材分配的数目减少了，势必要减少一些建设项目，原则上

确定，削减基本建设，保证生产的需要，保证市场和维修的需要；在基本建设中，保证石油、化工等部门必不可少的建设项目。

总的精神是稳定阵地再前进。

当时的问题，实质上是钢铁等生产指标过高和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造成的，要扭转被动，不能不触及钢铁的高指标问题。这是一件十分棘手的工作，因为钢铁生产在那时已成为重要的政治任务，落实指标尽管是中央提出的任务，但在计划指标已经很高的情况下，要实事求是地较大幅度地压下来，不是没有风险的。搞不好，就有沦为“促退派”、“秋后算帐派”的危险。

陈云接受任务后，丝毫也没有因此而退缩。从 5 月 3 日到 9 日，他连续主持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听取冶金部的汇报，研究钢铁指标问题，其中一次是汇报钢铁方面总的情况，另外 5 次是分别按矿石、焦炭、耐火材料、钢铁

冶炼、钢材品种 5 个专题的汇报，然后集中讨论了一次。

陈三在财经小组会议上一开始就明确他讲：“因为我是共产党员，我不能耍滑头，要不然我也可以下再理这个指标调整问题。请大家来谈谈 1959 年计划究竟怎么处理好。”

然后，陈云具体提出了这次调查落实钢铁指标的几个问题。他说：“是否请考虑以下四个问题：第一，是多一点，还是少一点？我看要稳住阵脚再前进。第二，质量、品种同数量的关系。要重视质量、品种，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第三，重点和一般的关系。第四，今年和明年的关系，今年少些可能好些，明年可以上去多些、好些。”

陈云在研究和落实钢铁指标的过程中，除了听取冶金部 6 次汇报外，也听取了国家计委有关各局的意见，他还把冶金部的有关负责人找去，听取个别的详细汇报，了解情况。

有一个晚上，他找了廖季立和计委的重工业局和物资分配局的主管人到他家里进行座谈，对他们说：你们每个同志都可以随便诙，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出，说话别受拘束。

当时他身体不好，座谈的时候，他躺在垫着棉被的藤榻上虚心听，但始终全神贯注。在谈话过程中，他不是先入为主，先下定论，而是反复询问和反复交换各种不同意见。这次一直谈到深夜 1 点多。

他在研究钢铁指标时，也了解和研究了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情况，研究了市场情况，运输憎况，人民生活情况；同时也研究了钢铁工业内部的各个环节之间的平衡情况，最后确定钢铁指标问题。陈云了解憎况之细致，分析问题之周密，工作作风之扎实，都给与会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大家从中也受到很大教育。

对于当时叫得很响亮的“以钢为纲”、“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说法，他从来没有讲过，完全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种不随声附和的调查研究方法，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这次调查中，冶金部提出 1959 年钢材生产指标的 3 个数字，一个是

900 万吨，一个是 950 万吨，一个是 1000 万吨。与此相适应，钢的生产数字

是 1300 万吨、1400 万吨和 1500 万吨。冶金部还提出过 1600 万吨钢的计划数字，但没有加以详细说明。

国家计委重工业计划局提出的数字是，钢村可靠指标 850 万吨到 900 万

吨，争取指标是 950 万吨，与此相适应，钢的可靠指标是 1250 万吨到 1300

万吨，争取指标是 1400 万吨。

负责年度计划的国家经委冶金局提出的钢的可靠指标是 1300 万吨，争取

指标是 1500 万吨。

可以看出，这些指标，都比上海会议拟定的钢材 1150 万吨、钢 1650 万吨要少很多。

参加财经小组汇报会议的几个人，包括陈云、李富春、薄一波。赵尔陆，都同意钢材的可靠指标可以初步定为 900 万吨，钢产量指标定为 1300 万吨。但是，冶金部参加会议的人仍然死抱住高指标不放，不肯降低指标。说指标低了就会泄气。

经过 6 天紧张的会议，陈云还找了许多人个别谈话，最后决定，按 1300 万吨钢的方案报政治局研究决定，并责成贾拓夫负责以计委名义向政治局写出报告。

贾拓夫组织人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连夜起草了一份报告，他还亲自起草报告第一部分关于形势的分析，从 6 个方面阐明当时经济形势面临的严重局面，以说明调整的必要性的根据所在，把当时的困难形势讲得很透彻。他走后，李富春看了他写的稿子，认为不能这样写，意思是不能把形势写得太刺眼，不能让人感觉“漆黑一团”产生悲观，要考虑到当时的政治气候，因此嘱人另写了一份报告，第二天直送政治局。

1959 年 5 月 11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陈云关于落实钢铁指标的意见，讨论国家计委的报告。

陈云在会上说，他同意把钢材指标定为 900 万吨，并以此作为前进的基点。他提出的理由是：

第一，从钢铁工业内部的各个环节来看，这个指标比较可靠，比较实在。他分析说，要生产 900 万吨钢材，就要求生产 1300 万吨钢，2000 万吨

铁，其中，炼钢用铁要 1300 万吨，铸造和增加周转用铁 550 万吨，另外还准

备质量不好的次铁 150 万吨。然后，他从矿石、焦炭、耐火材料、冶炼、运

输等 5 个方面作了说明。

他说，生产 1 吨铁需要 3.5 吨铁矿石，生产 2000 万吨铁就要 7000 万吨

矿石。现有 14 个有机械装备和铁路运输的大型采矿企业，今年可采铁矿石

5300 万吨，现有 19 个中型采矿企业，全年可采铁矿石 800 万吨，现有 214

个小型土法生产的采矿点，全年共可采铁矿石 1000 万吨，以上大、中、小三

类企业合计，可以生产铁矿石 7100 万吨，能够运出的是 7000 万吨。

炼 1 吨铁，平均需要 1.5 吨焦炭；炼 1 吨焦炭，平均需要 1.5 吨洗煤；1 吨洗煤，平均需要 2 吨炼焦煤。因此，生产 200O 万吨生铁，就需要 3000 万吨焦炭，折合 4500 万吨洗煤，或者 9000 万至 1 亿吨炼焦煤。保证钢铁质量的关键是洗煤，当时洗煤能力的情况是，大型的机械化洗煤厂今年大约可生产 1950 万吨，新建的洗煤厂可生产 550 万吨，还要用上法生产洗煤 2000 万

吨。炼焦能力的情况是，原有的大型洋法生产可以达到 1000 万吨，新建的机

械化炼焦炉和简易炼焦炉如能如期建成，可以生产 1000 万吨，尚缺 1000 万吨，仍然需要用土法生产来解决。

关于耐火材料，全年需各种耐人材料 420 万吨，需原料 600 万吨。这些原料，用机械化开采的只占 20％，其余的基本上是手工操作的，因此，在开采和搬运方面都需要用很多的人力。

关于运输，为了生产 2000 万吨生铁，除了要运输炼焦煤 9000 万吨到 1 亿吨以外，矿石、耐人材料等物资的运输量也是很大的。冶金部要求：铺设

铁路支线和专用线共 500 公里，铺设轻便铁路 500 公里，增加机车 150 台，

增加车皮 1500 辆，还要增加一批小机车和矿车。

陈云在作了这样周密的分析之后，才得出结论：从钢铁工业内部关系来看，当年生产 900 万吨钢材，相应地生产 1300 万吨钢，是有可能的，但是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并不是轻而易举的。

第二，从当年头 4 个月的生产情况看，这个指标还是有可能完成的。

陈云说，头 4 个月已经生产钢材 227 万吨，钢 336 万吨，铁 603 万吨。今后 8 个月生产 673 万吨钢村、964 万吨钢、1400 万吨铁，经过努力还是有可能的。

第三，多生产一些钢当然是一件好事，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要力争多增加重轨、大型钢材、中厚钢板、薄钢板、无缘钢管、有缝钢管、矽钢片、优质钢材这 8 种重要钢材的产量，以适应生产和建设的需要。

陈云主张钢材定 900 万吨、钢的生产指标定为 1300 万吨。即使如此，他还是有保留的。他说，这次对钢铁指标的研究，只限于钢铁工业内部的各个环节，还没有对钢铁工业和其他工业的关系进行综合研究，更没有对整个国民经济其他各部门的关系进行全面研究。仅仅就钢铁论钢铁，来规定钢和钢材的生产指标，还不可能完全妥当。因为钢铁只是整个工业和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环节，钢铁指标定得是否确当，经过综合研究以后才会看得更清楚。提出 1300 万吨这个数字，只是初步的，只是提供政治局进行考虑，还不希望做出最后决定。

陈云还提出，钢铁的争取指标，还要等听取煤炭、机械、铁道等部门汇报后，弄清楚这些部门的生产能力和运输能力，再来研究，这次暂时不议。针对大炼钢铁中出现的严重问题，陈云提出，在完成钢铁指标时要特别

注意改进铁的质量。他说，现在各地生产的铁，不合格的还不少。

当时作为“大跃进”运动一项创举的小高炉，在生产中问题很多，但大家都不敢提，因为小高炉是群众运动“小土群”的代表，对小高炉有意见就会牵涉对“大跃进”方针的态度问题。陈云在这次会上毫不客气地提出，高炉建设要贯彻大中小结合的方针，以大的为主，小高炉要改进技术，有些要向大中型发展。煤铁资源缺乏和运输条件困难的地区，有一部分小高炉要停止生产，条件很困难的地方，不要再建小高炉。

在这次向中央政治局的汇报中，陈云不但讲了对钢铁生产的意见，还讲了对整个生产和计划安排的三点意见：

陈云讲的第一条意见是强调改进质量。

陈云说，有不少出口的东西，过去质量比较好，现在也降低了，在国际上名誉很不好。数量多质量差的东西不能真正顶用，不仅不能满足生产、建设和市场的需要，而且要造成极大的浪费。经委和财经小组准备用几天的时间，专门讨论改进产品质量的问题，并且准备拟定一些切实有效的办法。

以前我国的一些轻工产品，在苏联东欧都有较好声誉。但“大跃进”期间却出现质量下降的现象。当时甚至有人专门给中国领导人写信，对此表示不满。

1959 年 5 月 28 日，邓小平在听取薄一波和李富春汇报时，也特别提醒他们要注意轻工业产品的质量问题，说我国轻工业产品质量高的声誉，在国际上几个月就垮下来了。现在生产的纸跟战争时期差不多。

陈云提出的第二条意见是，计划安排中，既要保证重点，又要照顾一般。

“大跃进”中搞钢铁元帅升帐，几个部门先行，实际中把其他国民经济部门挤得很苦。陈云提出，对钢铁、煤炭、电力、机械、运输这些重点的生产和建设必须加以保证，但对石油、化工、重要建村和市场迫切需要的轻工业品，也应该切实加以照顾，否则国民经济各部门不能互相协调发展，重点本身发展也难以得到可靠保证。必须按有计划按比例的原则办事。

陈云讲的第三条意见是，计划安排既要照顾明年又要照顾长远。不能只顾眼前，不顾将来。

陈云的汇报，一直讲了大约一个多钟头。

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计委报告和陈云意见。

邓小平表示，他赞成陈云的初步意见，退到可靠阵地，然后再前进。他说，搞 1300、 1400、1500，实际意义不大，不要再争了，问题是到

底能搞到多少？5 月份钢的日产量始终维持在 3.1 万吨，今年 1300 万吨也并不轻松。实质问题最后还是表现在钢村上面，实际没有那么多，开空头支要不好。要定多定少，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现在人心思定，不管多一点少一点，要先定下来。为了消除对降低指标在政治上的顾虑，邓小平指出，现在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指标定得蛮大，最后不落实，分不到东西，第二种方法是落实的，落实后再前进，后者可能更快，前者反而更慢。这样做是不是机会主义？不是，不但不是机会主义，不这样做反而错误更大。这几个月心情不舒畅，四大指标公布以后，一直比较被动。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把指标退下来，摆脱被动局面，退而后进，计划大，专案多，半成品多，结果积压了 100 多万吨，因此，如果按第二种办法做，决不是机会主义。

邓小平还说，现在没有哪个劲儿不够，没有哪个懒儿不想干。过去的方法是不正确的。现在这样做可以争取主动，能达到更高、更好。是否妨碍多搞一点呢？不会妨碍。能超额当然更好，因此，同意就照 900 万吨钢材先分

840 万吨，留些余地。不怕少分一点，只怕没有，开空头。只要有钢材，不怕分不了。就是分不了，存一点也没有坏处。

周恩来、刘少奇等也都发言同意陈云的意见。

周恩来说，我摸了一下计划，虽然没有全面摸，只摸了钢铁、交通，我觉得现在这么乱，不行。现在以钢材为突破口，先定下来落实之后，就好办了，建议先按 900 万吨定下来。退而后争取超过，使得 7 个月的被动局面改变过来。

他还提到，外贸要当先，质量要抓上去，现在外面骂我们骂得很厉害。计划要照顾一般，不要只抓几个“保”的方面，石油化工要照顾，今年明年都要兼顾。以后不要听了哪个同志一句话，搞得长期被动！

刘少奇说，指标钢材 900 万吨，钢 1300 万吨，初步定下来，是多少算多少，分配多少算多少。分配要十分可靠，不要搞红禀、蓝票。

刘少奇也专门针对低指标会泄气的说法指出：这个指标是不是泄气？指标高了气就足，指标低了气就不足？现在应当是泄够了，到了可靠的境地再鼓。这种气势必要泄，高了适得其反，鼓干劲要长期保持，要国有余地，不能每天 12 个小时，那样不能持久。群众的干劲要爱惜，不要浪费，指标定80％，有 20％可能超过，群众干劲会越大。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波浪式前进，马鞍型，客观上有，出现了也不要如丧妣。应该得出一条经验，克服主观主义，去掉盲目性和主观主义，更接近马列主义，不能说更接近于机会主义。就是 1300 万吨钢，比去年 800 万吨钢还多 500 万吨，古今中外

也是没有的。

刘少奇辽说，今后项目上马要慎重，以后建设项目，一定要经过审批程序，财经小组要抓这个事；可以动员一批多余的（工）人回乡搞农业生产，支援农业，将来发展了再回来。

1959 年 5 月 15 日，在政治局会议通过落实的钢铁指标以后，陈云专门就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实事求是地把财经小组落实钢铁指标的考虑和分歧作了汇报。

他说，今年究竟能够可靠地生产多少钢材和多少钢，议论是不一的。多数人的意见，把今年钢材生产可靠指标定在 900 万吨，以此作为分配给各部和各省市的数量，把将来超过的数量作为奋斗和争取的目标。但冶金部有不同意见，认为这个数量太少了，会使下面泄气，各省市的同志也有不同的意见。

陈云表示，他个人认为，为了安定生产秩序，不使计划再变动太多，以900 万吨钢村来分配较为可靠，如果哪个月生产超过了月定指标，第 2 个月就可将超过的部分再分下去，这样并不妨碍超产。

针对说指标定低了会影响群众积极性的说法，陈云明确表示不赞成。他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正如少奇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

在信中，陈云也激烈地批评了小高炉炼铁存在的问题。他说，小高炉炼出的 900 多万吨铁，含硫量超过冶金部规定 0.2％标准的，有 40％以上，有的说至少有 50％。这种情况不改变，将有四五百万吨生铁含硫超过标准，既不能用于铸造，也不能在炼钢后轧成有用的钢材。陈云批评说，这是劳民伤财。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陈云提出，要想办法克服高硫状态，洗煤去硫，是今后能否完成拟议的钢材指标的关键。

5 月 23 日，陈云主持财经小组会议，传达了中央的决定：钢铁生产指标，

经向政治局汇报，认为应当降下来。书记处决定，1959 年落实指标，钢 1300

万吨，铁 1900 万吨，钢材 900 万吨。也就是说，中央完全接受了陈云的意见。

钢铁指标调整以后，陈云就出去休息了，一直到 1961 年。

实际结果表明， 1300 万吨钢并不是一个保守的目标，经过全民动员式的共同奋斗，连一些老百姓家里的铁锅都弄去回了炉，一些小学生也动员起来到处找废铁，而且还是在庐山会议继续“反右倾、鼓干劲”的政治形势下，拚设备、拚劳力，到年终只是勉强完成了 1387 万吨钢、897 万吨钢材。

现在看来，当时不搞 1300 万吨钢更好。当时为了保钢铁，花了很大代价，

挤了其他部门，造成了比例失调。假如不是按照陈云的意见降到 1300 万吨，

还搞 1650 万吨甚至更多，势必造成更严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