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无以为继，调整不得不提上日程。纵览全同，主张动员两千万城镇人口下乡

由于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粮食已经支撑不住庞大的建设规模，工业的“大跃进”也就无法继续下去。1961 年 1 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实行“调整、巩固、整顿、提高”的方针，基本建设要退下去，比较容易做到，难办的是几年来增加的 2000 多万职工怎么安置。这也是关系到调整能否使建设规模与粮食形势相适应的关键。

当时虽然已经决定要大量进口粮食，但是数量上毕竟是有限的。进口多了，外汇就成问题。

当时外汇是非常紧张的，大宗出口主要靠农产品，但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也影响了出口。 1960 年全党动员，使尽了浑身力气，在当时市场供

应十分紧张，物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当年外贸收购突破 100 亿元大关，创历史最高记录，超额完成当年的外贸收购和出口计划。可是也出现了严重的后遗症，当时外贸收购几乎是“竭泽而渔”，收购过头。给农民留得太少，最后农民不愿生产，反而收不到东西，结果出口和城市供应都大为减少。

1961 年 5 月 30 日，陈云在华东地区外贸工作会议上不得不提醒大家：农产品收购松一点比紧一点好，宁可我们少购一些，也要给农民多留一些。农民养 1 只鸡，一年产蛋五六斤，我们只收购一两斤；养两头肥猪，只收购

1 头。这样，农民高兴，就愿意多生产了。现在农民还很穷，多给农民留一些，其实农民也舍不得吃，还是要卖的。放宽一些。东西反而会多起来。

陈云还提出，要在国内建立出口商品基地。凡是总值在二三十万美元以上的出口商品，生产多少，出口多少，留下内销多少，原材料怎么供应等，都要逐项讨论，并且开专业会议进行安排，每一项都要有着落。同时，还要研究和实行产销直接挂钩，组织外贸部门同人民公社或者工厂直接挂钩。当时在河南建立了活猪出口工地，在浏阳建立了鞭炮基地，等等。这一方针延续到今，已成为外贸出口货源的重要来源。

1960 年 7 月苏联突然单方面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中止 12 个政府间的协定和几百个合同，同时逼还抗美援朝的欠债，给我国经济和外贸造成极大的压力和困难。中国欠苏联的债，很大一部分是抗美援朝的军火款，当时是作为尽国际主义义务，所以并没有计较价格数目，现在赫鲁晓夫逼债，党内是有意见的。但毛泽东一声令下：“还！”中国政府还是如数如期还掉了。但这样一来，外汇就更紧张了。

当时为了搞外汇，大家真是使尽了浑身解数。用李先念的话来说，除去吸毒、赌博、娼妓以外，凡是能增加外汇的办法都可以考虑。

由于外汇紧张，当时管外汇真像守财奴当家，每一笔外汇都要在手心里捏出汗来才舍得花出去，用几百美元，都是要反复斟酌的。有一次国家体委为参加国际比赛，申请进口几辆自行车比赛的赛车和撑竿跳高的撑竿，一共没有几个钱，最后还是体委主任贺龙找了率先念说明情况，才批准进口。

但是外汇紧张一时总是无法缓解的，进口粮食量不能太大，也不能持久，支撑不了城市人口的需要。

陈云感到，进口粮食负担大重。而且，很大一部分花在粮食进口上，势必削减成套设备和重要工业原材料的进口，大大影响国家工业建设。长此下去，不是个办法。

1961 年 1 月到 5 月，煤炭、钢铁生产等都大幅度减产。作了很大努力，生产就是上下去。陈云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做了大量调查工作，以查明原因。

1960 年订计划，规定 1961 年第 1 季度日产原煤 65 万吨，第 2 季度 70

万吨，第 3 季度 85 万吨。陈云从留有余地出发，估计 2 月份可能达到 60 万

吨，3 月 15 日以后可能达到 65 万吨。但是，直到 5 月底，日产只有 53 万吨多一点。

煤炭上不去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陈云找煤炭部的几个人谈过，也跟地方一些人谈过，了解到了实际情况。

煤炭生产上不去，主要有这么几个问题：一是开采与后备力量比例失调；一是大量设备失修，“带病”运转；一是工人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不够；一是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需要调整。这许多实际问题都必须解决，如果不解决，即使在两个月内把整风搞好了，产量也还是上下去。而解决这些实际问题，不是很快可以办到的。

陈云了解到，煤炭生产的后备力量，前后、左右、上下都有问题。

前后的问题，就是在正常的情况下，掘进量要超过开采量，而实际则是相反，掘进没有后备力量。

左右的问题，就是同时开几个巷道，这个巷道开完了，可以马上转到另外的巷道；如果这个巷道发生了事故，能够马上转到另外的巷道。实际的情况是，左面开采，右面没有准备新巷道，或者准备得很少。

上下的问题，不是开采上一层的时候，要为开采下一层做准备，以便这一层采完了，能够紧接着采下一层。老井向下延伸，开新井宋代替采完了的老井，都可以叫上下。实际的问题是只顾眼前，在一个水平上开采，不顾长远，不预作准备。

这里说的前后问题，两三个月可以解决；左右问题，五六十月可以解决；上下问题，则需要两三年的时间。至于现在煤炭工业前后、左右、上下的问题各有多少，陈云没有过细调查。

当时批计件工资是“金钱挂帅”，煤炭工业也取消了计件工资，干多干少一个样，对生产影响很大。煤炭部有人吹，说产量高的几个煤矿都不是靠计件工资。陈云亲自找来有关人员调查，结果发现情况正相反，这几个矿都是“金钱挂帅”，全都搞了各种形式的计件工资，陈云主张为汁件工资恢复名誉。

通过调查，他得出结论：以后几个月，煤炭产量肯定上升不了很多，弄不好还会下降。这个结论还没有涉及设备失修及其他影响生产的问题。

钢铁指标是所谓的政治任务，陈云调查得格外仔细。他找了冶金部和地方有关人士开座谈会，还亲自视察了矿山。在视察位于河北赤城、宣化一带的尤烟铁矿时，他甚至不顾年高体弱，下到矿井去调查采掘情况。

陈云了解到，“大跃进”搞钢铁，主要搞了冶炼，没有很好注意铁矿的开采，也没有注意轧钢设备的制造。因为钢材少，制造的矿山设备也少，铁矿开采的机械化跟不上，开采方式很落后。

当时冶金工业部系统，小土群矿山跟大洋群矿山各占一半。铁矿开采的机械化问题是很不容易解决的。过去搞小土群，用手工开采，搞了一点露头的矿石。现在露头的矿开采完了，要采地下的，就要有基本建设，安装抽水。通风、提升等设备。过去铁矿石的运输，多半是靠人力，工具只有手推车。

此时再要那样多人搞运输是不行的，这就要把手工劳动变成机械化作业。钢铁生产当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贫矿要变富矿。过去是含铁量 30％的矿

石也好，40％的矿石也好，统统都用，费煤很多。要提高炉料的含铁量，就得把矿石磨碎，进行磁选，然后烧结成富矿。这样一个由露头变地下。由手工变机械，由贫矿变富矿的过程，即把小土群变成小洋群，没有 3 年时间是不行的。

修铁路运矿石，也是个大问题。所谓开矿，无非是搬石头。光靠手推车推，那是不行的，势必要修铁路。陈云指出：离南京 20 里有一个牛首山铁矿，

是个很小的矿，就有 1300 十工人，其中 1000 个工人是在搬石头。河北龙烟

铁矿年产 290 万吨矿石，矿下的铁轨就有 30 万米。建设一个机械化的矿山，是要很长时间的。

此外，解决炼焦问题也需要一定时间。那时许多炼焦厂没有经过洗煤就炼焦，或者是用土法炼焦，用煤多，质量差。要洗煤，要把土法炼焦变为洋法，就要增加很多设备。

当时陈云身体还是不好，在病中他对前去看望的冶金部领导恳切地说，大家都想把钢铁搞上去是好心，谁不想多搞点钢铁？但究竟能搞多少，要充分考虑现实可能性，否则好心也会办蠢事，办坏事。这番话对他们震动很大。

在关于钢铁生产的座谈会上，陈云要求冶金部门抓好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提高支农钢材的比重、解决军工生产缺少的品种等项工作。会后冶金部门按陈三的要求，在实际工作中逐项加以落实。

调查完毕后，陈云指示向周恩来总理写报告，归纳煤钢生产大滑坡的主要原因：

第一是煤和钢的产量计划大大超过现有综合生产能力，他计算钢的综合生产能力只有 1200 万吨，煤只有 2.5 亿吨， 1960 年的产量都是超负荷运转逼出来的。

第二，由于超负荷运转，设备不能按时检修，损坏严重，这几年需要停产检修。今后几年重工业生产不但需要“先生产，后基建”，而且需要“先维修，后生产”。

第三，小高炉炼铁浪费煤炭。小高炉炼 1 吨铁耗焦炭二三吨，大高炉只要半吨。由于小高炉耗煤过多，使若干大高炉因缺煤而停止生产。

第四，煤矿这几年只顾采煤，矿井没有掘进，坑道没有延长，几乎所有能采煤的工作面都采完了。今后要掘进、延长，创造新的工作面，要花二三年时间。因此煤产量到 1964 年辽下降，此后才开始回升。

第五，粮食和副食品减少，体力下降。因此需要酌量增加粮食和副食品供应。

陈云的报告得到周恩来的高度赞扬。说这一下把原因说清楚在这次调查中，陈云更深刻地认识到，建设规模超过国力，当然要调整。另一方面，煤钢生产几年内显然难以有较大发展，与此相关，整个建设规模也上不去，必然闲置大量职工。与其让他们坐等工业恢复，不如先动员部分城镇人口下乡，从事农业生产，减轻粮食和农业问题的压力。

1961 年 5 月 21 日至 6 月 12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是讨论农村工作、商业工作和城乡手工业工作问题。

在会上，陈云把自己反复思考的问题提了出来，就精减职工和城镇人口下乡问题，作了题为《一项关系全局的重要工作》的讲话。

陈云首先讲，由于解决了一些政策问题，农民的积极性起来了，农村的情况逐渐好转。下一年度会比今年更好些。但是，现在看，国家掌握的粮食，明年度将比今年度还要紧张，因为库存减少了。假如今年度各省、区上缴的公购粮有 116 亿斤，明年度可能下降为 84 亿斤。为什么呢？今年度各地上缴

的粮食能达到 116 亿斤，是因为挖了一部分库存，而明年度就没有什么库存好挖陈云在讲明粮食问题的前景以后指出，要解决摆在面前的粮食紧张问题，需要采取四条措施。

第一条是继续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 “大跃进”后，由于瞎指挥、浮夸风、一平二调、平均主义、高指标、

高征购、搞公共食堂等等胡作非为的错误，严重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这个时候不能不赶快解决。

陈云认为，政策问题不解决，农民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其他的措施再多，农业生产也上不去。他主张坚决贯彻执行“十二条”和“六十条”，再加这次会议议定的四条（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平反与处罚）。

第二条是工业要大力支援农业。

陈云认为这一条也很重要，但是因为化肥、拖拉机、排灌机械等不可能一下子增产很多，所以这一措施不是短时间可以见效的。

第三条是进口粮食。

陈云从前一段进口粮食的情况指出，进口粮食很有必要，但超过 100 亿斤有困难，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外汇，也没有那么大的运输力量。

第四条是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减少城市粮食的销量。陈云说，这一条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非采取不可。

“大跃进”中，把粮食产量估高了，想着工厂多搞一些，小一点土一点的也好，即使用人很多，只要把东西搞出来就好，就这样招了很多人。3 年招收职工 2500 多万人，城市人口大量增加，从 1957 年的 9900 万人，增加到

了 1961 年 1.3 亿人。这样迅猛的城镇人口增加速度，农业根本承受不住，粮

食库存连年下降，到 1961 年 6 月底甚至有可能下降到 140 亿斤，其中陈粮只

有 101 亿斤。

陈云在 1959 年 4 月就提出，“大跃进”后，招工太多， 1958 年一年

就过多招收了 1000 万工人，造成市场紧张，要认真精减，还要加强对增加城市劳动力的控制。但是在“大跃进”空气正热的时候，谁也没有听进去，问题越积越多，越积越大。

到这时候，事态的发展与陈云过去的预言不幸地吻合了，但陈云也并没有摆出一付先知先党的面孔，去抱怨或者责怪谁。他只是实事求是地分析了面临的形势，同大家一起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

陈云说，建国以来，出现过 4 次粮食供应比较严重的紧张状况。这 4 次

当中， 1953 年、1957 年和 1959 年以来这 3 次，都是由于城市人口增加过多产生的，也就是说，城市人口的增加超过了当时商品粮食负担的可能。只有 1954 年那一次是由于工作上的失误造成的。由此可见，农村能有多少剩余产品拿到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城市的规模才能搞多大。其中关键是粮食。

陈云提出，面前摆着两条路要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他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

陈云不主张再挖农民的口粮了。当时农民口粮已经挖得很苦，再挖下去

农业就没法恢复。

他说，城市人口如果丁下乡，就只好再挖农民的口粮。现在全国在讨论贯彻“十二条”和“六十条”，但是，如果粮食征购任务下减少，“十二条” 和“六十条”就起不了应有的作用。因为农民最后还是要看我们怔购多少。如果征购数量还是那么多，农民还是吃不饱，那末，他们的积极性仍然不会高。

由于各地灾荒严重，要继续挖农民口粮，当时只能向高产的省、专区和县要，向高产的社、队要。陈云指出，向他们多要，一年还可以，长期下去不行。像黑龙江、杭嘉湖等商品粮产区，如果长期吃粮标准很低，他们增产的积极性就没有了，高产区会变成低产区。全国高产县并不多，浙江省有 23

个县，担负了全省征购粮总数的 74％。江苏省苏州专区 6 个县，征购 12 亿斤稻谷，上缴中央和供应南京市的粮食，主要靠这个专区。把这些高产区的积极性打下去，对我国农业的发展非常不利。

陈云曾亲自到洛阳拖拉机厂、南京化学公司等生产农机和化肥的工厂去看过，已经了解到，他们的发展还有很多具体条件的限制，农业生产主要还是靠畜力和粪肥，而不是靠机械和化肥。

在谈到不能再挖农民口粮的问题的时候，陈云就指出，再挖下去，农民口粮不够，而饲料又留得少（大牲口 80 斤，猪 60 斤），牲口和人争粮，牲口是争不赢的，人会把饲料拿来吃掉，牲口势必继续大量死亡，这对农业的损失就太大了。

陈云还指出，再挖农民口粮，经济作物产量也会继续下降。

他说，向农村征购的粮食多，销售的粮食少，农民吃不饱，管你棉花不棉花，管你发多少布票，为了吃饭，就会挤掉经济作物。要种经济作物，就得给粮食。比如说，要山东恢复种花生的面积并不困难，只要给 5 亿斤粮食，并且规定适当的价格，就可以了。不然的话，你说种经济作物是“政治任务”，农民就在地头上种一点，中间还是种粮食。这样，不仅城市市场不好维持，对整个农业的发展也很不利。你拿了农民的粮食，把什么东西给农民呢？老是给他高级糖果总不行吧，他还要穿衣服。所以，经济作物继续下降对于人民生活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很不利。

陈云还指出，农业是不可能很快恢复的。要是农业可能很快恢复，人们就会说，既然很快就恢复了，何必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多此一举呢？农业生产即使恢复到 1957 年以前的水平，粮食供应依然不能维持，至少要达到 1958

年的水平才行。要达到 1958 年的水平，即使从今年起每年增产 200 亿斤到

300 亿斤粮食，也要三四年。增产的手段，包括化肥、排灌机械这些东西，是不是能够一下子增加很多？不可能。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让很多人在城里吃着饭等待农业的发展呢，还是现在就下去？我看不能等待，应该现在就下去。

陈云认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农业，农业好转了，工业和其他方面才会好转。所以，工业不能挤农业，城市不能挤农村，而要让农业，让农村。

挤农民口粮的一条路走不通，那就只有下决心动员城镇人口下乡。但是动员城市人口下乡也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人已经来了，在城市里生活比农村好得多，再动员他们回去是很不容易的，搞不好要“打扁担”。而且是涉及几千万人的生计问题，这样规模庞大的人口转移，风险性和具体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

陈云说，要承认，动员城市人口下乡是困难的，但与城市勉强维持过多人口的困难比较起来，还是城市人口过多的困难更严重，我们只能走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条路子。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全局，并且保证农业生产的恢复。

1961 年初以来，煤钢生产持续大滑坡。陈云把自己对这一现象的调查情况作了总结，指出，煤、钢生产一下子很难上得去。如果煤搞不了很多，钢铁搞不了很多，那末，轻工业生产也好，重工业生产也好，基本建设也好，都上不去。我们又不能靠进口原材料，因为外汇买了粮食，所剩不多。

陈云指出，原材料不够是很大的问题。棉花少了，许多纺织厂就要停工。煤炭上不去，许多钢铁厂要停工。钢铁少了，许多机械工厂要停工。建筑材料和设备少了，许多基本建设项目也要停工。这说明，工业生产上得去上不去，目前不在于人多人少的问题。停工待料、生产上不去这种现象，是不是到今年 12 月 31 日就可以结束，从明年 1 月 1 日起就大为改观？我看也不是这样。不能设想工业生产的困难局面一下子就可以好转。

当时工厂企业停工待料现象已经出现，纺织工业已经停了 500 万纱锭，

工人吃了饭没有事做。食品工业 3 年来增加了 55 万人，算是增人较少的，也是很多人没事做。

陈云从这些情况出发，提出，动员大批工人下去搞农业，并不妨碍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也不妨碍工业改造和矿山改造。工业摊子铺得太大，用人又太多，人浮于事。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将来农村情况好转了，农民能够负担那么多粮食了，那时候再说嘛。工人下乡，也一样要吃饭，不在这里吃，就要在那里吃。从消费问题上来看，似乎粮食问题还是不能缓解。

陈云指出，其实在城市吃饭和在乡下吃饭大不一样。究竟差别有多大？我看相当大。工人头一年下去，每人每年一般可以少供应 150 斤粮食，下去

1000 万人就是 15 亿斤， 2000 万人就是 30 亿斤。这是第一年的差别。更显著的差别辽在第二年。原来家在农村的工人回了老家，原来家在城市的工人到农村安家落户，参加集体生产和分配了，加上自留地有收成了，他们就不要国家供应粮食了。这样，下乡 1000 万人就可以少供应粮食 45 亿斤， 2000

万人就是 90 亿斤。

陈云还说，工人回乡会不会没有事情做？不会。农村里可做事情很多，他东搞一点，西搞一点，总会生产一些东西出来。搞一点能够出口的东西也是可能的。农业的基本建设要做的事情也很多，如平整土地、修渠挖沟，加上精耕细作等等，总可以多增产一些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

陈云最后得出结论，要下决心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个决心早下比晚下好。凡是近 3 年从农村来的，一般地都要动员他们回去。哪里来的就回哪里去。当然全部回去会有困难，但大多数要回去。至于原来城市里的小商小贩以及资本家，就不必动员他们下乡了。只要工作做得好，精减职工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样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肯定是会收到显著的效果的。

陈云关于下决心精减城镇人口的建议同邓小平、周恩来等人的想法不谋而合。

会议还根据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的测算，决定将当年的钢产量调低到1100 万吨，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发言说：“重工业这样下降，是一个惩罚，是没有按规律办事。重工业速度发展过快，基本建设拉长了，城市人口增多了，工农矛盾突出了，所以退也是应该的。你不退，有什么办法？”、毛泽东说：“去年 1850 万吨钢，现在 1100 万，降下来 750 万吨，我看可以。无

非是外国人骂中国人不行。”这样，钢铁生产也开始相应作出调整。精减城镇人口已经势在必行。

6 月 16 日，中共中央批准并于 18 日发出由中央工作会议制定的《关于

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提出在 1960 年底的基础上，3 年内减少城镇人口 2000 万以上。同日，中央还发出《关于核实城市人口和粮食供应的紧急指示》。为此，中央成立了核实城市人口和粮食供应小组，由安子文任组长。

中央作出精减城镇人口的决定以后，各地迅速行动起来。2000 多万城镇人民，体谅国家困难，响应党的号召，打点起行李，扶老携幼，回到祖祖辈辈生息繁衍的土地上，重新拿起了锄头镰刀。他们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1962 年 5 月 27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

实践证明，在当时的情势下， 2000 多万城市人口下乡，不仅对于缓解城市供应紧张状况，而且对于农业的休养生息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63 年 7 月 31 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减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减工作的意见的报告》中，宣布减少职工，压缩城镇人口的工作基本结束。据统计，自 1961 年 1 月到 1963 年 6 月，全国职工减少 1887

万人，城镇人口减少 2600 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 2800 万人。上述报告指出：“由于大量地减少了职工、城镇人口和吃商品粮的人口，加强了农业战线，减少了工资开支，减少了粮食销量，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对于改善城乡关系，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起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