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牢骚满腹。陈云四下青浦农村调查，深感问题严重

1961 年 3 月 10 日，毛泽东主持的“三南”（中南、华东、西南）会议在广州开幕。与此同时，由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主持的“三北”

（华北、东北、西北）会议，在北京开幕，两个会的主要议题，都是讨论农村工作。

3 月 13 日上午 8 时，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并 “三北”会议写了一封信谈平均主义，号召大家亲身到农村去调查情况，信中说：一些领导同志至今对农村平均主义的问题不甚了了，其原因是忙干事务工作，不做亲身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或者看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走马观花的调查，希望从此改正。他原定派陶铸去北京通报“三南”会议情况，但马上又改变王意，请“三北”会议移师广州，合开广州会议。广州会议于 3 月 15 日开幕。会议通过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给

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 年 6 月下旬到 7 月上旬，陈云亲赴老家上海青浦县，开展调查。这

是他解放后的第四次青浦农村调查。1955 年 1 月 5 月，1957 年 3 月，他也曾回故乡进行农村调查。

出发前，他请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中国农科院江苏分院院长顾复生、长期槁工会工作的领导人陆铨（后两人当年曾同他一起从事农民运动）3 人，加上与他长期联系的两个青浦农民组成先遣队，先去青浦县小蒸乡、观音堂乡摸底。后来陈云曾说，之所以选择小蒸乡，是因为 1927 年陈云曾与顾复生和陆铨在这里搞过农民运动，解放后又常有联系，对这里情况比较熟悉，农民也知道他们，比较敢于讲真话。

先遣队于 6 月 19 日抵达小蒸。经过摸底后研究决定，这次主要调查种双季稻、公私养猪等农民最有意见的问题。

一星期后，陈云从北京出发，先到上海，同上海市委负责人交谈后，坐火车到青浦县石湖荡镇下车。随后陈云从这里坐上小船，前往小蒸。

小蒸地处江南水乡，湖荡中的一个个小村庄，原来树木葱茏，竹林茂密。现在却是一片荒凉，村庄孤零零地散落在湖荡中。看到家乡情况，陈云心里很不好受。他说，原来这里都是茂密的竹林包着村庄，远处看都看不见房屋，公社化竹林都归公了，树木也归公了，结果都被砍光。农民的竹林作用是很大的，这里的生产用具、生活用具都离不了竹子，辽可以制成竹器到市场上换钱用，农民从来不花钱到市场买竹扁担、竹筐用的，现在也只好花钱买了。

月 27 日，陈云到小蒸后，他住在自己娘舅一族的亲属、农民廖开弟的

家里，作了 15 天的调查。

当时正是困难时期，粮食、肉蛋供应非常紧张，日用品非常缺乏，商店的东西多是陈列品，有样无货。陈云临去前特地叮嘱工作人员，到小蒸后不许在当地买任何东西，他们如果在那里买，当地群众就没有供应了。要和百姓同甘共苦，坚决谢绝烟茶招待和请客送礼。

在小蒸，陈云用了几个下午听公社党委汇报，此外又开了 10 次专题座谈

会。这 10 次专题座谈会的内容是：一、公养猪；二、私养猪；三、农作物种植安排；四、自留地；五、平调退赔；六、农村商业；七、公社工业和手工业；八、粮食包产指标、征购任务、农民积极性；九、干部问题和群众监督；

十、防止小偷小摸，保护生产。

每天上午，陈云都深入农民家里，跟农民谈话，观察他们养猪、种自留地、住房和吃饭等情况，并参观了公社的工厂、商店和仓库。

经过半个月调查，基本摸清了情况。农民对我们党既有赞扬，也有批评。陈云特别注意听批评的意见。

青浦县原来是生活比较好的鱼米之乡，过去农民习惯每天吃三餐，农忙时加一餐。“大跃进”时搞浮夸，搞高征购，农民种了地，收了粮食，却被国家拿走很多，只给农民留下不到 400 斤，搞得每天只能吃上一顿干饭、两顿稀饭。

调查组到那里的时候，由于组织人民公社，社员都到大队办的公共食堂吃饭。食堂缺少粮食，结果一天三顿饭，顿顿喝稀粥。他们到一个大队去参观时，大队正在开饭，看到一大锅粥。胆子大的农民愤愤地对调查组说：“蒋介石手下受难，还吃干饭；毛主席手下享福，却要吃粥。”这话很尖刻，但确是事实。农民吃不饱饭，把大队种的作为绿肥的红花草都吃光了。

走在小镇上，可以看见许多农民门口晾着麦杆，据当地人说，这是生产队碾麦后分给农民的，可是家家户户都把麦杆重新晾晒后，放在簸箕里搓，结果还能搓下来许多麦子。

陈云觉得很有意思，他问一个老农妇：这么搓能搓下来多少麦子？老农妇看陈云比较和蔼，就说了实话，她这么搓下来的麦粒，攒起来竟然能有一斗！

陈云分析说，这是生产队故意在打麦场上不碾干净，借着给社员分草，就把麦子分给社员了，这些粮又可以不算在社员分的口粮之内。

联系到当时的高征购、反瞒产，陈云说，我们不能多拿农民的东西，你要拿，农民总是有办法应付的，还不如不拿。应该告诉各个地方，今后不能再搞反瞒产了。

当时为了渡过粮食危机，好多地方都在寻找代食品。这一带地方有人宣传说，芋艿能高产，一亩产好几万斤，可以立即解决吃饭问题。陈云听了以后有点不相信，就问一个熟识的老农。老农也摇头说不可能，为了用事实说话，陈云请老农用稍微好一点的田搞试验，保证种子、肥料、用水，管理做得细一点，看最后到底能产多少。为了两亩试验田，陈云逐个问题解决当时的田地所有权。工分、口粮等等一系列问题，有的费用还决定由自己承担。那时，中央虽然已经决定，农民可以种自留地。但各地方执行的时候都

打折扣，青浦也是这样。在小蒸，合作化以后，还给社员留了 700 亩自留地，到了人民公社化的时候，一声令下，自留地统统归公。郑州会议后纠“左”， 1959 年春天又分给农民 300 亩自留地。可是春天刚分下去，庐山会议后风向变了，反“右”倾，于是当年秋天自留地又收归公有，自留地里农民精耕细作种的粮食，也折价归公。田边地头农民开的一些小块地，当地叫做“十边地”，搞公共食堂的时候，也收去当了菜地。就这么朝令夕改，收了放，放了收，拿农民当猴耍，把农民搞怕了。

陈云对自留地问题很关心。他说，自留地是农民的生产生活关系重大的问题，祖祖辈辈农民都得有点自己的地看着，自留地不仅是某家的自留地，也是社会生产生活中不可少的地，生产队只按计划生产的那几种作物是不能满足社会和社员的各种需要的。

陈云很带感情他说：农民有了自留地，我就放心了，不会饿死人了。农

民没有粮食吃呀。中国的农民真好，饿死人不想起来造反。中国历来农民造反，都是在粮食问题上造反的。有自留地，农民就安定了，自留地要留足！在开专题会讨论自留地问题的时候，来开会的社队干部虽然也认为有必

要给农民多分一点自留地，另一方面又有顾虑，有人讲，集体耕地减少了，完不成征购任务怎么办？也有人担心，农民有了自留地，到时候只关心自留地，不积极参加集体劳动，会影响队上的生产。

在陈云主持下，经过讨论，干部逐渐统一了认识，消除了顾虑。农民种自留地，可以种得很好，单产比生产队高。增加一点自留地，可以使农民的口粮得到一些补充，生活有的改善。再加上包产落实、超产奖励。多劳多得等一系列的措施，农民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就容易提高，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种这样一点自留地决不会妨碍集体生产，相反会促进集体生产的发展，生产发展了，国家规定的征购任务也就会更容易完成。

在当地人民公社的所谓优越性宣传中，有个“一条龙”的创造。所谓“一条龙”，实际上是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支配下，无视人民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强迫过集体生活的居民点。有一天，陈云亲自踏着泥泞小路去看这个“一条龙”。

陈云他们踩了一脚泥，走了好半天才到地方。在一块平地上，建起了几排新房，房与房之间有回廊相通，有食堂、商店、制衣点、医院、托儿所、养老院等等，干部能想到的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公社负责人还介绍起这样的社会主义新村的长远规划。对这种做法，陈云很不赞成。他皱眉说，社员群众不会愿意这样生活，这商店里货架上也没有商品，以后不要搞了，已经修起来的房屋要注意管好，不要弄坏了。

农民对农村干部的一些做法，意见是很大的。有人对于部不参加劳动不满意，说干部“大衣捧了捧，不做三百工”，群众是“头发白松松，不做不成功，做了二百工，还说不劳动”。对干部说大话，缺少自我批评也很不满，说“干部吹牛皮，社员饿肚皮”，还说，“干部出风头，社员吃苦头”。当时政策多变，基层干部也得跟着变，还要想办法把变来变去的理由讲足了，群众讽刺这是“嘴唇两张皮，翻来复去都有理”。

“大跃进”中，小蒸的瞎指挥、浮夸风也很厉害，不顾实际情况乱折腾，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很恶劣。

小蒸地势低洼，人均耕地少，无霜期不够长，农民向来是种一季水稻，种一季夏熟作物如大豆、小麦。“大跃进”后非得让种双季稻，虽说比单季稻每亩多收 220 多斤粮食，但陈云找他所认识的老农算了笔细帐，发现种双季稻各方面损失很大，实际上并不合算。因为算上困种双季稻给寄秧田、秧田造成的减产，算上每亩多用的种子，算上不能种夏熟作物损失的收成，就少收了 250 到 270 斤粮食，还不算多耗的肥料、少收的稻草。豆麦与水稻差价带来的收入损失。

那时农民明明连饭也吃不饱，干活都没有力气，公社还要逼迫他们种双季稻，立秋前抢割早稻、抢种晚稻时，一昼夜要弯腰劳动 16 个小时以上，这样插秧进度很慢。后来公社决定包括到户，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插秧勉强完成了。

陈云在田头看到，水稻田里的禾苗，有的碧绿，有的却是还没有转青的黄秧。有老农向陈三反映，秧是插下了，凑合了事，插得不好，要减产。陈云问怎样能不减产？老农说要联系产量，包产到户，以促进加强田间管理。

这事引起陈云的深思，回来时路过上海，听到安徽省包产到户的消息，他要薛暮桥同周太和认真研究这个问题。

通过调查，陈云得出结论，历史上长期形成的耕作习惯，不宜轻易变更，作物安排必须因地制宜，像小蒸这样无霜期不够长，地势较低，人均耕地少的地方，不宜种双季稻，种夏熟作物，也要看上质情况，多种蚕豆，少种小麦。这样，也要相应改变口粮年度安排。

陈云对农民的意见不仅耐心听，而且作了解释，有些还主动承担责任。他在几次座谈会讲话时，都先说这么几句：我是国务院副总理，现在把你们搞得没有饭吃，犯了错误，对不起老乡们。请你们把我这个意思也给各位老乡讲一讲。他还风趣地问大家：“我是好人，还是坏人？”群众说：“你是好人。”他接着说：“我虽是好人，结果办了错事情。”为了让农民敢讲话，陈云注意把各种人分开，干部、农民、中农富农分头开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人，都付给误工补助，误工合多少粮食也同等付给，以免影响生产队的分配。

对调查组查出的一个作风恶劣、群众反映强烈的农村干部，陈云当即支持作出处理。

多少年来，对于农民来说，养猪等于是开了一个活的“家庭银行”，农民的大宗费用、年节开支，都指望靠养猪卖钱来解决。二年“大跃进”时期， “左”眼病大发作，农民私人养几头猪、几只鸡鸭也成了小资本主义的表现，不准农民养。等到市场缺少肉蛋，又勉强发还。

对农民私养的猪和鸡鸭，曾经两次没收，两次发还。第一次没收是 1958

年秋人民公社化时期，到 1959 年春发还；第二次没收是 1959 年庐山会议以

后，到 1960 年冬发还。这么两通胡闹，吓得农民心惊胆战，养家禽的积极性一落千丈。

陈云对农村养猪的事情是非常关心的。 1960 年陈云曾专门召集一些有关部门开了两个星期的会议，座谈怎么样发展农村养猪事业的问题。陈云当时对养猪问题了解得很细致，小猪刚生下来，除了喂奶外，到什么时候该喂什么东西，长架子时该喂什么，架子长起来后育肥该喂什么东西；一头猪从出生到出售，共需要多少粮食，多少青饲料。在集体养猪时，精饲料只好用粮食，私养时每家每户有泔水，有剩饭剩菜，只是到架子长成要催肥时需要一些粮食。两相比较，国营养集体养要这么多精饲料需要有多少工，需要花多少钱；私养花多少。这么一算私养显然要省得多。然后又算，喂一头猪要烧多少柴，私养只要大人小孩从地里捎带一点就够了，大规模集体养猪，就需要专门供应烧柴或烧煤。从用工来看，集体养猪要专门有人干，私养就是老大太、小孩，附带就干了，私人养猪可积肥料，卖给集体可以增加多少工分。陈云对这些问题都作了调查，最后说，看来我们的方针应该是私养为主，公养为辅。后来根据会议决定用一两天时间就起草了一个文件。

1961 年初，中央规定了养猪的方针是“公私并举，私养为主”。但是，一到地方，大家都搞地方土政策，留个尾巴。当时上海市不准农民私养母猪，把农民养的母猪都作价（实际是无偿）收归集体饲养，还把这一条提到刹住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高度。由于母猪只准公养，不但产苗猪大大减少，而且公养母猪的伺养员，远不如农民细心照顾，产苗猪少，苗猪死亡也较多。

在小蒸，陈云调查很仔细，开专题会，仅养猪一项就召集公家养猪的六七人和私人养猪的六七人各座谈两次。公社有 15 个养猪场，调查组看了 10

个，陈云亲自去看了 2 个。陈云经过调查后讲，不准私养母猪，就解决不了苗猪的供应。

在集体养猪场，陈云看到，饲养员责任心不强，喂猪时就像食堂开“大锅饭”，干稀一律，哪头猎吃得多，哪头猪吃得少，根本没有人管。在大大的猪棚下，猪圈卫生极差，里面只薄薄地铺了稀稀落落的一点稻草，湿漉漉的，猪们滚得遍体泥浆。陈云生气他说：“从来没有见过有这样养母猪的地方，这样的猎场能增产猪仔吗？”

公社干部汇报说，去年一年公养猪没赚到钱，反而亏了 3.8 万元，平均

每个农户要负担 16 元。建猪场，搞基建还花了 7 万元。

公社化以前，私人养母猪的时候，平均一头母猪一年生十四五头苗猪，苗猪死亡率只有 6％。实行公养以后，一头母猪全年平均只生 4.5 头苗猪，苗猪死亡率达到 89％。这么强烈的对比使陈云很吃惊。但饲养场的管理人员不承认自己有什么责任，而是强调客观原因。他们说，私养母猪，几个人管一头，当然管得好，公养母猪一个饲养员平均要养 10 头，加上种饲料、搬饲

料的人和管理人员，平均每个人要养 4 头，所以养不好。

参观了集体养猪场后，陈三得出的结论是，“大而无当。”

陈云又向养母猪有经验的农民调查。他们告诉陈云，私养母猪的时候，养得好赚钱多，养不好要亏本，所以他们对母猪像对产妇一样关心，对苗猪像对婴儿一样关心。喂猪的时候很细心，也很有耐心，注意猪什么时候该吃什么、喜欢吃什么，有什么异常。母猪怀孕了注意保胎，母猪快生产时农民就睡在猪栏边守护，对比较瘦弱的奶猪特别照顾，把它放在奶水最多的第三个奶头上吃奶，这样奶猪部长得比较均匀。猪圈保持清洁，夏天割青草垫猪圈，冬天往里垫些干草，保持冬暖夏凉。这样农民私养猪养得好，又能赚钱，和公养猪形成鲜明对比。

陈云得出结论，要发展养猪业，必须把母猪也下放给农民私养，鼓励农民多养猪。

以前，即使粮食很紧张的时候，陈云也主张，为了保证肉食供应，粮食分配时要考虑猪的饲料粮。但毛泽东听说后不以为然，说：猪吃百样草，看你找不找，养猪可以不费粮。陈云这次下乡调查，也很想具体了解一下这个问题。调查以后，他得出结论，养猪还是要用粮的，只喂草，某一段时期可以，长久下来就不行，每头猪少不了 100 斤原粮。养猪不用粮，不能相信。

在一次老农座谈会上，陈云问老农：“把你们的猪没收对，还是发还对？”农民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说话。一个老农作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回答：“上面说没收、发还都是对的。”

陈云又问：“你们现在敢不敢养猎？”

那个老农回答：“还不大敢，说不定哪一天又是没收对了。”

陈云就对大家说：“没收不对，发还才是对的，以后再不会没收了。” 陈云的这个明确表态，开会的老农听了都喜出望外。当天这个消息就传

遍了全公社。第二天是 7 月 1 日，党的生日，公社宣布放假一天。农民几乎家家都到别的公社去抢购苗诸，妇女们把所有的小船都开出去抢捞水浮莲（养猪的青饲料），掀起了一个养猪的高潮。

看到农民的积极性，陈云非常高兴，他对调查组说：你们看，现在猪归私养，妇女养猪的积极性就起来了。她要是不养猎，收工回家，除了做饭，劳力就闲起了。这样算下来，要闲下来多少劳力呵！他还深有感触他说，我

们党犯了错误，必须向农民承认，不然就是改正了，农民还不相信我们的正确政策。

小蒸公社在两次养猪问题座谈会结束后的当天下午宣布：即日起，原由集体词养的母猪，统交原养户领回。

在小蒸，陈云参观了百货商店，本来看到商店里还有一点东西，但旁边马上有群众揭穿说，是为了应付他而摆设的。负责人汇报说，商店现在亏空很厉害，群众需要的东西短缺，没有小铁锅，只有食堂用的大铁锅，没有套鞋，没有农民常戴的毡帽，没有花格布、花条子布⋯⋯陈云听了汇报后说，现在是上面拨给什么卖什么，不是群众需要什么卖什么，做生意不是这样子做的，这是官家生意。

那段时间里，每到傍晚，小镇上合作商店的店员就在街道上叱喝：棒冰，棒冰，两分一碗！开始大家还奇怪，棒冰应该论根卖呀，怎么这里的棒冰还是论碗卖的？出去一看，还真是用碗卖的。一问才知道，棒冰是上海做的，然后通过国营商业渠道，运到县里，县里再用汽车、小船运到各乡镇，乡镇再往下面分，等到了基层商店，棒冰就成了棒冰水，想不拿碗卖都不行了。陈云知道后，摇着头叹息：现在商品流通是按行政区划来管理的，不合理，可是又改不过来。

小蒸公社靠近黄浦江，过去有许多渔民下午开船到黄浦江去捕鱼，黎明运到上海，就在上海出卖。解放后上海市为了保证水产品供应，规定青浦县每月要向上海供应一定数量的水产品。因此青浦县规定渔民的鱼不准在上海出售，必须运回青浦，卖给县水产公司和下属收购点，再由县水产公司运到上海去完成供应任务。这样多次来回运输，耽误了渔民的时间，而且往往把活鱼运成死鱼，价格大落，渔民有时只好把鲜鱼做成咸鱼上交。而到市场上，光这些运输费用和手续费用一加，鱼价就很高了。

陈云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又亲眼看到鱼行准备上交的死鱼，十分惊讶。觉得这样做大不合理。他亲自我来青浦县委和水产局的负责人来谈话，劝他们准许渔民在上海出卖。青浦县委很为难，他们说，如果这样做，必须由上海市委取消我们的供应任务，上海市是不会同意的。陈云无奈，只得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

会后陈云叹一口气对周大和等人说：“我一个党中央副主席，连这样一个小问题都解决不了，实在对不起人民。”回到上海后，陈云把这个意见向上海市委反映，陈丕显亲自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由于事情牵涉整个商业流通体制，这个问题始终没有从根本得到很好解决，水产品仍要经过几个批发环节才能进入市场，所以市场上看不到活鱼。这个问题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渐得到解决。

月 12 日下午，陈云一行完成调查任务，离开小蒸。

为了论证在小蒸公社调查的问题，进行比较，陈云又到与青浦情况相似的杭州、苏州找了几个县委书记和若干个大队支部书记，研究种双季稻和种小麦的问题，也问了养猪和自留地情况，然后又到与青浦土地、人口、气候条件不同的浙江萧山、江苏无锡两县调查种植情况。

在杭州，陈云把调查结果向毛泽东作了汇报，随后又向周恩来作了汇报，他们都认为很好。

此后，陈云又就养猪、农作物种植安排、自留地三个问题同上海市委、江苏省委、浙江省委交换了意见。

最后，陈云把这次调查发现的问题和儿点建议整理出来，专门给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写了一封信。陈云在信中把这次了解到群众的几点意见概括为 4 点，一是粮食吃不饱；二是基层干部不顾实际、瞎吹高指标，参加劳动少，生活特殊化；三是干部在生产中瞎指挥，不向群众进行自我批评；四是没有把集体生产组织好，农民积极性差，相反，对自留地、副业生产积极性高。随信附了这次青浦农村调查的 3 个专题调查报告：《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

通过这次深入调查，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引起了陈云新的思考：为什么直到 1962 年 3 年调整时期快结束的时候，产量虽有回升，但还未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1958 年我国粮食产量已达到 4000 亿斤，人均为 606 斤。1960 年下跌到 2870 亿斤，到 1962 年才恢复到 3200 亿斤，人均只有 475 斤，要怎么才能迅速走出低谷呢？青浦调查后，陈云日益焦虑不安，不断探索出路。